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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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周军将士冲人敌阵，商军虽众，皆无战心，看到强大的兵车将率潮水般涌来，自知难以抵挡。于是七十万人一起掉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向商朝京都朝歌。殷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放火自焚，统治中原近六百年之久的商王朝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在姜子牙大战牧野，以周代商之后的几百年来，许多史学家对战争前的占卜仪式进行了研究。从史料可以看到这种卜战仪式最早源于史前时期的石器时代，殷代最为盛行，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卜战仍然是战前的一项重要仪式。其占卜的方法是在龟壳或牛肩胂骨的一面钻孔，灼热后骨背面便出现裂纹，占卜者可按裂纹的不同判断吉凶。
历史发展到秦代，由于资料的缺乏，后人无法得知这种卜战仪式是否在秦军中应用，甚至有人提出了这种古代卜战仪式在秦代已绝迹。三号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发掘，使困惑中的史学家又终于看到实证。在俑坑中除陶俑陶马和兵器外，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二号俑坑中没有的一堆动物骨骼朽迹和一段残缺不全的鹿角。这些实物的发现，无疑证实了秦代卜战仪式仍然存在。至于这种卜战仪式在秦代大规模的战争活动中如何应用和发生作用，也许随着秦始皇陵园遗迹的不断发掘会逐渐得到解答的。
完整的古代陈兵图
由于军阵是伴随战争而产生的组织艺术，又随战争实践而发展变化的多种形式。今天的人们要了解古代的军阵，自然显得力不从心。而随着古代兵书真本的失传和具有明显演义性史书及描写古代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的问世，古代军阵被无形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它越来越处于一种近乎神化的境地。后人难以见到它的真实面目了。
在唐代所留下的史料中，有一篇叫《李靖问对》的军事文章。唐太宗李世民问军事家李靖何为“五行阵”时，李靖当即回答了“方、圆、曲、直、锐”五种阵法，并向李世民进一步解释，尽管古代兵书战策所言阵种繁多，各家之说不尽相同，但总离不开“因地形使然”的道理，若将诸种阵形加以概括提炼，用此五种阵法完全可以囊括。在这场君臣问对中，李靖郑重其事地指出，“凡军不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手？”李靖对古代军事诸家阵法的概括，无疑又为后来的军阵研究者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这个谜经过了1300多年后才终于得以解开。
1972 年4 月，考古人员在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西汉武帝时期的墓葬时，意外地发现了记载《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4900 余枚竹简。兵法的问世，引起了世界考古界与军事界强烈轰动，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理论佐证，悬而不解，争论不休的问题由此得到了确切而一致的答案。
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十阵》曰：“凡阵有十，是为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孙子兵法》虽列有十阵，在今天看来其中一些不能算作阵，如火阵只是用火攻击的方法，水阵则是在水上战斗或利用水攻击敌人的方法，这些不能成为独立的阵形。因此，《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子兵法》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摒斥了孙子的“火阵”和“水阵”而成为“八阵法”。
“八阵法”被孙膑首先提出后，历代军事家又接此加以推演，形成了庞杂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阵法”。可惜这些阵法仍未能超越孙膑“八法”的范围。但就孙膑的“八法”而言，仍可提炼和简缩。如“玄襄之阵”只是多置旌旗而诱敌的疑策，并非战斗队形的排列组合，严格他说是不可称阵的。
“疏阵”和“数阵”两种阵法大同小异，只是前者疏数，在战场上展开队伍，扩大阵地，后者在战争中收拢队伍，不为敌人所分割。两种阵法实则均属直阵的范畴。“雁行之阵”和“钩形之阵”，前者意在将队形呈大雁飞行状展开，以便更大地发挥矢弩之威，而后者的阵法是左右弯曲如钩，以便见机行事，采取迂回包抄。这两种阵法亦可用曲形阵加以概括。“锥形之阵”的阵法相当明确，旨在以精锐之师突破敌阵的防线插入敌人的纵深。由此，孙子的“十阵”和孙膑的“八阵”之法，实际的基本阵形仍是“方、圆、曲、直、锐”五种。可见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对古代兵书战策的提炼和概括是颇有道理的。
理论的总结自然要经过验证，然而中国古代军队刀光剑影、血流漂杵的战场，俱被岁月的烟尘所埋没。许多著名战役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阵容，也不能“定格”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后来的人们就只有根据在烟尘中残留的蛛丝蚂迹来推断远古战争的辉煌场景，并按照各自心中意想的图形，对古代军阵的真实面目进行不休的争执。
秦始皇陵兵马诵的出土，使人们透过欣赏这一奇迹的表层，同时也窥到了它隐匿于表层之内的深刻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的脉络。这无疑是古代一幅完整的陈兵图的真实再现。
三个兵马涌坑作为不同形式排列绝非是随心所欲的安排，它完全真实而形象地向后人展示了秦代精华的军事布局。一号坑作为异常规整的长方形出现也绝非偶然，这是一个方阵格局的典型代表。
阵中的车马和武士俑背西面东，给人们显示了整个俑群已具备了锋、翼、卫、本几个在方阵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坑中的最前端横排三列共计204 件武士俑，他们中除三个头戴长冠的“将军俑”外，其余均是身着战袍，腿扎行滕，足登浅履，免胄束发，手执弓箭。军卒的装备显然是古代兵书所云的“善发强弩、远而必中”的摧锋之士。这同二号坑前端左翼安置的弩兵俑群一样，反映了这是一支攻击型的部队，其战法必定是在战斗开始的瞬间万箭齐发，迫使敌军突然乱阵。后续的38路大军乘机源源冲击，形成白刃格斗，斩将擒敌的阵局。在大军中间的特定位置上，战车上站有手握青铜宝剑的将军予以指挥，从而形成一个方阵的主体布局。
在俑群南北两旁的武士俑，身披重铠，手执劲弩，面向军阵两侧呈出射状，这无疑是整个方阵中的“两翼”。在俑群的后部。有三排锐士作横队排列，背队大军，这便是方阵的“卫”。两翼和卫的作用在于防止敌人拦路截击或包抄后路，以保障自己军队的战斗行动不受敌人的夹击，从而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目的。站在军事战略的高度上认识，一号坑兵马俑所组成的庞大方阵，提供给后人的便绝不是一张固定而呆板的图画，从这个战阵的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军事战略沿革的脉络。一号坑方阵的组成之本，在于以众多的步兵簇拥战车从而组成强大的决斗力。步兵手执矛、戟、铍等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长柄兵器用以决斗刺杀敌军主力。车兵和弩兵则是用以射杀突出与明显部位的敌军，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这个方阵与春秋时期大排面的车阵不同的是，它充分发挥了步兵的战斗作用。战车所布之阵，可显示军容，威慑对方，发挥集体作战的威力。公元前656 年，齐楚会盟于召陵，齐桓公排布诸侯之师组成方形车阵，清楚国使者乘车巡视并洋洋自得地称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可惜他以战车为主体的方阵最终没能抵住秦国以步兵和战车为主体的军阵攻击。它的道理在于战车为主体的军阵虽能显示庞大的气势，但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便不能发挥庞大的威力。同时又由于战车的存在，束缚了士兵在不同情况下个体战斗力的发挥，更谈不上随机应变，充分利用灵活作战的战术。故此，战车为主体的方阵随着战争的发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也是自然的事情。
著名作家、军事家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对古代希腊的方阵作了这样的解说：“方阵并不是像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僵化的队形，它可以是方形也可是拉长的长方形。也就是形成摆好的阵势。这种阵势也可以随战机收缩，以便突破敌阵。”阿里安的这种解释，也同样适于中国古代军事家孙膑所言“方阵之法，必薄中厚方，居阵有后”的特点。“薄中厚方”，有的史学家解释为“加强两旁的兵力，中间较弱”，这显然与孙膑的“本必鸿、战惟密”的列阵思想相矛盾。按照考古学家张占民先生的解释，“薄中厚方”的“中”应指方阵的正面，“方”似指方阵的纵深。“薄中厚方”的列阵理论应为正面要小，纵深要长，以此编成军阵，必然成长方形。
唯有这样宏大而纵深的军阵，才能充分显示出攻击或防守在战争中的优越性。
很明显，一号坑军阵无论从哪个角度透视，都难将其整体予以分割开来，和一号坑不同的是，二号坑兵马俑军阵明显地分离成四个不同形状的军阵布局。第一个空间是由334 件弩兵组成的方形集团，第二个空间为64 乘轻车组成的方形队型，第三个空间由19 乘重型战车和百余件随车步兵组成的长方形劲垒，第四个空间则是由6 乘战车和124 件骑兵组成的力量。
弯兵和骑兵尽管在战国末期特别是秦代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兵种，但在战场上却不能构成独立的军阵。尽管这时的弩兵已形成集中的兵团并排成相应的队形，做到了前后相次，射时前无立兵，队无横阵，张而复出，射而复入，更发更上，番次轮回的战斗效能，却无法做到军阵所要求的千变万化，因战局的不同而进退自如的功能，因其行动缓慢。兵器杀伤效能单调，决定了在战场上必须同其它兵种配合的特点。与此相反，骑兵尽管行动迅速、机动灵活，可惜他们手中的兵器不是枪、刀，剑、戟而是劲弩。兵器的局限而不得不同样必需同其它兵种配合。因为劲弩使用不便，况且鞍马没有脚蹬，这样的兵种假如独立成阵，其在战场上的使用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历史倒转几百年，位于第二和第三空间的庞大车队，完全可以形成“先编后伍”的“鱼丽之阵”。从战车与步兵的布局来看，也附合阵法所要求的先把战车编成纵横队列，再在车后安排步兵，成为车前步后，并在车与车之间以步兵填之，形成鱼儿钻进曲簿的制敌要领。这种阵法春秋时达到鼎盛，郑国曾用这种“鱼丽之阵”以少量的兵车和士卒战胜了强大的周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但这种以车为主。步兵为辅的全正面进攻队形，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弱点而无法再适应战场的形势变化了，到战国末期，这种以车为主的队形已无法单独作为军阵出现，便只能是和其它兵种配合，成为阵中的一个部分。
尽管二号坑中的四个军事集团不能单独成阵，但是他们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大杀伤力和攻击效能的曲形阵，这种军阵一旦应用于战场，必将是所向披靡，威力无穷。这种多种配合形成的强大阵容的战术思想，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军事家的重视。当冷兵器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列阵思想同样渗透到现代化战争中，从而形成了规模更加庞大。兵种更加复杂的“立体”军阵。
雁行之阵
既然一号涌坑和二号涌坑模拟的是两个实战的军阵，三号桶坑又作为指挥部出现，那么这三个涌坑无疑就是一个蜜不可分的军事集团。这种不同兵种的排列组合方法，是遵循什么样的军阵原则？
很明显，这个大型军阵的排列，完全不同于春秋以前的阵法了。周灭殷的牧野之战，只是一种单调的车步配置一线的横排方阵，双方交战时均作全正面冲突，在战术思想上没有采取策略性地变化的活力。敌我双方只能靠兵器的优劣、士气的不同而决出胜负。
秦俑坑军阵布局和兵种的排列，隐现着一种随战场情况变化而军阵和兵种配置也随之变化的迹象。执弩的前锋射击后，可随即分开居于两侧给后面的主力让路，骑兵则根据不同的敌情，以迅疾的速度冲出军阵，和步兵主力形成犄角夹击敌人。这种战术上的变化，在春秋中期的车战中就已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这种以夹击为队形的阵法渐已趋于成熟。春秋时期大排面的车阵战已被这种追击、包围、正面进攻的战术形成所替代，“雁行之阵”由此形成。
秦俑军阵无疑是“雁行之阵”的再现。当战争一经开始，阵前的弓弩手先开弓放矢，以发挥其穿坚摧锐的威力。一号坑的步兵主力乘机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二号坑的骑兵与车兵避开敌军正面，以迅猛的特长袭击敌军侧翼，一号坑步兵主力在接敌的同时将队形散开，和车骑兵种共同将敌包围，致使敌军呈困兽之状，从而达到歼灭的目的。这正如孙子所言：“凡战者，以正合，以骑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于江河。”一号俑坑是以传统的车兵与密集的步兵组成的庞大军阵，兵力部署相当于二号俑坑兵力的三倍。而二号俑坑则是由弩兵、骑兵、车兵组成的军阵，当二号俑坑的兵车、战马以“取锐”的快速进攻方法冲入敌阵时，一号坑的大军则“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接触与敌军正面交锋，这种布阵方法，可谓大阵套小阵，大营包小营，阵中有阵，营中有营，互相勾结，又有各自摧锐致师的性能和目标。曲阵的神奇变化，迅疾勇猛，方阵高深莫测，雄壮威武，使得这个雁行之势，用之对敌，则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正是利用这样一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和划时代的军事战术思想，血荡中原，席卷天下，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伟大使命。
划时代的艺术形象
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出土，除了让后世人类亲眼目睹了那威严壮阔的营阵场景及栩栩如生的群像之外，那个体俑像如真的形体，自然的情态，精湛的艺术技巧和独创的表现力，又以光彩夺目的“秦俑艺术”直逼人们的视野和心灵，这一古老艺术的出现，固然体现着千古一帝秦始皇这个一世雄主的雄浑气魄和人生意向，但从另一个侧面则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伟大时代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追求。
秦俑三坑众多的与人等高的陶俑和硕大齐人的陶马，以及座骑、战车，按照军事序列和阵兵的形式，再现出来的秦军列阵、驻营、拟战、军幕的生活场景，从宏观上反映了秦国的兵强马壮、气吞山河的风貌和秦始皇本人博大雄武的气概。正是由于秦军在战国争雄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和秦始皇本人的气魄，构成了秦俑艺术产生的社会基础。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没有秦军的胜利，没有秦始皇帝，就不会有今天看到的秦俑艺术的存在。就不会出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的写实艺术奇峰。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秦代之前，以军队为题材塑造战争场面的艺术作品，如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装饰画，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面雕刻的290 余名士兵在水面和陆地上拼杀攻坚的场景，以及洛阳金村出土的骑士持剑刺虎纹铜镜中表现的武士着铠、乘马勇斗的风姿等等，虽然在艺术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军旅生活和疆场搏击的情景，但由于提供给后人的图像都是些仅具轮廓的侧面剪影，而无法看出他们的真实形象。在此之前，咸阳杨家湾汉墓从葬坑出上了西汉前期的彩绘步、骑陶俑群，这些俑像造型优美，人体的各个部位结构合理，形态生动逼真并极富灵性，但可惜通高只有50 厘米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