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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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地宫”，绝不是后人想象中有似于地面上的那种宫殿建筑，它实际上不过是人们对埋葬死者及其随葬品的墓穴的一种雅称罢了。
据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的研究，秦始皇墓内的地宫，的确具有宏伟壮丽的规模。经现代科学测试手段分析，它也确实突破了人们已知的秦代建筑水平。从总体上讲，它只能是，也必然是一个巨型的石砌周壁的竖穴墓矿，然后再附设一些回环相连的隧道式的别室和墓道耳室。而内部结构则是由石、砖、木料组成多级桁架式建筑拱卫穹窿顶的群体建筑。因此，同人们所见到的古代陵墓一样，秦始皇陵地宫也大致分为墓室、别室（侧室），墓道三个部分。
墓室是始皇陵地宫中放置棺椁的主体墓穴，或称椁室。据测知，秦始皇陵地宫上口起掘的范围很大，南北长515 米，东西宽485 米。在这个地宫上口之内，经施工处理，由四面向内收一段距离后，筑“方城”一周。方城四面辟门，其中惟东面有五个门道，为避免陵区雨水径流灌注墓室而造成塌方，除采取导流措施外，还在方城之内收分、斜行地向下挖掘墓扩。而在墓底，再壁直地挖筑椁室。秦始皇陵室这个由巨型的竖井式圹穴构成的三维空间，犹如一个倒置内空的“四棱台体”，也即是考古学家常说的口大底小的“仰斗”状。事实上，自春秋到秦汉间的大型土圹墓，斜壁上都带有多级台阶，像已出土的秦公一号大墓就有三级，而杨家湾汉墓则有五级。那么，秦始皇墓中的周壁根据“数以六为纪”（《史记·秦始皇本纪》）规定，就可能有六层台阶环绕着。如果从透视的角度看，整个墓室就是六个由大到小的倒四棱台叠加而深入地下的大土坑。
《关中记》曾说过汉陵“方上”的面积是一百二十步，而汉陵封土堆基部的底面积大于上口的这种合理结构，显然是承袭秦陵而来。秦始皇陵家经过漫长历史的风风雨雨，终使它由原来周长2087。6 米缩小到现在的1390 米，足见它被历史的风雨无情地脱去70～82。5 米的一层“厚皮”。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这脱掉“皮层”的地方，即现在陵冢的周围，下深8 米，即是地宫上部的外围建筑。据考古专业人员测知，墓圹上口有一道高和厚各约4 米的“方城”，南北长460 米，东西宽392 米，其顶部距今地表只有2。7 —4 米。
在这周长1704 米的四边正中有斜坡门道，其中南、北、西三面各一，东边有五。门道宽达12 米，已用夯土填实。由探知的墓底强汞区得知，这个范围东西长160 米，南北宽120 米，并很可能就是椁室所在。
关于墓室的结构问题，我们无妨援引王学理、程学华等考古学家所总结的考古资料作推导，也许有更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已经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上自殷周、下迄汉代的大型陵墓，凡是在平川地带营造墓室者，无不穿土为圹，作成朝天的竖穴墓椁墓，椁顶横铺原木，填土夯实，与地平齐。
已经发掘的王侯大墓，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冈“亚”字形大墓、武官村“中”字形大墓、妇好墓、凤翔的春秋时期秦公一号大墓、咸阳杨家湾汉墓等，都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很好的例证。至于战国晚期，虽然已经开始出现了洞室墓，但这还只局限于小型墓葬。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穴固然是大型的洞式墓，也开了“以山为陵”的先声，但这属于凿山为藏的另一种类型。另外，像湖南长沙象皮咀的吴氏长沙王墓和陡墓山曹■（长沙王后）墓，则为我们提供了西汉文、景二帝时期诸侯王墓的典型材料。这两座墓都具有较为复杂的木结构墓室，它包括着前室、后室、两层回廊、甬道等部分，内置“题凑”、两重木椁和三重套棺。其结构特点是摆脱了传统“井椁”的固有形式，在木椁室前端已经设了门，原来的头箱、边箱和脚箱分别演变为前室、回廊和后室，而前室又分外高大、宽绰，处于突出的地位。内置案、盘和果品，象征宴享或祭祀之所；回廊则由若干个小室组成，后室则放置棺。显然，这是模拟地上宫室建筑而来。那么，具有更大规模，而时间早此四、五十年的秦始皇墓室结构，岂能挥邢嗤 β穑炕卮鸬比皇强隙ǖ摹* 秦始皇陵所在的地理形胜固然优美，但它却处在骊山北麓大水沟口的山前洪积冲积扇的前缘地带。这个冲积扇的扇心在陵区陈家窑到杨家村一带，而扇缘部分却很宽大，东西跨越焦家和董沟之间，几近两公里。陵冢南北的坡向呈正方形的阶梯状倾斜，由南往北递减。反过来从地望上看，陵园北部的坡度只有1 °左右，南部在2 °上下，再由上陈到杨家就增至3 °。而陵东西两侧呈凹槽状，坡度变化也大。据考古探测，两侧的冲积覆盖层由砾石、砂砾、亚粘土、泥砂和粘泥混合组成，其中心厚度可达150 米，这样的地形、地质构造，使当时在选择陵墓地宫的具体位置时，就无疑地要面临一对突出的矛盾。即：冲积扇心的地势虽然高亢、富有气势，但地面狭小，砾石很大，而同一高度的杜家村和董家沟之间，固然开阔，但地质结构疏松，稳定性差，其扇缘部的上焦至岳家沟一线以北，砂砾、黄土层尽管深厚，却地势偏低。
于是，聪明的陵墓设计者优选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在“营建矿冢”上下功夫。
这就是：在地面开阔而地势偏低的黄土地上深掘圹穴，加高封土。这样，就把利用自然形势和人为地改造形胜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在“骊戎之山”旁边又矗立起一座人工的“山林”。
在推测秦始皇墓穴深度时，人们怀疑通风问题是秦代施工技术上难于解决的问题。这实际是把墓室误作纵深的洞穴而产生的疑虑。如果确认其是大口朝天的竖穴，也就不会产生难以通风的疑虑了。至于深地取土，则属于高程运输，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不算复杂的。
当这些问题和矛盾都被消解之后，在深而大的“地宫”里，其顶部的建筑形式同样是一个值得研讨的课题。
作为竖穴石扩的秦始皇墓室，其跨度和进深，肯定也是超巨型的。从已掌握的考古材料看，展示给我们的思路只能是：在桁架结构上考虑墓室顶部构造。因为奏代的建筑技术还不能解决无柱的大跨度屋架问题，一些地面上的大型建筑物，特别是宫殿，还多沿用殷周以来流行的高台建筑形式。如咸阳原上的秦一号建筑考址，原是一座平面呈曲尺形的夯土高台，上下有三层。
经复原，其顶部正中是高耸雄伟的两层主体居室，南临“露台”，北邻设有平座和栏干的“榭”，东门通“曲阁”上“阁道”。在主室四周有上下不同层次的小间，围绕高台层排列着七个出檐设廊的单室。这一宫阙建筑突出的特点是，把不同用途的房间安排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结构紧凑，排列得体、高下错落而又主次分明。另据《史记》载：阿房宫建筑规模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今天人们看到的阿房宫前殿遗址，仍是一个东西长1300 米、南北宽500 米、高达10 米的夯土台基。推想而来，其建筑结构也不外乎围绕土台作多层安排。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都向人们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即秦代的大型建筑靠着都柱及其栌（斗）、栾（拱），承托着■瘤（大梁），再配合以壁柱，组成一套木构架系统，从而解决屋架大跨度问题的。这个事实，就为研讨秦始皇陵地宫顶部的结构问题，提供了有关技术的借鉴。
与此相关的是，作为大型地下建筑的秦兵马俑坑，也为探讨这一课题提供了范例。俑坑下部由一道道东西向的承重墙把大坑隔成一条条室档，下铺条砖，从而形成放置兵马俑的“过洞”。在过洞西侧，有壁柱嵌入承重墙内。
柱间下垫木、上架梁，成为纵向的支承骨干，再在梁上横铺密桁。众多的木物件结合部通过榫头卯眼而构成整体结合、稳定性良好的木构架网络系统。
这种既有多跨的宽容度、又有延续的进深性作法，对于我们了解地宫的建筑无疑是一种理性并富有现实意义的启示。
在这些启示下得出推论的秦始皇陵到底是什么样子？据考古学家王学理推断：秦始皇陵墓室底部的平面形状，同墓室上口一样，近于长方形。底面积19200 平方米，相当于48 个国际标准篮球场。如果“上具天文”指的是在平板的木椁顶或石顶上画些日、月、星辰之类，哪还有什么“天文之象”的意味？其实当时人的天宇观早已形成，天是苍穹，呈拱形，像个倒扣的蛋壳，地是方的，有如棋盘，天际之处，连接四海。“三光隐映，以为昼夜”，正是此处的形象。可以说，秦始皇陵地宫，在平面布局上是分区的，在立体上环周壁却是分级的。主体建筑作穹庐顶，居于突出地位，其他如百司衙署、离宫别馆，则是许多大小不同、规格各一、自成单元。而这些群体建筑，通过一套柱、梁、枋、檩、慓等木构件和墙、阶、角、隅组成一个桁梧复迭、窿顶穹空的巨型砖石和土木混合结构以承托陵冢的荷载。如再加上墓圹周壁上数重台阶的楼、阁、亭、榭，就显得上下错落，变化有致。地宫上部，以宫墙（方城）环绕，阙、楼连属，俯瞰宇内，气象博大，蔚为壮观——这就是秦始皇陵墓地宫的辉煌构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地质学家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化学探矿方法，对秦始皇陵先后进行了两次测试。他们先在秦始皇陵封土之上钻眼取土作为地质样品，经过精密的室内化验，惊奇地发现土壤中的汞的含量为70—140ppb，从最深处取出的土质含汞量可达到280ppb，测试结果表明秦始皇陵地下埋有大量的水银。为排除秦始皇陵封土本身就带有大量水银的可能性，地质工作者详细地查找了史料中关于秦陵封土来源的记载，其中郦道元的《水经·渭水注》记载较为详细：“鱼池水出骊山东，本导源东流。后始皇葬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淤深，水积成池，渭之鱼池也。”这段记载告知后人，骊山的泉水本来是向北流动的，因秦始皇建陵筑起长堤，泉水才折北向东。至今在陵南约3 公里处还有一段长约1500米，高近10 米的长堤残迹。同时记载还说明秦陵用土取之鱼池。至今在始皇陵以北约1。5 公里的鱼池村南尚有一大坑，其容积超过秦陵封土的体积。
1982 年5 月，地质工作者再次来到秦始皇陵，并特意从鱼池村坑中取土化验，其结果表明鱼池坑中的土壤含汞量仅为平均35ppb ，比秦陵封土的含汞量平均值约低8 倍。如果郦道元的记载无误，这说明鱼池村坑中的土壤原来含汞量微乎其微，运到秦陵之后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表明是来自秦陵地宫内水银挥发所致的结果。以此类推，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的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是可信的。
既然司马迁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那么，从已测知秦始皇陵的强汞范围是12000平方米来看，如果按有的学者根据有关资料把储汞的厚度暂以10厘米来计算的话，则墓穴内水银藏量的体积应为12 亿立方厘米。据现代科学提供的依据，汞在20℃时的密度是13。546 克/ 立方厘米。那么，始皇陵内原来藏有水银的理论数字应为16255。2 吨。因为陵内是”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要流动起来当然就不是平铺地倾入墓底。如按已掌握的汞藏量和现代汞的生产能力，估计陵墓内储有水银应是100 吨左右，如果这个数字能够成立，再由丹砂炼汞的比率（86。26 ％）推算，始皇陵内的巨量水银需由约115。928 吨丹砂提炼而成。聪明的中国古代炼丹家，很早就发明了用石榴罐加热使硫化汞分解而得到水银的方法。这个生产过程用现代的化学分子式列出便是：
2HgS 十302 →2HgO 十2SO2↑
2HgO→2Hg 十O2↑
秦始皇陵地宫内储有100 吨水银，这在今天的人类看来，似乎是个难以置信的数字。假设这个事实成立，用什么方法或证据来加以证实呢？或许，只有从有关的文献记载和始皇陵区附近的汞矿等方面来考察更合乎逻辑。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说过：“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擅其利数世，家颇不赀。”从此记载的补充“徐广曰：涪陵出丹”来看，这里应指今天的四川彭水县。《新唐书·地理志》载：“溱州土贡丹砂。”溱州便是今天的四川綦江县。另据地理资料知，酉阳县也有产汞的历史。由此可见，在今天的四川东南彭水、綦江和西阳地区构成了一个产丹砂的三角带，而在这个三角带中，又以彭水产丹的历史为最早，时间也最长。实际上，与之毗邻的贵州省的汞的储量、产量目前居全国之首，其中与四川彭水三角区不远的铜仁、德江、思南、桐梓等县也早有盛产朱砂、水银的记载，而这些地方发现和开采的历史不晚于川东南三角带，或者更早些。
另据《宋史·食货志》载：“水银产秦、阶、商、凤四州，有四场。”又“朱砂产商、宜二州，富顺监有三场。”今天的山阳县，自唐以后属商州，在县西南金钱河上游的西坡岭、丁家山、石家山有汞锑矿，至今仍在开采。
而《元和郡县志》曾说：“兴州（今略阳县）开元贡朱砂”、“长举县（今略阳县西北）接溪山在县西北五十三里，出朱砂，百姓采之”，历代不绝。
再据《明一统志》载：洵阳县“水银山在县东北二百四十里。山出水银朱砂，有洞”。经现代地质部门勘探，在公馆和竹筒两乡相接的大小青铜沟一带，竟是一处长达百余里的特大汞锑矿床，定名“公馆汞矿”，其藏量居西北地区之首，列全国第三位。据古矿洞中采集到的遗物判断，其开采的历史可远溯到汉代之前。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巴蜀寡妇清之所以载之于《史记》，正是她家数世开办汞矿致富而又适应了秦始皇对汞的需要，至于洵阳、山阳、略阳等县采汞的上限年代虽不能确证始于秦代，但通过政权力量和专制手段迫使全国交献的事实未必都详录在案。所以，就不能排除地处秦地、采运均称便宜的这些地方采汞的可能性。因为由公馆到两河关（乾河同旬河交汇处），可溯旬河水运到宁陕，后沿子午道抵达长安，再转秦陵，全程不足300 公里。由山阳到商州，本来有一条古道相通，再走武关道，直驱秦陵，也不过230 余公里。至于远在巴蜀的丹砂和水银，当是跨长江、溯嘉陵江而上，沿米仓道或金牛道越过巴山，经汉水，再通过褒斜道、傥骆道或子午道这些“千里栈道”，源源不断地运到关中的。
从汞的产地和运输航线看，始皇陵内有100 吨水银似是可能。但既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就必有川、河、海的流动，至少当初的设计者是这样构想的。那么，这些水银形成的江河湖海又是如何流动的呢？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史记》中“机相灌输”和《汉书》中“机械之变”的记载，对这千古之谜似应有所悟。在古代“机”的含义只能指机械，而同近现代以热能和电能为动力的机械、机器却毫不相干。“灌输”当是流灌输送的意思。
而“相”字在这句话里却至关重要，它把“机”同“输”两者联系了起来，由机械推动水银流动，再用“灌输”的力量反过来又推动机械运动。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