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相”字在这句话里却至关重要，它把“机”同“输”两者联系了起来，由机械推动水银流动，再用“灌输”的力量反过来又推动机械运动。如此往复不已，以期达到水银流动不辍。然而，这种构想应该算是设计者或建造者的一厢情愿，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和转化的科学原理，任何不消耗能量以求作功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事实证明，这种努力也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徒劳。由此推知，始皇陵内的“水银河”是无法也不可能长期流动的，它只能在机械的推动下缓缓地“流动”一段时间，然后进入枯竭状态。遗憾的是，今天的人类尚不能确切地详知创造以水银为江河大海流动的壮举，使用的是怎样一种神奇的机械。
当然，秦始皇地宫内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神奇造诣，其真实用意恐怕还不是主要象征气势恢宏的大自然景观。如同吴王阖闾、田齐桓公午墓中以“水银为池”一样，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防盗。
历史的经验提醒人们：“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也”（《安死》）。由于水银的熔点是…38。87℃，即是在常温下的液态也极易挥发，而汞本身是剧毒类药物，人一旦吸入浓度汞气，即可导致精神失常、肌肉震颤而瘫痪，以至死亡。墓中“以水银为池”，便可扩大汞的蒸气挥发层面，使毒气发挥更大的作用。秦始皇墓内用“机相灌输”的方法来搅动水银，不但使摹拟的江河“奔腾”起来，而且弥漫在墓内的高浓度汞蒸汽，可使入葬的尸体和随葬的物品长久保持不腐，更重要的是还可毒死胆敢进入地宫的盗墓者。
始皇陵地宫的形状已经推断而出，那么这位千古一帝的棺椁又是个什么样子？
自兵马俑被当地农民发现之后，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对于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七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版的《国家地理》杂志上，插图作者杨先民先生在图中曾根据科学推测，把秦陵地宫中装载棺椁的龙舟放置在以水银聚成的河流中间。对于这幅插图，有研究者认为，水银河穿绕于摹拟宫殿的椁室及山岳之间是有根据的，这从测得的汞异常区正当陵冢中心部位即可印证。但这幅插图也自有它的不足和失误，其重要的一点便是把史书上记载的“游馆”当成了“游移之棺”，而这个失误所依据的历史记载就是《汉书》上的“石椁为游馆”的说法。在《史记》中，司马迁在谈到秦始皇陵地宫时，只是谨慎他说过“下铜而致椁”，并且是放在“穿三泉”之后叙述的。由此可见这是施工程序中两个先后相接的步骤。这里的下应是投入、投放的意思；致，应作达到来讲。当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艺技术的进步，棺椁之制作则趋华丽奢靡。从已出土的曾侯乙墓的椁室来看，其室是用380 立方米的木材垒成，其主棺为两层的套棺制，并制作得十分考究。“外棺”的四周和上下两面用22 根重达3200公斤的铜材构成框架，再嵌以木板，拼成完整的棺身、底和盖。如果按曾侯乙墓的规模推测，秦始皇陵地宫中的椁也应是采取了同曾侯乙墓中外棺相似的作法，不同的是椁比棺的规模更大、装饰更为华丽罢了。历史兼地理学家郦道元把这种做法称作“以铜为椁”，似能说得过去。
在此之前的《史记》和《水经注》都称作“下铜致椁”或“以铜为椁”，而《汉书》却偏称“石椁为游馆”，这岂不是一对大的矛盾？
如果班固的《汉书》有些道理，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前者说的是主椁，后者指的是椁室。从已出土的曾侯乙墓看，椁室的内部隔成北、中、东、西，各作长方形的四室。东室是放置墓主人之棺的主椁，即“正藏椁”，其它各室均属“外藏椁”，中椁放礼乐器，西椁殉人，北椁置车马器和兵器。以此推测下来，秦始皇陵地宫的“正藏椁”很可能就是所谓“以铜为椁”，而“外藏椁”的各室彼此相连又同各侧室相通，如果这个格局能够成立，便构成了回环往来的趋势，从而也就自然地构成了优游之棺。也正因为椁室用石砌筑周壁，同挖墓室时“塞以文石”的做法一致，所以，这种椁室就被班固在《汉书》中演义成“石椁为游馆”。
关于古代的陵墓，大多有脂烛长明，弩戎不虞的传说，这些传说为本来就阴森神秘的陵墓又增添了一份恐怖。至于气魄恢宏、历史悠久的秦始皇陵地宫，人们对这种传说更是深信不疑。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始皇陵中有“人鱼膏为烛”的记载。所谓“人鱼”应指今天人们常说的“娃娃鱼”或“山椒鱼”。这种鱼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地方仍有分布，但数量却不是很多，因而已列入珍奇动物的保护范围。
“人鱼膏”在很多典籍中都写作“人膏”、“鱼膏”，这很可能是流传中的笔误。在古籍上常有用■鱼、人鱼、孩儿鱼、鲩讷来代表“娃娃鱼”的，其学名叫“大鲵”。据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的研究，鲵的另一种解释便是“雌性的鲸鱼”。他在研究中指出，由于鲸鱼属于大型水栖类哺乳动物，体长、肉美、脂肪多，用其脂膏点灯便有了经济的意义。当年秦始皇在东海令人以连弩射杀过的大鱼便是鲸。有的科学家曾作过这样有趣的推算：用鲸脑油制成的蜡烛，一支的燃烧值是7。78 克/ 时，一立方米的鲸油可以燃烧五千天，秦代人之所以用“人鱼膏”作烛，大概是利用了耗油少、燃点低、不易灭的这一特性，用作照明相对可以保持持久。但从已出土的北京十三陵明定陵地宫中的“长明灯”来看，在陵墓中要做到“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隔绝了空气，燃烧也就成为泡影。
想来秦始皇地宫中的“长明灯”，也早已熄灭若干个世纪了。
如果打开秦陵地宫，其间安装的弩弓是否还能发生作用，这同样是研究者和好奇者感兴趣的课题。秦始皇陵内安装的弩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现在尚无确切的定论。但就秦俑坑出土的弩弓来看，其弓干和弩臂均较长，材质可能是南山之“柘”（山桑），当是性能良好的劲弩。据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估计，这种弩弓的射程当大于六百步（合今831。6 米），张力也当超过十二石（合今738 斤）。这样远射程、大张力的劲弩，单靠人的臂力拉开恐怕是困难的，只有采用“蹶张”才能奏效。如果把装有箭矢的弩一个个连接起来，通过机发使之丛射或是连发，就可达到无人操作、自行警戒的目的。
这种“机弩矢”实际上就是“暗弩”。因为秦始皇陵内藏有大量珍奇异宝，为了防盗，就在墓门内、通道口等处安置上这种触发性的武器，一旦有盗墓者进入墓穴，就会碰上连接弩弓板机的绊索，遭到猛烈的射击。这一做法，被以后汉唐陵墓所继承，有些史书也详尽地记载了这一事实。据《录异记》载：唐僖宗末年，一个盗墓贼被凤翔府官差抓获，当府曹李道审问时，盗墓贼说他“为盗三十年，咸阳之北，歧山之东，陵城之外，古冢皆发”。但有一次，在掘一古冢时，“石门刚启，箭出如雨，射杀数人。……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复进，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现堆积，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迸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膝，众惊恐走。比出，门已塞矣。后人复为沙埋死。”由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个盗墓贼可谓是死里逃生，无怪乎他对府曹李道说：此次不被捉捕，也打算今生“誓不发冢”了。
拨开历史的迷雾
关于秦始皇陵墓的规模、规格及地宫的形制，已经推测出来，人们在惊叹这座恢宏庞大的陵墓之时，也不免对地宫内奇珍异宝的存与毁多了几分担心和猜测。千百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一直流传着始皇陵被几番盗掘的不详之语，更有牧羊儿火烧地宫棺椁的说法。现在，流传中的盗墓者和那个牧羊的小孩已不能寻觅，只有关于这些故事的历史记载还残存人间。透过这些略带霉味的文字，我们似乎能看到如果按史书记载看，秦始皇陵显然是遭到了大规模的盗掘和破坏，而盗掘和破坏者竟是在中国历史上三个鼎鼎大名的人物，这便是西楚霸王项羽、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国君石季龙（石虎）及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若再加上西汉末年农民军在盗掘中“销椁取铜”和牧羊的小儿进入盗洞求羊而失火烧棺，算起来先后经历了五次大洗劫。从这五次大洗劫的记载来看，陵墓内的奇珍异宝早已荡然无存了。那么，这些史料记载和民间流传的故事，是否都是可信的？秦陵地宫真的被盗一空了吗？知名考古学家王学理在研究后指出：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越是随着记载时间的推延，叙说破坏的内容就不断增加，而且所叙各事又多有牴牾之处。最早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只说了”掘始皇冢，私收其财物”的话，况且还是引用的刘邦和项羽在阵前对骂中的语句。不想过了一百八十多年之后，在班固的《汉书》中，却出现了“羊入其凿”、“火烧其藏椁”又“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其掘”的语句。又经四百多年，地理学家郦道元在班固的基础上大加发挥演义，直至出现了项羽对始皇陵大加盗掘焚烧和牧羊童火烧地宫的具体细节。至于以后的史书作者，对始皇陵的毁与盗的问题上，更是百般演义，直至把石虎、黄巢等人加了进去方才罢休。而袁枚在《始皇陵咏》一诗中，对史书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不但未作半点怀疑，反而指名道姓，言之凿凿，并对始皇陵的遭遇作出了“骊山之徒一火焚，犁耙牴杆来纷纷。珠襦玉匣取已尽，至今空卧牛羊群。”的结论。由于班固、郦道元、袁枚等人的历史影响和在文史领域里的地位，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些记载深信不疑，只是到了今天，在掌握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之后，人们才对这些历史加以怀疑并深究起来。
前面已经提过，司马迁在《史记》记载的关于项羽盗掘始皇陵的史实，只是引用刘邦在两军阵前责骂项羽的话，没有直接去写项羽云云。如果刘邦指责项羽盗掘陵墓一事属于事实，那么这应该算作一桩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这样的历史事件却没有分别载入《秦始皇本记》和《项羽本纪》之中。即便是《秦始皇本记》不载而在《项羽本记》里是非记载不可的，但遗憾的是在其中却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这是司马迁的遗漏？还是有不便称说之处？两种疑问似乎都难以成立。因为司马迁是一个被公认的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极少奉迎趋势之作，只要看一下他对始皇陵地宫的结构及其陈设清楚的记述，就不难发现其材料来源定有所本，绝非随意杜撰。假如司马迁所处的西汉皇宫档案库中有这方面的史料，或是民间有类似的传闻异故，他必定要加以证实而后采录。既然他在《项羽本记》中曾对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妇女宝货而东”的行为记述得如此明确而肯定，还有什么要对掘始皇陵墓这一事件加以掩饰呢？不可否认，率军进入关中的项羽其“掘家”的动机是绝对存在的，但是否已经掘开了始皇陵并盗走宝藏，却是互有关系而结果未必一致的两码事。恃功好气的项羽自幼出生在“世世为楚将”的项氏之家，其祖父项燕便是被秦国所杀的楚国名将。秦的统一，楚的破灭，在使项氏家道中落的同时，也在项羽幼小的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他自小便形成了“取秦而代之”的思想。正是这种国破家亡的仇恨和自小形成的性格，使他得势后做出了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的非常举动。当他统率大军入关中并杀掉秦降王子婴后，又怎能不想掘开始皇陵，以雪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拔鄢郢、烧夷陵”之国耻和秦将王翦诛祖杀父之仇？但是，面对秦始皇陵这样一座庞然大物，其陵墓地宫之深邃、构筑之坚固、警戒之严密，令处于乱世之中的项羽，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发兵卒盗掘开来，因为当时尚有比盗掘始皇陵更大更紧迫的事等待他和他的将士们来做。对于这位项羽大将军来说，能够顺手牵羊以泄仇恨的，莫过于把秦始皇陵园地面建筑纵火尽情地焚烧，对于包括兵马俑坑在内的浅层地下“宝藏”，能挖的挖，能拿的拿，能毁的毁，能烧的烧。由于出现了这一连串的非常行动，人们误认为项羽盗掘了始皇陵地宫是极有可能的，而刘邦所言“掘始皇冢”的证据也许正在如此。
既然事实如此，那么后来的班固、郦道元又何以编造故事，栽赃陷害已作古的项羽？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解的悬案。尽管对班固等人当初的心理无法琢磨，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这就是关于汉武帝中期以前的史实，基本是从《史记》中抄袭过来的，而身为兰台令史的班固也不可能比早他四百多年、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获得更多的档案材料。在这种情况下，班固竟写出了一连串的谬误之作，其原因只能是随着民间流传而添枝加叶、铺张渲染、以讹传讹，人为地夸大化、完整化，以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正是他的沽名钓誉，才给后人留下了一团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
如果按照班固的记述，可以设想，项羽要凭借为数几十万人的挖掘能力，不管他采取大揭顶还是多道并进的办法，都将是愚蠢至极的。若在短期内，集中一处深掘，不但难于下手，而且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也是难于奏效的。即使是地宫被打开，那陵墓内的珍宝再多也有个定数，以三十万的人力，何以“三十日运物不能穷”？若从盗掘的面积上来看，对于一个深在地下七八十米的陵墓，开凿的面积过大，短期内挖不到底，更谈不上取物。“凿”小了，下部缺氧，人不能入。由此可知“羊入其凿”说法是不可靠的，在地层深处“火烧藏椁”并“火延九十日不能灭”的事，也无法发生。历史上对于掘墓中出现的“怪异”现象多有录载，如《汉书·外戚传》载王莽发傅太后冢，墓室崩塌，压杀数百人，开启棺木，臭气熏人，远及数里，开丁姬冢，椁内喷火四、五丈，烧了器物衣服，仅得玉匣、印缓而已。《括地志》载西晋永嘉末，挖齐桓公墓，水银散发出的气体人不敢近，久之，才牵犬进入墓内。如按班固、郦道元、袁枚等人的记载，无论是项羽、石虎或黄巢率部确实掘开了始皇陵，势必会受到原设的暗弩的射杀，即使有幸进入墓室，也将会受到水银毒气的伤害。而关于这些更能引人入胜的事件，书中岂能无载？
退一步说，如果始皇陵内已被洗劫一空，历代朝廷又何需下令派人保护呢？
当刘邦平定天下后，即派二十户为始皇守冢，这本身就说明这位新登龙位的皇帝知道并没有人毁坏寝宫。否则，还有什么守冢的必要？至于继刘邦之后，历代王朝对始皇陵都倍加守护，起码也是对班固、郦道元、袁枚之流讹传的否定。
从本世纪五十年代起，陕西的文物工作者就开始对秦始皇陵进行地面勘察，七十年代末期以后，考古人员便围绕陵冢、陵园进行大规模的钻探，并留下了近十万个钻孔。
据长年负责秦始皇陵园钻探的考古工作者程学华透露：钻探资料表明秦始皇陵地宫上的封土没有发现局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