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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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许多古老、陈腐的观念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摆脱了盲目的乐观与政治的需要，重新注视社会与家庭、人生与事业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得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关于人生本身命题的新的感悟与思索，以及在感悟与探索中形成的不同价值观念与心理走向……这是一种时代必然的产物，这是一种摆脱愚味走向新生的忧患与反思，这是人类在生命和现实中的更高层次的拥抱。
毋庸置疑的是，秦俑的发掘与秦俑馆的建设已经走到了不得不驻足重新选择方向与行走方式的十字路口。否则，它将越来越感到举步维艰，力不从心，直至陷于难以自拔的泥沼。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的故弄玄虚。因为事实已经在向瞩目它的人类作出回答。
第十四章 偏离航道的滑行
参观兵马俑这一伟大的发现，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这里不仅展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最重要的是中国给予这个2000 多年前真正统一中国的伟大人物以极高的评价。如果没有他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今天我们将不可能到这几来参观。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穆罕默德·吝亚·哈克
悲壮的衰落
秦俑的发现和发掘，无疑向今天的人类打开了一扇早已沉没于历史烟尘中的大秦帝国的窗口，开启了一扇使我们重新走向远古和远古人类心灵的门扉。驻足于这帝国的窗口，走进这远古的门扉，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知了秦帝国昔日的风采，感知了远古人类非凡的创造力与刚毅不拔的奋发图强的精神。那扣之有声、威武雄壮的陶俑，那寒光闪耀、锐气逼人的青铜宝剑，那雍容华贵、神采飞扬的铜车铜马，那变化多端、神秘莫测、奥妙无穷的军阵布局，那烧陶的技艺，那青铜的铸造，那冶金的水平……这一切，组成了一部浩瀚博大的百科全书，字里行间无不展示和激荡着秦帝国的盖世雄风，镌刻着它的创造者和组织者不朽的声名。这个消声匿迹的帝国，正以另一种形式穿越空间与时间的隔膜再度神奇的复活。
由此，今天的我们在置身于这辉煌灿烂的古老帝国之中的同时，也更能拨去历史的烽烟迷雾，对这位帝国大业的缔造者和中国绵延不断的文化进行更清醒地认识和反省。
关于这位亲手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秦始皇帝那叱咤风云、刚烈悲壮的一生， 2000 多年的历史舆论对他有褒有贬，有誉有毁，有高亢激昂的颂歌，有沉郁凄惋的唾骂。但作为一个奠定了“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的封建制度基础，并具有独特性格的历史人物，赞誉难掩他的错误和过失，诋毁也不能抹煞他的丰功伟绩。只是面对着这个复活的帝国和今日的生活现实，我们不能不将关于秦始皇的毁誉交融中最为敏感和明显的争论——焚书坑儒事件，再一次郑重提出并加以探讨，以明历史的真实和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对社会推动的得失。
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尽管各种史料记载有不同之处，但其总体却是一致的。当年所焚书籍有二类：一是《秦记》以外的周室六国史书。二是民间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诸子书。除焚书之外，又以“诽谤”、“或为妖言以乱默首”的罪名，坑杀诸生460 余人。
千百年来，人们把焚书坑儒事件作为秦始皇残忍、暴虐和毁灭中国文化的一大罪状加以唾骂和贬低，使这位千古一帝的伟大形象由此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不再具有昔日的辉煌和完美。
但是，人们在极度的愤慨、唾骂和诋毁时，却很少对一个在这次事件中极为关键的人物进行批驳，更很少有人对这个人物本身以及他所代表的阶层予以深入地解剖和探究。这个人物就是当时的丞相李斯。
所以说李斯是事件的关键性人物，是因为大量书籍的焚毁实则是他一手促成的结果。如果没有他那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煽风点火，事情的结局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李斯当时尽管已身居要职，但仍未摆脱为君主驾车牵马的士大夫阶层和“伴君如伴虎”的险境。不同的是，他比一般的士大夫更多一些实际权力而已。
令人不可思议和痛心的是，这个具有非凡才华和智慧的阶层，正如黑格尔所言：“自信生来就是为皇帝拉车的。”因而不择手段、费尽心机依附权力，攀高结贵，以选择为皇帝和政权驾车的最佳位置。同时，在选择的方式和驾车远行的漫漫征途上，又开始了内部的自残和激烈的角逐。其凄苦残忍之度，绝不比古罗马打斗场奴隶之间的拼杀格斗逊色。随意掀动中国历史的每一页，都不难发现这个阶层内部的悲壮的自残事例。战国时期的孙膑，先是自己被同窗庞涓削去双足，受到酷刑，后来又是他在马陵道设下伏兵，以劲弩将庞涓射死于荒山野岭。两个杰出的军事家就这样完成了悲壮的人生旅程。而秦代的李斯，则先是以其超人的计谋，将和自己处于同等地位的同学韩非用毒药致死后，再以舌卷风雷之势，借秦始皇之手将比自己地位低下的诸生坑杀于荒郊野外，但自己也在和同僚的角逐中马失前蹄，被处死于咸阳街头。这种士大夫阶层的自残，随着历史的进展，越演越酷烈凄惋。其事例之多不可胜数，许多悲剧并不是由坐车的君主造成，而是拉车的士大夫自残的结果。之所以历史上许多君主被冠以暴戾、无道、残忍的罪名，只是他本身被当作士大夫阶层自相残杀的锐器而已。
令人大惑不解和扼腕叹息的是，这个出现了许多具有宏韬大略盖世英才的社会阶层，千百年来只知一味地依仗权势，为君主驾车开道，却从未构筑起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体系，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他们始终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与君主、权势作抗衡以争雄，并取得自身和这个整体阶层的胜利，这不能不算作是最大的悲剧。这悲剧的深层底蕴所揭示的则是自誉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之圣杰，远没有小小的蝼蚁聪明和清醒的哲理。
因为，那小小的蝼蚁深知自己个体的力量无法和山野丛林中的君主——猛虎、巨蟒之辈争雄。在面对如何生存的严峻问题上，它们所作出的选择不是为猛虎开道，亦不为巨蟒驾车，而是精诚团结，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生存体系，并以个体的智慧和整体的力量在山野丛林的生存环境中，和猛虎巨蟒分庭抗礼，顽强生息繁衍。
人类中的士大夫可以伴君，但这小小的蝼蚁却不伴虎。它们以整体的力量和独特的生存结构出没于山野丛林，使整个动物世界中的君主、枭雄也不得不敬而远之，莫敢轻举妄动。假如人类能领悟了其中的奥秘，假如秦时的儒生包括李斯本人不是纷纷跑到咸阳，依附权贵，给君主拉车开道，以图个人眼前之小利，而是建立和构筑另一种生存体系，或许，他们的命运结局没有如此悲惨。或许，整个世界人类的生活又是另一个样子。或许，在秦帝国陨落的千百年后，那种知识分子自残的凄苦情景也不会在这块黄色土地上出现。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人类没有做到。所以悲剧也就不会休止。诸多史评家把秦始皇焚书坑儒说成是毁灭中国文化，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和加重其罪之嫌。确切地说，应是以法家为代表的秦文化毁灭以儒家为代表的关东文化。而事实上，由于关东复僻势力的顽强抵制，对抗诏令私藏禁书者并不少见，致使儒家学说再度死灰复燃，并见越烧越盛，直至出现了后来大火蔓延华夏的冲天之势。与此同时，“秦虽无道，诸之尺书，文篇俱在”。
至汉兴起时，民间所藏诸子百家之书陆续而出，可谓洋洋大观。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余风也骤然升起，阴阳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子之学与儒学并存。各有各的信徒和市场，渐已形成燎原之势。只是自汉武帝行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各家学说才又陆续退出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中心。
这样的事实，已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秦始皇的“焚书”政策和文化征服所收到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它在客观上没有造成中华文化的断裂和灭绝性的浩劫。相反的是以项羽为代表的关东复僻势力的兵燹行动，却给先秦文化和科技造成了灭绝性的毁坏，致使辉煌的雕塑、书法、绘画、文学、音乐等艺术和杰出的烧制、铸造、冶炼以及防化等科技精髓几乎绝迹于世，出现了金光闪烁的中华文明链条中再也无法衔接的断裂层面。秦兵马俑和铜车马的出土，以鲜活的实物和无可置疑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论点。否则，兵马俑写实风格的雕塑艺术、烧制工艺、铜车马的冶金铸造和青铜剑铬盐氧化处理的先进科技可能就不会失传，甚至直到今天都仍然是难以解开的科技工艺之谜。
项羽发动的兵燹，仅仅是使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明发生了断裂和遭受了重创，而汉武帝所采取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则是最终导致中国文明衰落直至彻底沉沦的祸端。
汉初复兴的儒家学说，当时仍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在它的面前仍然是诸家学说林立，如老子、庄子、墨子阴阳家等诸家学说在朝廷和民间的影响，大可以和儒学分庭抗礼。只是汉武帝下令“独尊儒木”后，诸家学说才日渐萧条冷落。而这时的儒术由于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披荆斩棘、在竞争中不断发展、改进和完善自身的创造力和应变力，原有的单纯、朴素、贴近人生和现实的精华也日渐受到侵蚀。这时的儒学便开始趋向呆板、陈腐和僵化，它作为一家独立的思想学说受到时代的严峻挑战，并将沉沦于历史的泥潭之中。
导致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如果这种大一统思想只是在语言、度量衡、历法、礼乐等社会生活的形式方面的统一，则是符合民族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国家民众的需要，对社会具有推动作用。可惜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完善政治一统下的思想一统，或者说是思想一统下的政治一统，而这种一统思想或一统政治又都是君主个人意志与见解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使中国的集权化、君主专制政治又更加集中和“一统”，使人们的精神意志和生活方式完全臣服于君主的权力和意志之下，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思想怪圈。
但随着这种怪圈的形成和加固，儒学本身却衰落和日渐走向破灭。在这关键时刻，由于董仲舒的出现，才力挽狂澜，将衰竭的儒学再度复苏。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以自然法则作为人的行为规范，以自然秩序比附社会伦理，以天象变异比附人的喜怒哀乐，从而成功地把各种文化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都放置于天命的支配之下，形成了新的以儒、道、阴阳、刑名、天、人、自然合而为一的汉代儒学。这种“天人感应”的新儒学理论，为“君权神授”制造了迷惑民众的依据。从而使封建君主的大一统思想和一统下的政权顺利地沿着这一理论体系跨过了近千年的岁月。这种新儒学的理论不仅巩固了大一统思想和封建君主政权，同时也在迷惑民众的过程中使中国的古代教育丧失了独立性，滑向了腐蚀消磨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歧途。所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奴性十足的官僚和满口“仁义道德”的愚腐学子。
而这种奴性教育的最终结果是使官僚和学子的一切行为更屈从于政权并按照时政的意志和需要去行为。秦始皇的“坑儒”事件，在西汉前期尚未见载诸典籍，只是一些儒家学派的信徒口传而已。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有个叫卫宏的人为迎合君主以及儒家学派的欢心，在一篇《诏定古文官书序》中，将秦始皇坑儒的传言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并编撰了秦始皇在骊山温谷种瓜，瓜熟后令儒生们下谷观看，正当儒生们面对面前的奇异现象各持己见、争执不休时，秦始皇下令填土， 700 余名儒生被全部活埋坑杀。而后来的史学家王充出于和卫宏同样的目的，竟不顾历史事实，在《论衡》的《语增篇》中信口开河地加以证实道：“传语曰：秦始皇焚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烧焚诗书，坑杀儒士，实也。”王充的结论，终于使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骂名。而事实上，当年的秦始皇并未“坑儒”，只是杀了一些靠招摇撞骗、欺君蒙世的“方士”而已。
当然，秦始皇坑杀方士的做法也未免过于残暴，若在2000 年后的今日，按照法律以诈骗罪将这些方士判几年刑也许较为恰当。
当董仲舒提出创立的新儒学流行了近千年之后，由于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国的兴起，这种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新儒学又日渐陈腐并受到严峻挑战。尽管正统的儒家学派大力排斥诋毁佛道二教文化，但最终还是在这两种文化的渗透冲击中，不得不吸取佛道哲学中的思想精华，对汉代儒学进行第二次改造和完善。于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创立的“三教合一”的理学又顺时诞生，从而，这被再一次改造了的儒学又在中国延续了近千年。
孔子创立的儒学，经过历代王朝的一路滚动，其中“三纲五常”、“忠君守节”、“仁义道德”之类的思想系统愈渐强化，越来越加重了民众在政治上的被压迫和思想上的被桎梏，扼杀了进步求新的思想和精神。中华民族杰出的智慧、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在《四书》、《五经》的熏染中愈渐变得愚昧并陷于僵化。延至明、清时期，随着科举的发达、八股的盛行，专业教育受到严重的压制和摧残，史学、艺术受到儒家保守思想的制约，科学技术则被视为“雕虫小技”而大加诋毁蔑视，致使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四伏、濒临绝境的险要关头。
当西方文化随着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欧洲的科学家、革命家用血与火的代价冲破了持续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并把古代科技向现代科技转变的时候，我们的帝国仍在儒家的传统思想怀抱里徜佯，并陶醉于中央大国的迷梦之中。屈原、岳飞、海瑞式的忠臣不断出现，但张衡、祖冲之、沈括式的科学家却日渐减少。
直到西方人用洋枪洋炮轰击中国封闭的大门时，传统的士大夫们还在儒家文化的祖传宝库中寻找抵制西方文明的精神武器。据说古代曾有读《论语》退敌兵的战例，只要是“仁义之师”，定能所向无敌。但面对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个文化世界，只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副武装的洋鬼子，再也无法用读《论语》的方式和“仁义道德”的说教来阻止他们的进攻，即使那些不大拘泥于“唯经唯圣”思维模式的清军将领，面对以自己祖宗发明的火药武装的洋枪洋炮也懵了，他们在一番苦心孤诣的冥想后，终于从佛道二教文化中得到启示，断定这是洋人施展的妖术。于是迅速组成了防御战术，大量的兵卒用手中的刀矛剑戈刺向肥猪、羊群，将一盆盆鲜活的热血泼洒到城墙上，以道战妖、然而热血未干，国门却在炮击中摇摆得越发厉害，大有倾刻即溃之势。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清帝国的将领和满口“子曰诗云”的学子们，除再次命人将粪便和污物涂于城墙城门之上以破妖术外，再也没有什么招数与敌一搏了。这个以儒家传统文化构筑的大一统的古老帝国，终于在新的文明撞击中走向沉沦当中华民族饱受了外敌的铁蹄蹂躏和血腥屠杀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体现儒家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