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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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为客卿，封尉缭为国尉，并积极采用韩非的理论，使一大批法家人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十三年（公元前234 年）起，秦始皇攻赵，定平阳、武城。十六年（公元前231 年），韩、魏献地求和。这时的秦始皇雄心勃勃，为了使“统一海内”和“穿治骊山”两大事业同时顺利进行，他想出了设置“丽邑”的办法。由于“丽邑”的设计，使陵墓的修筑工程可以更具程序化和组织管理专业化。
历史上的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 年），秦国正处在向东方诸国发动最后攻势的前夜。就在这一年，秦国开始了两件大事并行的宏伟计划。一是“初令男子书年”，二是设置“丽邑”。前者是通过登记年龄，旨在扩大兵源和徭役。后者则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两件事虽不能同义而喻，但用意却是一致的。由于这两件大事的具体实施，秦国才得以把注意力完全投注于战争，并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于十七年（公元前230 年）灭韩；十八、十九年（公元前229 年—前228 年）攻赵，并俘虏了赵王迁；二十、二十一年（公元前227 年—前226 年）伐燕；二十二年（公元前225 年）王贲率军灭魏；二十二年（公元前224 年）大将王翦出兵灭楚；二十五年（公元前222 年）灭燕；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灭齐，从此统一了全国。秦国发动的吞灭六国的战争虽长达十年之久。但“骊山”的陵墓工程却秩序正常，并未因战争而受到影响。这说明“设丽邑”的重要作用和秦始皇的深谋远虑。
由于秦国在战争中的节节胜利，这就为骊山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和人力、技术资源。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历代国君包括秦始皇在内，对占领区都实行了“徙民”的传统政策。在被徙者中，一部分是被赦免的罪犯，一部分是当地的旧势力人物。而徙民的办法通常采取两种：一种是迁居，迁居到占领区的人，既有赦免了的罪人，也有招募来并赐予爵位的人。另一种是“出其人”，即把一些旧贵族和商人迁出本土。或是从原来的甲地迁到乙地，或者干脆把他们迁徙到秦的本土给监管起来。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了全国，他把全国范围内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都动员起来，除北筑长城、南戍五岭的国防工程以外，还在首都周围展开了规模庞大的两项土木建筑工程——继续和扩大修建骊山陵墓和建造阿房宫。于是有了“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的历史记载。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陵墓的修筑工程，在高峰期的人数达到了七十余万。这些人中，既有自由民，又有罪犯和替债者，同时还有一少部分的奴隶。而在自由民中，又以农民为最多，同时还有市民、手工业者、商人和掌握各种技艺的工人。
由于秦法相当苛刻，人民动辄获罪，致使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座大监狱，大多数的国民就自然成了程度不同的罪犯。而秦时大量的刑徒，正好成为大兴建筑工程的无偿劳动力，并成为劳动大军的主体。秦律中没有罪犯刑期的条文，也未见刑满释放的规定，实际上，秦代的罪犯就是终身官奴，要为国家服劳役至死方休。所以，修筑秦始皇陵园的刑徒，包括以身顶债者和服徭役的农民，即使不被繁重的体力劳动致死，也绝少有生还的希望。劳动繁重、鞭捶加身、精神折磨、死亡威胁等，构成了他们自身凄苦悲惨的生活内容。
他们以生命为代价而留给后人的正是包括兵马俑在内以始皇帝陵墓为主体的伟大的陵园建筑工程。
秦征发的“天下徒”一旦送诸骊山，即按军事组织的形式编制入籍，严加控制，并统称“骊山徒”。从流传的“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讴”等民谣来看，这是怎样的一支规模宏大的劳动大军。而负责监工的章邯，他本人就是一位秦国将军，并曾在攻赵灭韩的统一战争中屡建奇功。
骊山工程的劳动组织严密、功效之高，可以说是同军事化的编制有着直接的关系。
被禁锢的骊山徒，其劳役带有终身的性质，从秦代的历史文献上来看，没有提供这些骊山徒役满放归的任何记载，相反地，倒是限期延长和死亡恐慌一类记述却不断地充溢在字里行间。后来成为汉高祖的刘邦，当年曾以一个亭长的身份押送丰沛的徒人到骊山修筑陵墓，由于谁都明白一旦到了骊山便绝没有生还的希望，便纷纷在道上设法逃跑，刘邦见此情景，知道自己无法向其上司交待，索性带领剩余的人造起反来了。
尽管“骊山徒”的身份是复杂的，其来源不一，而对待又各异。但到了骊山，并成为徒人，就成了事实上的官奴。即使是社会地位稍高一点的技术工匠，尽管受到一点优待，也只是相对而言。他们一旦到了陵区的作坊，就难于脱身自救。不但他们要终生修筑陵墓，而且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编入劳动大军，以至出现了“行者不还，往者不返”的劳役制度和人的悲惨命运。
骊山陵墓处于京师地区，修陵徒人的衣食都是凭券从咸阳国库里领取，但标准却很低，只供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且罪犯穿的衣服均为粗麻编织的“褐衣”。对远离家乡，又是重体力劳动的徒人来说，这样的衣服穿不了几天就会破烂得难以遮体的。
至于“骊山徒”的饮食，不但食粮定量标准很低，而且粮食本身也极其粗劣。据出土的《云梦秦简·仓律》载：“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劳与垣等者，旦半夕参，……免隶臣妾、隶臣妾垣及为它事与垣等者，食男子旦半夕参，女子参。”也就是说，从事挖壕筑城这样强体力劳动的男刑徒早餐半斗，晚餐三分之一斗，日食定量是六分之五斗，月定量是2。5 石。由于秦律极为严格，根据男女性别及其从事劳动强度分级的口粮供给标准也自然是统一的。
所以，供给筑城劳动的刑徒、隶臣“旦半夕参”，则指的是实发的原粮。根据“粟一石六斗大半斗，舂之为粝米一石”的比率，可折算出日定量的现代重量应是1。755 市斤。这个数字对于修筑陵墓的重体力男劳动力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够吃的。除此之外，《仓律》还有两条减少衣食的惩罚性规定，即受饥饿刑的囚犯，日定量只有三分之一斗（七两）。隶臣妾如果丢失了公物或牲畜的，要按月扣除衣食的三分之一。按照秦律的统一性，这两条规定对“骊山徒”也是同样施行的。规定中还说，如果扣除的衣食不足以抵偿损失的公物，必须延长劳役以低偿，其最终结果是这些徒人落到了长期服役而永无归期的悲惨境地。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生活境地，伴随着“骊山徒”命运的莫过于死，而这一威胁实际上来自三个方面，即累病而死，折磨致死和饥饿致死。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骊山徒”多劳累致残染病，但又得不到治疗，以至于轻病加重，重病待毙。倘稍有懈怠和不慎，既受到监工的鞭捶之苦和严刑峻法的惩治。自由民已经不再自由。劳作中无论是在土方工程的现场或是手工业作坊，或是运输途中，都有监工督造。占大多数的刑徒则身穿红色的囚衣，戴赤巾，服刑具，从事最为笨重和最大强度的劳动。就整个过程而言，“骊山徒”们在肉体上的劳顿，到了难于忍受的程度。
精神上的折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轻绝人命”的做法，从治罪处死到故意屠杀，随着工程的阶段性进展而变得更为酷烈，“骊山徒”们随时都有惨死的可能。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 年）七月，那位号称千古一帝的始皇帝病死在出巡的归途中。据《史记》载：“九月，葬始皇骊山。二世（胡亥）曰：
‘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死后，继位的儿子胡亥曾下令，原属始皇帝的妃嫔，凡没有生育儿女的全部被殉陪葬。为了怕参与修筑陵墓地宫的工匠泄露了内中秘密，当始皇帝的棺椁进入地宫后，工匠们也被活活封闭于地宫中，作了这位始皇帝的殉葬品。而作为陵墓附属建筑的兵马俑坑工程，在秦始皇入葬地宫后仍继续挖筑，直到周章率领百万农民军攻入关中并对秦朝廷构成巨大威胁时，兵马俑坑的修筑才被迫中辍，草草收场。
两千多年后，当年兵马俑坑的设计者和修筑者已不复存在，一切的悲壮和苦难也早已随风而去，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则是他们在酷烈的政治背景和生活遭际中，用心血凝成的伟大的不朽之作——庞大的地下军阵。正是这个庞大的地下军阵，才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大秦帝国的风采和“骊山徒”们的灿烂思想光辉。
秦兵马俑是悼念为秦始皇扫平六合血染华夏的秦军忠烈国殇秦兵马俑是哀婉地再现为秦始皇修陵的70 万刑徒的纪念碑群——秦兵马俑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惊人的写实雕塑艺术奇峰——秦兵马俑是中国历史处于奴隶制崩溃，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划时代的标志——从出土的实物和俑坑的形制完全可以断定，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土木结构建筑。俑坑四周分别布有五个斜坡门道，门道土质坚硬，上有清晰的车轮痕迹。由此推断这是当初放置兵马俑时所出入的通道。兵马俑放置完毕后，门道则用立木封堵，然后再以夯土填平，俑坑便成为一个规则的长方形，在东西走向的十一个过洞和墁铺的青砖坑底上，有极为清晰、整齐的方形或圆形棚木凹槽和木炭遗迹。这表明整个俑坑为土木结合而成，俑坑顶部的上层重量主要靠下面的立柱支撑。各个隔梁及四方边墙主要起着隔断墙的作用外，亦有承重墙压力的用途。据一位志愿军老战士回忆，朝鲜战争中，中国志愿军在阵地上所修的土木工事，和秦俑一号坑的结构形制有同工异曲之妙合。
尽管兵马俑历2000 多年苍桑岁月和黄土的掩埋，变得残缺不全。但庞大的整体阵容，仍不失浩浩荡荡的威势和秦川壮士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雄姿豪情。
坑中的武士俑，身穿交领右袄短褐，勒带、束发，凸起的发髻偏于头的右上方。腿扎行滕，足登方口齐头履。有的手持弩机、弓箭，背负箭■，■内装满铜矢。有的手持长矛、威严而立，有的腰佩弯刀，目视前方，时刻准备接敌陷阵。
在武士俑中，鲜亮地密布着一队队铠甲锐士。明显高大的身躯外披铠甲，足登短靴。一行行步兵，腿扎行滕，头戴圆形软帽。战车上的甲士腿绑胫裆，头戴小冠。不同的锐士均手持弩机，腰悬青铜宝剑，虎视阵前，大有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在阵容中威严屹立的陶马，或驾御战车，或站在骑士身旁恭候战令。战马肌丰骨劲，面部棱角分明，两颊宛如刀削，洗练精致。那用丰富的线条精雕细刻的眼睑、鼻翼和嘴唇，层次丰富，形象逼真，无不透出战马的神奇韵律。
这个有锋有后，有主体有侧翼，步马和车马交错的军事阵容，既严整统一又富有变化，既肃穆静立又寓有动意。那一列列武士，按兵种的不同而身穿绿色或红色的战袍，外披黑色或褐色的铠甲，使军阵的氛围显得威武庄严。
但武士面孔和神情的不同，连同发髻的多变，又避免了凝滞呆板的不足。那披坚执锐、挟弓挎箭的武士，伴有齐头并立、昂首仰尾、双耳上耸，引颈嘶鸣的战马，给人以蓄势欲动、挥戈上阵、驰骋疆场的强烈意象。这于统一中求变化、静穆中得跃动的军阵构图，充分展现了秦军的气势磅礴、所向无敌，也折射出意境的壮美和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
秦俑的人物形象，有着科学的写实性和深刻的典型性，其逼真的写实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卓越非凡。透过欣赏的表层更能让人们看到潜伏在艺术形式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的变革——人类在原始社会漫长的岁月中，对于自身肖像的雕塑并不注重，从出土的实物中可以看到，只有个别的器皿上画有人头形装饰像，即使在商周青铜器上，也只有少数作为器物附属性的卑屈的奴隶形象。当历史的车轮辗轧到战国时期，人的雕塑或画像在不同的场所得以活跃发展。恐怖的饕餮和公式化的螭虺渐渐被简括而凝练的人的身影所代替。秦兵马俑的造型则是战国以来思想活跃，图腾退位，人的地位受到尊重的象征。可惜这种艺术传统在秦末大规模的兵燹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再也没有继承流传下来，以致这辉煌的文明受到人们长达2000余年的误解。
1975 年7 月21 日，新华社播放了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的消息。
这支阵容肃整、披甲执锐的地下大军，将从中国走向世界，接受整个现代人类的检阅。
第三章 横空出世
这次访问是对人类希望和梦想的永久性的最令人激动的经历。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厅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伯利■总理曼努埃尔·埃斯考米尔
聂荣臻元帅的提议
1975 年8 月，北戴河海水浴场。年逾古稀的聂荣臻元帅，躺在温热的沙滩上，眯着被太阳的强光刺得难以睁开的双眼，眺望远处的海面。碧绿的海水咕咕地欢唱着向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元帅涌来，浪花亲吻着他的躯体和手臂，他感到分外惬意爽快。戎马一生，历尽苦难，终于有了今天。可惜，那些在战火中倒下去的战友不能享受这人间的欢乐与幸福了。海水默默地从元帅的身边退下去。他望着，似乎想起了什么，站起身朝浩瀚无垠的大海长嘘了一口气。
“聂帅，您好。”刚从海水中出来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走近他身旁。
聂帅答应着，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望着水滴未干的王冶秋：“你们挖的秦俑坑怎么样了？”“范围、形制基本已经搞清，大批陶俑、陶马已经出土……”王冶秋详细向聂帅汇报了秦俑坑发掘的情况。
“不得了呵，这么大的一个地下军阵，要是能建个博物馆就好了。”聂帅惊叹之余提出了秦俑保护问题的关键性建议。
聂帅的话使王冶秋激动起来，“我早有这个意思，但考虑到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未敢提出。”其实，国家经济困难只是王冶秋犹豫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批林批孔运动还没有结束，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要建博物馆，谁知道随之而来的是怎样的政治厄运。聂帅沉思片刻：“你打个报告给国务院，让大家讨论一下嘛。”“好，我这就去准备。”王冶秋大喜，和聂帅道别后立即赶回北京。第二天，他向谷牧和余秋里两位副总理作了在秦俑坑建馆的报告。两位副总理表示同意，又把报告的详细内容提交国务院办公会讨论。这次办公会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在听取了各位与会者的意见后，李先念挥起手臂，啪地向桌上一拍：“就这么定了！”一锤定音。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的名字由此诞生了。
8 月26 日，王冶秋带着兴奋与激动之情飞抵西安，把国务院的决定先行告知陕西省委和文管会。同王冶秋一样，陕西方面对秦俑的保护前景更是没有把握。大批的陶俑、陶马出土后，他们只是在俑坑上搭了个简易棚，以防雨雪侵蚀。在他们的预想中，等兵马俑全部出土，能盖个仓库一类的房屋，保护起来就算万幸了。至于盖博物馆，让世人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