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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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27 日，王冶秋在秦俑坑察看了现场，同陕西省委一起在西安人民大厦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建馆问题。要求设计人员在一周内把初步的设计方案拿出来由自己带回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同时让考古队进一步落实一号俑坑的口周边界和内部陶俑的分布情况，为博物馆的基建工程提供确切的资料。
1976 年元月，修建秦俑馆遗址展览大厅的人员陆续进入工地开始施工。
这时一号坑出土的陶俑、陶马，全部用土重新掩埋起来，以确保基建过程中文物的安全。
瑰宝得来又被盗
1976 年春节过后的第二天下午，留在工地值班的考古队长袁仲一，独自一人向秦始皇陵园走去。他和他的同伴经过一年多的辛劳，终于使这支地下大军走向了人间。在以考古为职业的袁仲一看来，这无疑是最辉煌的业绩。
尽管他曾不止一次地失去了春节同家人团聚的机会，但心中依然感到惬意和快活。
在陵园无目的地走着，考古职业的习惯使他对周围的一切分外专注。太阳就要落山了，空旷的陵区被夕阳的余辉染成一片桔黄。在距秦陵封土约100 多米的断崖上，他停住脚步向远处的骊山望去。骊山在晚霞的映照中，越发显出它的壮丽与秀美，当他转身返回时，眼前显过一个灿烂的亮点。他一惊，“这是什么？！”随着脑际闪过的问号，俯下身来仔细地观察着断崖土层中那个指甲盖大小的放光的东西，职业的敏感，使他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文物。
事实很快证实了他的预见，当这个闪光的东西被完全清出土层时，他惊呆了，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秦代乐府钟。该钟为青铜所铸，凸出地表的那个闪光的亮点便是钟的鼻钮。它通高13。3 厘米，两铣间7。2 厘米，鼓间5。8 厘米，舞广为6 ×4。8 厘米。钟的钲部和鼓部为错金蟠螭纹，篆间及钟带为错金流云纹，花纹细密而清晰，豪华典雅，虽在地下埋藏了2000 多年，出土后金银花纹依然清晰完整，充分体现了当时冶金工艺发展的高度。更为重要的是，在钟钮的一侧发现刻有小篆字体“乐府”二字。这两个字的发现，意义远远大于实物的本身，它使后人透过欣赏其冶金工艺的表层，解开了千百年来史学家和音乐家争论不休的历史之谜——乐府是皇家庆典和祭祀时管音乐的官署，无论是庆典还是祭祀，饮酒与奏乐往往一起进行。公元前279 年，秦赵渑池相会，意在讲好修和。酒宴开始后，秦昭王向身旁的侍卫魏冉使了个眼色，魏冉心领神会，立即捧上一张瑟来。秦昭王对赵王说：“听说赵王通晓音律，这里有宝瑟一张，请您弹奏一曲，敬希勿辞。”赵王明知这是秦王故意羞辱自己，但又找不到理由推辞。
正在为难之际，随赵王来的蔺相如在一旁劝道：“秦王既不嫌弃，大王您就弹奏一曲，这有何妨？”赵王白了蔺相如一眼，只得怏怏不乐地接过瑟来，勉强地弹奏一曲。
秦王见赵王受辱而羞红了脸，越发得意地说：“赵国始祖烈侯就很会弹琴，今日听了赵王演奏，果然是得祖辈家传。”随后转身对魏冉道：“可告御史，将今日之事，记入史册。”秦国御史前来，执笔取简，边写边高声朗诵：“秦昭王28 年秋月吉日，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秦王命赵王鼓瑟……”秦国群臣开怀大笑。可这时谁也没有料到，赵国的蔺相如极其自然地顺手拿起一只瓦盆，从容地走到秦王面前：“我国大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国的乐器，就请大王击击以同乐。”秦昭王一惊，傲慢地说：“我乃堂堂秦国君主，怎可击缶？尔出此言，分明是取笑本王。”蔺相如手持瓦盆，厉声道：“大王依仗秦国强大，想耍威风以强欺弱不成？今日乃两国相会，若是大王不肯击缶，相如舍弃头颅也要溅你一脸血污。”在蔺相如的威逼下，秦王无可奈何地笑笑：“先生何必如此动怒，大家欢乐，就击一下有何不可？”于是接过瓦盆，用筷子轻轻地击了一下。
蔺相如大声宣布：“今日盛会秦王击缶，也应记入史册！”他把手一招，赵国御史走来，拿出竹简和书写工具，写道：“赵惠文王20 年秋月吉日，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赵王命秦王击缶。”记完，御史高声朗诵了一遍。面对蔺相如的智勇，秦昭王无可奈何，便起身给赵王敬了一杯酒，赵王也回敬一杯作为答礼。从此，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友好相助的条约。
秦赵渑池相会的故事，给研究者的启示是：处于西北地区的秦国，早期的乐器并不发达，且极为简陋，不过是击筑、扣而已。又由于后来秦始皇爱听高渐离击筑，几乎被高渐离刺杀的故事，后人便以《汉书·礼乐志》记载的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为依据，认为乐府最早产生于汉代。秦陵乐府钟的出土，从实物上首次证明了乐府的最早建立是在秦代。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发现，而更为重要的是，考古人员又在乐府钟出土的地方发现了专门设置的乐府遗址。这里曾仿秦咸阳都城的设置，建有乐府官署，有各种祭祀用的礼乐，同时有一批乐人在此常驻，每逢祭祀之日，乐人便奏起礼乐，钟磬齐鸣，百官同祭。可惜这个乐府仅存两年余，就被项羽大军一把火烧为尘土瓦砾，珍贵的乐府钟也在劫难中掩埋入滚滚黄尘，直到2000年后才重现人世。
经过音乐家测试，这口乐府钟的内壁有调音带四条，其音为C 调，造型工艺和音质都是秦代乐器所罕见的精品。这口乐府钟的出土，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为研究秦代宫廷礼乐的制式以及音乐器械的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而形象的实物资料。这口乐府钟后来被陕西省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收藏。
遗憾的是，在这件珍贵文物出土10 年后的1986 年10 月，一只罪恶的黑手将它盗走，至今下落不明。音乐家扣响了它沉默2000 年后的第一声，再也难以听到它以后声响了。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令人兴奋与恐慌的二号坑
一号俑坑展览大厅的基建工程开工不久，一个令人兴奋与恐慌的事情发生了。经过考古人员的钻探，在一号坑东端北侧约20 米处，发现了又一座兵马俑坑。这个后来定名为“二号俑坑”的出现，自然使大家想到已经着手兴建的大厅工程。这个二号坑和一号坑是什么关系？它们有没有可能是连在一起的整体？万一连在一起怎么办？
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委听到消息，立即派人前来察看。考古队惊喜之余紧张起来，在遗址完全发掘前盖房，这是世界考古史上没有先例的，考古队自然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万一这两个坑连在一起，整个为筹建博物馆工程所付出的努力将毁于一旦。
为搞清两个俑坑的范围和形制，考古队在加紧钻探的同时，又在两坑之间挖了七段探沟，最后终于作出结论：二号坑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和一号坑不相连接。这个结论使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委的领导人都长嘘了一口气，再度转惊为喜。
为弄清二号坑的形制和范围，在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后，1976 年4 月，考古队对二号兵马俑坑进行了试掘。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一号俑坑的近似曲尺形的地下建筑，通长96 米、宽84米、深约5 米，总面积为6000 平方米，约相当于一号涌坑的二分之一。
结构明显地分为左右两大部分。右侧近似一个正方形，属于坑道式建筑。面开8 间，前后有回廊，东西两端各留两条斜坡门道。左侧近似一个长方形，亦为坑道式建筑。同样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略呈正方形，面开6 间，前后回廊贯通。在东西两壁和北壁各留两条斜坡门道。坑内埋藏木质战车89乘，陶俑陶马2000 余件，青铜兵器数万件。从整体推断，这是一个由弯兵、轻车兵、车兵、骑兵四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特种兵集团军阵。
这个军阵与一号坑的军阵不同，在最前方的一角排列着一个弓弩组成的小型方阵。秦代弓箭手有轻装与重装之分，轻装弓箭手称作“引强”，重装弓箭手称“■张”。这是以引弓的不同方式命名的。引强是指用手臂张弓，赴张则是用足踏张弓的强劲弩手。秦俑二号坑就是以334 件弓弩手编成了一个独立的小方阵。
一百年前恩格斯在论述古代战争时曾特别指出：“军队的力量在于它的步兵，特别在于它的弓箭手。”二号坑出土的弓弩方阵部位以及精良的装备，充分显示了弓弩在古代战争中的特殊作用。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推断，当历史行进到秦代，弓弩手已成为一支完整而相对独立的兵种，在战术上形成与车兵、骑兵的密切配合，而且对射手的选拔也格外慎重与严格。作为秦代的弓弩手，他们必须是年轻健壮的“材力武猛者”，经过至少两年的培训才可作为射手初入军阵，二号坑弓弩手的形象正是这些“材力武猛者”的生动写照。立姿射手体形匀称，身材高大，均在1。80米以上。面部表情透视出青壮年特有的坚毅与刚强。阵容严谨，姿态整齐的跪姿射手，身著战袍，外披铠甲，身体和手臂向左方倾斜，二目向左前方平视，两手在身的右侧持弓搭箭，背部置有上下两个对你的负矢陶环，每个陶环装置铜镞多达100支，其负矢之多，比起当初魏国武卒“负矢五十”的数量多达一倍。由于射手面容和衣褶纹的不同，使这个特殊的军阵在整齐严谨中又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尤其射手头部那向左或向右挽起的高高发髻，髻根均用朱红色丝带来扎，有的飘于肩下，有的似被风吹动向上翻卷，显得英武神俊，潇洒自如。
特别值得军事学家注意的是，这个特殊的方阵四周均是持强弩的立姿射手，方阵的中心则为持弓的跪姿射手。这种并非偶然的列阵方法，明显地告诉人们战争中的程序和步骤。当敌人接近时，立姿射手先发强弩，继之跪姿射手再发弓箭。一起一伏，迭次交换，从而保证矢注不绝，集中力量，增强战斗力，使敌不得前来而毙于矢下。二号坑出土的立射俑和跪射俑，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秦代军队军事素质与射击技术的规范化。立射俑面右背左，侧身横立，左腿微拱，右腿后绷，左足纵，右足横，两足之间呈“丁字不成，八字不就”状。左臂略举，右臂曲至胸前，手掌伸开，掌心朝下，是为典型的正射之道。而跪射俑左腿支起，右腿下跪，左膝朝上，右膝着地，是古代军事中善射之法的充分写照。这种善射方法在保持身体平稳、正确击中目标的作用中，具有极为科学的依据。
关于强弩最初大规模应用于战场的记载，恐怕要数下面这个战例：
公元前341 年，魏国的大将庞涓率领军队围攻韩国的都城郑，战斗正在激烈之时，忽然接到本国的报警急报，齐国大军已攻进魏境，并直取都城大梁。
庞涓看过警报，大吃一惊，于是立即下令：撤围班师。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迅速返回魏境，堵截齐师。同时又选拔了精锐部队、亲自带领，手抢点滴时间拦击齐兵。
孙膑率领的齐兵，这时已突破了魏国的边境防线，正乘虚向西挺进。孙膑西进的目的不在于攻取魏都大梁，而在于解韩国之围，击溃魏军。大军正行之间，探马跑来报告：“庞涓已率军离韩返魏。”孙膑得知庞涓回师的消息，率军埋伏在马陵道的两侧，等待魏军的到来。
马陵道是一条狭谷山道，两边是陡峭的高山，山道周围树木丛生，怪石林立，地形险峻奇特，正可以埋伏千军万马。孙膑察看了地形，命军队砍些树木和搬来巨石，将山谷的出口道路堵塞后，又特意选择了一棵大树，将靠路一侧的树皮刮去一片，用黑炭在上面写了六个大字“庞涓死于此地”。同时选出五千名弓弩手埋伏在大树的两侧，只等树下火光起时，一齐放箭。
庞涓率军一路风尘仆仆地赶来，等到马陵道的进口处时恰是日落西山，夜色来临。救国心切的庞涓面对这条险峻的山道未加思索，打马驱车进入谷道。当大军已完全进入谷道后，前方传来报告：“路已被砍倒的树木堵塞无法通行。”面对这不测的征兆，作为主帅的庞涓仍未警觉，反以为齐军胆怯，惧怕他的追赶才堵塞山道。他亲自走下战车指挥士兵搬树开路。这时有一士卒发现了道旁一棵大树上的字迹，急忙报告庞涓。天越发黑暗，并有乌云挡住了月亮。庞涓看不真切，忙呼士兵点起松明火把来到树下。当那六个刺眼的炭迹大字跃入庞涓的眼帘时，他蓦然醒悟，一句“我又中了孙瘸子的计了”的话还未喊完，四处已是强弩齐发，箭如飞蝗般地向他射去，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倾刻毙命。所率大军除杀死外全部被俘。这便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同时，作为劲弩这种新型的兵器，也是首次在战争中发挥了它的巨大威力。
随着历史的进展，这种曾在古代战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的劲弩，已渐渐从兵器家族中消失。后人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感知它的形貌，而对于弩的真实状况和应用方法却全然不知。二号坑近百架弩的出土，无疑为后人对这种古代兵器的认识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弩是一种源于弓而不同于弓的远射武器，“言其声势威响如怒，故以名其弩也”。汉代人认为弩是黄帝发明的，《吴越春秋》的作者则把弩的创始人说成楚人琴氏，到底哪种说法更合乎事实本身已无法考证。但是从历史资料来看，青铜弩机在战国时期才大规模地登上战争舞台，《战国策》就曾有“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砂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的记载。马陵之役在首次显示了弩这一新式武器的威力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齐国军队已广泛使用弩的事实。远在西部的秦军，对这种新式武器所发挥的强大作用，自然深知。于是在他们后来的军事战术中，有了“强弩在前，锬戈在后”的最新式的排列方法，这种战术排列，在二号俑坑得到了具体的再现。
当然，作为一种在战争中足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弩，它自身的改进与发展也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续，越发精良和实用。秦俑坑出土的弩就有许多与史书记载不同，并且形制多样。有一种形制极为特殊的劲弩，在身长64 厘米的弩臂上重叠了一根木条，还夹有青铜饰件。显然这些装置都是为了增强弩臂的承受强度，从而可以推断它是一种张力更强、射程更远的弩。这种推断，除弩的本身不同的形制外，从所配制的特大型号的铜镞也可得到验证。这些历经千年而不朽的铜镞，每支重量达100克，较其它铜镞长一倍有余。迄今为止，这是古代兵器史上发现型号最大的铜镞。特殊的强弩，配以硕长沉重的铜镞，必然会产生一种其它劲弩所不能匹敌的巨大杀伤威力。当然，这种弩机与铜镞的出土，尚不能代表秦代弩兵器的最高水平，从史料中可以得知，秦代的劲弩似乎比这更为先进和具有杀伤力。请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开始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当他来到琅琊时，那个到东海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觅求长生不老药9 年未回的徐福，突然来见秦始皇。狡诈的徐福怕多年耗费数万巨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