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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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觅求长生不老药9　年未回的徐福，突然来见秦始皇。狡诈的徐福怕多年耗费数万巨资未得仙药，会受到秦始皇的处罚，便称蓬莱仙药可得，只是海上有鲛鱼作怪，船行不到蓬莱就被鲛鱼掀翻，愿皇上派遣善射的弓箭手一同去寻，若见鲛鱼就连弩射之，此药可得。秦始皇求药心切，对徐福的话深信不疑，下令随行官员入海捕捉巨鱼。同时自己亲备连弩，乘船下海。船行芝罘半岛的海域，果有一条大鲸鱼搏浪而来。秦始皇和身边卫士拉动连弩，将巨鱼射死海中。
　　在这场人鱼搏斗中，秦始皇和卫队到底使用了怎样的一种具有如此强大杀伤力的连弩，《史记》中记载的始皇陵墓门道上曾装置的自动发射的“暗弩”，又是怎样的一种新型武器装备，至今仍是不解之谜。但纵观世界兵器发展史，最早将弩装备正规军并使之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无疑是中国。当历史进展到中世纪时，西欧的诸国尚未制造出连弩这种更有杀伤力的兵器。
　　二号坑的弓箭方阵尽管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并形成一个独立的军阵，但这种独立只是相对的，它是整个二号俑坑军阵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和其它的兵种血肉相连，成唇齿之势。俑坑的发掘已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在弓箭方阵的右侧，便是一个庞大的战车军阵。它纵为八列，横为八排，战车共计64　　乘。每乘战车上有甲俑三件，御手居中，车左、车右居两侧。御手身高1。9　米以上，双足立于踏板，两臂向前平举，双手半握，拳心相向，作握辔状，食指与中指留有空隙，以便辔索通过，在拇指的内侧有一半圆形陶环，似为勒辔时拇指的护套。三俑均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披膊长及腕部，手上罩有护手甲，颈围方型盆领，胫著护腿外套，足登方口齐头履，头顶右侧梳髻，外罩白色圆形软帽，帽上又戴有卷尾长冠，嘴上的八字微须，潇洒飘逸，双目炯炯前视，显示了秦兵在阵战中凶悍威猛的旷世雄威。
　　关于步兵、车战的立体透视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便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搏斗，而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正如近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所言：“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好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实际上，人类社会战争胚胎的产生，应该说是从孕育步兵的对抗开始的。
　　中国步兵是古代诸兵种中最早诞生的兵种，但随战斗手段的进步，它却反过来屈尊在车战时代的战车兵卒之下。由于铁兵器的出现、弩的发明、军队远战能力的增强，战车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车兵反过来又成为步兵的辅助兵种。从此，步兵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兵种，才再次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之上。关于中国建制步兵的最早记载，应属公元前719　年，宋、卫等国联军“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一段。“徒兵”，就是徒步之兵。商周时期，站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是奴隶主贵族，而车下由“众人”、“多臣”、“庶民”等奴隶组成的步兵只能附属战车。春秋时期，郑、晋等中原国家在对戎狄的战争中，为战胜这些居于山林谷地、善用步兵进攻的少数民族，就不得不在保持原来隶属步兵的同时，率先建立起能够独立作战的建制步兵。公元前633　年，晋文公在作“三军”的同时，又“作三行以御狄”。“行”是原来隶属步兵“徒卒”的队形名称，据考古学家王学理研究，此处当指步兵无疑，而“三行”就是晋国最早出现的建制步兵。
　　尽管建制步兵已经产生，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并没有形成军队的主力，而只是用在西方和北方边防上对付戎狄之中，可中原地区依然是战车统治的战场。公元前541　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战将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请以什共车（以多卒配合甲士共同作战），必克。因诸厄，又请。请皆卒（请甲士们都下车来作战），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二伍。”这次晋国“毁车以为行”。以步兵配合甲兵作战的战役表明，在中原大地上已经产生了第一支用建制步兵作战的部队。尽管这支步兵部队还是由战车部队临时改编的，免不了幼稚，甚至遭到了“翟人笑之，未阵而薄之”，但它毕竟在春秋末期开创了一个国内战场上广泛使用步兵的“步兵时代”，为后世战争的多层面、多兵种、大规模的快速作战方式奠定了基础。
　　到公元前505　年，吴楚大战爆发，就在这次大战中，“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战，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吴王夫差的军队编制是以百人为一“彻行”，百“彻行”为一方阵用于作战。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步兵人数已达到数十万甚至百万。从此步兵作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并逐渐走上成熟。
　　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排列的兵阵来看，秦步兵的数量大，远战能力强，而当时的军事指挥家又善于处理步兵同战车、骑兵的配合关系，诸兵种协同作战，因而形成了军事编制的最大标志。秦俑一号坑的矩阵是以步兵为主、同战车穿插排列的兵力部署。其协调车、步关系的作法，是“鱼丽之阵”变化了的形式。尽管战车有左右和前后的双车编组之别，但总体上是车的前后及两侧都有步兵涌队列。这种编组，既有古代兵书上所说的“鱼丽之阵”的车、步协同的宽大界面，又突破了在二线或三线的兵力配置，从而就出现了强大的纵深，形成了“本甲不断”的雄壮气势，正是由于步兵和骑兵跻身于战场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才使那动辄千百乘、大排面密集的车阵战，在中华大地上叱咤风云地度过了十多个世纪之后，不得不相形见绌地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古代战争车战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殷代，经过殷周时期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战国时期战车的种类、编制、装备、战术等方面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然而，由于先前实物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于这一时期车战问题的研究只好徘徊在故纸堆中，并有史学家推断：“战车自秦代已退出历史舞台，被骑兵所替代。”秦俑二号坑大型车阵的发现，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古代战车编制、装备、战术方面丰富的实物资料。它使古代车战史的研究者和史学家，不得不重新校正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依据。战车庞大的阵容同样告诉了人们，秦代的战车特别是像坑中这一类型的轻车，并没有因战争的发展和战术的变化而衰退，相反这种轻型战车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并渐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它和骑兵、弩兵等精锐兵种处在同样的重要位置，在战场上发挥着其它兵种无法替代的作用，并在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壮烈的干戈撞击、人仰马翻的活剧。
　　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和战争规模的扩大与空前的惨烈，战车本身也一次次受到时局的冲击，以至最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地位。这种因冲击而引起的大变革，主要归于两次大的战争：第一次是公元前707　年，在周、郑濡葛之战中，郑国子元为“鱼丽之阵”。其法是“先编后伍，伍承弥缝”。即把步卒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使车、步协同，发挥各自作用，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战车同步卒一线配置的传统队形。这可以说是中国车战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大的变革。随后的战争实践经验，使战争指挥者越来越体会到“卒乘辑睦”关系的重要作用。几百年后的公元前541　年，晋国魏舒在对狄人的作战中“毁车以为行”，干脆把车兵的行军队形改成步兵的战斗队形，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一次步兵对车兵的革命。
　　正当庞大勇猛的步兵部队成为战场主力，而古老笨拙的战车甲士被轰下战争舞台的时候，一支曾与步兵配合过作战的车兵却又从中诞生了，这就是在脱离步兵之后也能够单独作战的战车部队，也就是在战国后期出现的轻车兵。它一改过去那种车对车的冲刺战法，在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中，巧妙而艺术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制敌特点。这个特点首先表现在驰敌致师的战术之中。
　　当战争的双方在战场上列阵之后，先以勇力之士到阵前挑战，接下来才是双方军队的大决战。春秋战国期间，当双方列阵之后，便捷轻锐的轻车则担任了冲击敌阵的这一角色。《吴子·应变）谈到的“谷战之法”就是在两边高山、中为狭地，突然遇到敌人的情况下，隐蔽的车辆在山中迅猛冲出攻入敌阵，使敌军造成混乱和溃败。
　　当军事力量双方在战场上列阵时，先要派出轻车在军队的两翼担任警戒，随之按阵法排列队伍，这也就是孙子所讲的“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
　　据后来考古学家兼军事研究家王学理推断，孙子所说的“轻车先出居其侧”，实际是后来被称为“角”的队形正处在形成过程中。一旦队伍布置妥当，轻车便向敌阵两侧很快斜张，因而也就形成了夹击的态势。也正因为如此，军事指挥者为应战对敌，才把“轻车先出居其侧”作为判断敌方是否列阵的一个重要征兆。
　　由于战车的冲击力大，速度快，成为攻击敌人阵地的重要力量。但因受到山地、谷地等狭险地形的限制，而不能发挥其战斗作用。若在平原广阔的地带和选择最佳的出击时机，战车的威力才能得到有效的显示。当单纯的车战被淘汰之后，在多兵种的运用上，作为一种战斗手段，战车仍然保留着它重要的一席之地。正因为如此，著名军事家孙膑才指出：“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易之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就当时的战况而言，在平坦地形上作战，一辆车可以抵挡住80　　名步兵或者10　　个骑兵。但在险阻地带，它的威力只能发挥一半，甚至连一半也难以发挥。
　　从历史上著名的“避实捣虚”、“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中可以看到，田忌、孙膑派轻车奔驰大梁，创造了战车突袭的有名战例。这个战例在告诉人们田、孙二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外，还宣告了一个轻车驰援，可以千里而赴的事实。这个事实告诉军事家的是，轻车可以突然袭击敌人之不备或出没不定地骚扰敌人，并起到转移对方目标、动摇军心的作用。当两军激战时，面对敌人的进攻，弩射又遏制无效，处于劣势的一方就需赶快把战车联结起来成为“车宫”，组成一个“当垒”的屏障。一旦屏障形成，指挥者就立即命令隐蔽在车后的弓弩手从缝隙中射击来犯之敌。这样既减少了伤亡，又增加了武器的有效杀伤力。当然，这种能够形成屏障的车多属笨重的“守车”，但在战场双方局势变化多端的情况下，为了应急，轻车更能发挥灵活机动的防御作用。
　　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可以看出，战车的种数，无论是用作指挥、轻锐致师、补阙、随同战骑等等，都只是形制上的区别，仅因用途和装备的不同定名而已，并没有改变作为战斗用车的这一根本性质。可以说，此时的战车已非昔日殷周时代的模式，它是轻车兵正处于成熟阶段的显示，它标志着在旧的车战方式衰落之际，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一个轻车兵、步兵和锐骑等多兵种配合的作战方式已经形成。而经过战国、西汉700　年的时间，轻车兵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他们几乎在战场上完全消失，而骑兵却驰骋疆场，意气风发，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骑兵的崛起
　　当战车退出战争舞台后，代之而来的则是骑兵在战场上大规模的出现，骑兵军阵的应用直到近代的二次世界大战才逐渐告退。中国古代骑兵何时登上战争舞台？自然以公元前三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为标志。但通过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在殷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记载骑兵作战的事例，可惜那时的骑兵并不普遍，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况且战争的规模比之战国时期要小得多，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因为在战国之前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毕竟是战车统治疆场的时代，况且随后它又陪伴车兵同步地度过了一百多个春秋。应该说，骑士同战马的最早结合并进入战斗行列，就标志着骑兵的诞生。而骑战在我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又以攻击力最强、机动性最大而闻名于世。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还是统一后的秦帝国，都程度不同地处在中国古老的车兵与年轻的骑兵结伴的那段时间里。就作战手段而言，纯粹的车阵已由车、步、骑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所代替，并且经历着作战主力由车到步骑的消长过程。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和稍晚些时候出土的咸阳杨家洼汉墓的骑兵队列来看，秦汉时期无疑是中国早期骑兵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骑兵由在战争舞台的配角地位，渐渐取代主角，到西汉的武帝时代，战争舞台正式完成了由车、步到骑步的革命性的转变。
　　关于中国以及当时的秦国的骑兵最早出现于何时，史书中好象没有明确的记载，也许正如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马的部队，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草原地带，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因而也就有了乘骑的方便条件，并理所当然地最早建立起自己的骑兵进行军事活动。像鬼方一支的狄族，南侵晋国的边境，竟于公元前730　年打到了晋都的郊外。山戎和北狄也曾和齐、燕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663　年，山戎侵燕，燕向齐告急，于是，齐桓公派军队伐山戎，并“擒狄王，败胡貉，破屠河，而骑寇始服”。从这些历史的战例中，可见中国骑兵的出现，似乎早在春秋初期就发生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了。至于秦国的骑兵出现于何时，在留传下来的《韩非子·十过》一书中，虽有秦穆公发“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的记述。书中的畴骑二字，应该是指骑兵。而秦穆公派兵送重耳入晋是公元前636　年发生的事，其所派的畴骑已是同战车、步兵并列的一个完整的兵种。那么，可不可以说秦骑兵产生的时间应早于秦穆公的那个时代？
　　这样说的理由是：秦人在入主关中之前，长期生活偏处在西北的秦地，那里的沟谷有丰沛的清水茂草，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为秦人先期的养马业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并使秦人和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从《史记·秦本记》中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秦人的老祖先造父，曾“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西巡时得过良“驷”，并“一日千里”地驱车归周。试想，这样训练有素的宝马良驹，不经过长期调养是难以选出的。
　　历史上最早的秦人同戎人长期杂处，都过着逐水草而群居的游牧生活。
　　随着内部关系的变化和矛盾的不断加剧，秦人同戎族的相互争斗也越演越烈，以至终于导致了兵连祸结的仇杀。当勇猛凶悍的西戎人一举灭掉了居于犬丘的秦大骆之族，并杀掉了受周宣王支持而讨伐西戎的大夫秦仲时，为了对付擅长骑术的戎人，秦人不但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