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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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犬丘的秦大骆之族，并杀掉了受周宣王支持而讨伐西戎的大夫秦仲时，为了对付擅长骑术的戎人，秦人不但加快了养马训马的步伐，而且也开始上马作战。到秦穆公时代，骑马作战的传统已经确立，而正式组建一支畴骑队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雄才大略的秦穆公，也许正是仰仗着这支年轻的骑兵部队，才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赫赫战绩。
　　从以上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早在西周中期，当中原国家的车士在殷殷战车上称雄时，而僻处西方的秦人已能上马搏杀了。由此可以说，秦骑兵作为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独立兵种，出现的时间不但早于中原诸国，而且也远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寇”之前。
　　尽管秦骑兵的出现时间开中国骑兵之先河，但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其原因大概是它过早地同车、步兵配合，而被掩没在车、步兵混合兵种的大趋势中。与此相反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有些不同，它是在车兵同步兵的撞击中产生的独立兵种，即是和车、步兵配合作战，也始终保持着它独特的体系和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所以，历史学家把中国骑兵正式登上战争舞台的功劳让给了赵武灵王，也许自有它的道理。
　　尽管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作为中国产生骑兵的标志，但它显然地处于中国骑兵史上的“童年时期”，之所以说是童年时期，是因为除在战争中的作用不甚明显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没有马鞍和马蹬，武士们只是骑着一匹匹的裸马在作战。到春秋时代中期，作为秦国的骑兵才作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兵种崭露头角。当然，因时代条件的局限，同样发挥不了太明显的作用。直至秦始皇并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骑兵数量急骤增多，其战斗力也明显地加强。但在车战仍充当着主力，步兵已承担起重要角色的情况下，无论从战略上还是具体指挥艺术上，骑兵还只能暂时作为一种配合性兵种来发挥它的作用，其性质依然属于一支机动力量。因此，在兵力的布置和指挥上，还是按照以车为正，以骑为奇的战术来适应战场的需要。当需要骑兵搏杀时，也还是遵循“用骑以出奇，取其神速”的战术原则，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当秦王朝建立后，军事重心转移到国防，接敌对象由原来的山东六国变为北攻胡貉、南攻杨越。对于强悍的匈奴骑兵，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强健精锐的骑兵是难于角逐的。所以，这时的秦军也加强了骑兵部队的建设，并大规模用于军事行动。并出现了大将军蒙恬率军击败匈奴骑兵，使之远退漠北，十余年不敢南下的战争胜况。特别是秦50　　万大军进军岭南，长途驰驱，当然更少不了骑兵。此时的秦骑兵已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纵横驰骋在各地战场上。遗憾的是，古代骑兵的装饰、布局及军阵的风采，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落入茫茫烟尘，纵使后人绞尽脑汁，也无法从根本上领会它的真正内蕴和叱咤风云的壮观雄姿。秦俑二号坑骑兵俑的出土，为后人无声地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口，两千多年前骑兵军阵的一切再度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二号坑的骑兵俑群位处于模拟营垒的左部，占有3　个过洞，并呈有很大纵深的长方形小营。小营中的每一骑士牵一战马入编定位，行列整齐，纵向12　　列，横向9　列，共计108　骑。另外，在车步混宿小营的3　个过洞里，尚有8　骑殿后，整个俑坑的骑兵总数为116　骑。
　　骑兵俑的装束与步兵、车兵俑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紧系在领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袄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登短靴，身披短小的铠甲，肩无披膊装束，手无护甲遮掩。衣服短小轻巧，铠甲简单明快。这一切无不表明完全是从骑兵的战术特点而考虑和设计的。由于骑兵战术所显示的是一种迅猛、突然、出其不意、抵之不及的特殊杀伤功能，这就要求骑士行动敏捷、机智果断。假如骑士身穿重铠或古代那种宽大的长袍，则显然违背了骑兵战术的特点。事实上，也只有穿着这种贴身紧袖、交领右袄的胡服才更能自由地抬足跨马、挎弓射箭，驰骋疆场。
　　秦俑坑骑兵军阵，完全是模拟现实的艺术再现，每个骑兵的身高都在1。80　　米以上。从体型的修长匀称、神态的机敏灵活，以及身材和面部显示的年龄特点，完全符合兵书所言：“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趋绝伦”的要求。那些站立战马身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一手牵缰、一手提弓的骑士，真实传神的造型姿态，成攻地揭示了秦代骑兵待命出击，壮健捷疾的强大风貌。
　　有研究者认为，古代骑兵使用马鞍当是在西汉时期，在此之前尚无先例。
　　秦俑坑陶马的出土，为这种理论作了彻底的否定。现实使我们看到，每个陶马的背上都雕有鞍鞯，鞍的两端微微翘起，鞍面上雕有鞍钉，使皮革质套固定在鞍面。同时鞯的周围缀有流苏和短带，鞍后有■，下有肚带，遗憾的是未配马蹬。这些实物的出现，完全可以证明早在秦代甚至战国后期骑兵就已使用了马鞍。马鞍的使用可以使骑兵的双手进一步获得解放，有效地发挥和增强战斗能力。二号坑发现的骑兵军阵，置于整个大型军阵的左侧，这种排列特点，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它在战争中所发挥的正是其它兵种所不具备的“迅猛”迎敌的战术特长。
　　当然，骑兵在战场上取胜绝不是靠单骑的速度，而是凭着一个有组织的队形，否则，有如个人在体育场上的竞技一样，只能赢得一时的喝采，而对一场战斗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著名的兵书《六韬》说到骑兵作战时，往往把车骑并提，这显然是早期骑兵尚未独立的一大特点。而在《均兵》中，关于骑兵的作战能力，太公望认为，如果对车骑运用不当，就会“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但是，列阵配备合适，又是在险阻地形上，也能“一骑当步卒四人”。由此可以看出，兵法家在这里明确地揭示了队形和地形是骑战威力所在的两大因素。车骑作为军中的“武兵”，如果安排得当，就能收到“十骑服百人，百骑走千人”的战争艺术效果。
　　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群，向后人提供的是一个宿营待发、配合车兵和步兵的实例，若从整体观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兵力配置上，骑兵俑群偏处一隅，其数量也远远地少于车、步俑之数。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说明：此时的秦骑兵虽已是一支雄壮强盛的独立兵种，但毕竟还没有取代车、步兵而成为作战的主力。协同作战、量机而用，则成为当时军事家们已经运用自如的指挥艺术。
　　尽管此时的骑兵还没有成为秦始皇时代的作战主力，但在统一战争的交响乐中、却是一支最强音。因为骑兵行动轻捷灵活，能散能集，能离能合，远距离作战，快速奔驰，百里为期，千里而赴。短时间内长途奇袭，使敌防不胜防，出入无间，又能迅速转换作战方式，成为兵书中共誉的“离合之兵”。
　　具有悠久的养马史、传统的驾驭术、早兴的骑兵部队的秦国，在骑兵的运用上自然优胜于山东六国。而在车、步、骑并存的诸兵种中，骑兵之所以后来得到了重视，就在于执远战兵器弓弩的战士在战斗号令下达后，能迅速集合，翻身上马，立即投入战斗，并随时可调换攻击方向。同时战斗队形对复杂地形的适应性强，其高度的机动力和强大的冲击力，都是其它兵种所不能取代的。这种独特的骑兵战术，正如孙膑所认识并概括的那样：用骑有十利。即：
　　“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道，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虚其高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命。”随后的兵法家又把骑兵战术的原理总结为“十胜”、“十利”等，但无论是十胜还是十利，其不外乎是由“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的高速度构成骑战的核心，即所谓凌厉的冲锋，诡秘的奇袭，迅速的迂回，闪电式的侧击和夹攻，独立的侦察，掩护本部步兵和骚扰敌人。公元前260　年，在秦、赵长平大战中，秦国以五千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过赵军翼侧，迂回至后方营垒，将其截为两段，断其粮道，使之不能救援，最后迫使赵军全军覆没，从而使秦国在古代战争吏上创造了多兵种协同而又用骑以奇的光辉战例。
　　当然，骑兵的短处正如兵书上所总结的亦有不利的因素，即所谓的骑战有“九败”或“八害”。其中心内容是，骑兵往往受到地形的限制而招致失败，如陷于“天井”（四周高峻）。“地穴”（低陷）及沼泽难行之地，大涧幽谷、木林茂密之地，深沟坑阜之地等，均构成骑兵的“死地”或“败地”。
　　这些不利的地形地物，深为兵家所忌。其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会对骑兵形成威胁，这就是骑兵的冲锋速度高，极容易脱离战场主力，如果长驱不止，陷于敌阵又不能破阵，再加之后继部队接应不上，就势必受到敌人的截击或埋伏而陷于进退两难的险境。面对这些不利的因素，作为军事指挥者，势必明了和果敢处置面临的一切，才能化险为夷。事实上，作为骑兵部队，只有选择平旷的地势，给骑兵创造出高速度冲杀的场所，才能以“一骑当步卒八人”的威势攻击对方。秦俑二号坑在试掘时，露出土层的完整的有骑士33、马36。这些骑士都无一例外地作垂臂、左手提弓的姿势。出土的武器惟见铜剑、镞和弓弩，没有长柄兵器。而此时的剑，看来也只是骑兵作为卫体的武器而已。这说明秦骑士的作战手段同赵武灵王时教国人穿“胡服”，习“骑射”的情况是前后相承的。民国时期，洛阳金村曾出土过一面战国铜镜，背面有骑士乘马握剑刺虎的图像，即证明了这一特征。由于剑仅限于击刺的单纯动作，在驰驱如飞的骑兵手里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也正是由于这诸多的局限，才使骑兵无法充当作战的主力而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战国时期，秦国有兵员100　多万，其中“带甲”（指步卒或作“奋击”）百万，战车兵数千乘，而骑兵仅有1　万。包括后来发掘的秦涌三号坑，从出土的情况看，三坑中约有步兵涌6　千多，战车140　余乘，骑兵俑116　骑。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提供的双重数字表明：秦惠文王时，秦国的骑兵占军队总数的1　％左右。到了秦始皇时，骑兵的比例已升至2　％，这时步兵仍是作战主力，车兵的地位仍然高于骑兵。即是骑兵使用率最大、也最多的赵国，骑兵在军队中的比例也还是有限。战国晚期，赵国名将李牧在重新整编部队时，依然是以车兵1300　　乘为主，骑兵13000　匹为辅。而在军队的总数中，骑兵所占的比例也不过是8　％左右。况且这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七、八十年的情况。
　　在其他诸侯国家中，骑兵的比例更少，不过1　％左右。
　　骑兵在战国时期已初露锋芒，但迟迟没有形成战场主力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便是在骑兵史的改革进程中很小又极为重要的一个部件——马蹬的产生和利用。从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来看，骑兵们不但既无马蹬，连踏蹬也没有，由此可以断定骑兵们在上马时，是双手按住马背跳跃上去的。上马后的骑兵抓紧缰索，贴附马背以防颠落。由于没有马蹬，在奔驰特别是作战时，就不能靠小腿夹紧马腹来控制座骑，更谈不上腾出双手来全力挥斥武器与敌搏杀，在攻击力与灵活性上都大受限制的情形中，也注定了不能使用长柄兵器更有效地杀伤敌人这一时代局限和遗憾。
　　那么，作为极具重要性的小小马蹬是何时产生的？尽管众说不一，但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　年）墓出土陶骑俑的马鞍左侧吊有一蹬，这是被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最旱的马蹬。但因为只有一只，有的学者便认为不是马蹬，而很可能是上马时的踏蹬，两只脚分踩的马蹬，是十六国时期才出现的，这个推论来自北燕冯素弗墓（冯死于公元415　年）出上的用铜片包着木芯的马蹬实物。如果事实真的如此，作为一个小小的马蹬，在产生骑兵之后的近千年才发明创造出来，也真令后人有些不可思议了。
　　在西汉茂陵大将军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牛背上有一蹬的雏形，这个蹬的雏形又给了研究者一个新的启示？难道是西汉有骑牛的习惯？如果有这个习惯并有蹬产生，对将古代骑兵发展到鼎兴时期的西汉军队来说，对出现马蹬不也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吗？那牛蹬不正是马蹬的另一种安排吗？如果看一下汉代骑兵的强大阵容和赫赫业绩，就不难推断出，在那个时代产生马蹬或产生了马蹬的雏形并用于战场上的骑兵部队是极有可能的。
　　众所周知的秦末汉初中原战争纷乱，给了远在北方的匈奴一个扩充自己骑兵部队的机会，几年的时间，其骑兵总数便达到了30　　余万。渐已强大的匈奴趁汉朝未稳之时，便大举进兵南侵，并很快占居河套及北方的现在的伊克昭盟地区。匈奴铁骑势如破竹，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　年），匈奴单于冒顿率部攻下马邑，并把刘邦亲率的32　　万汉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致使汉高祖刘邦险些丧命。平城之战，使西汉统治者认识到：要战胜匈奴骑兵，只靠步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
　　基于这样一种明智的选择，自汉文帝起就开始正式设立马政，加强全国的养马事业，并很快见到成效。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　年），匈奴大举进入中原北部上郡一带掠夺财物，汉朝廷命丞相婴率八万五千骑兵进击匈奴，取得初步胜利。到了孝文十四年（公元前166　年），匈奴单于率十四万骑兵进入中原西北部的朝那，肖关一带，孝文帝以中尉周舍、朗中令周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兵，驻守长安一带，“以备胡寇”。与此同时，还封卢卿为上郡将军，魏仁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张相为大将军，董赤为将军，以车兵和骑兵大举反击匈奴，迫使匈奴再度退出中原属地和西北边地。
　　当汉朝到了武帝时期（公元前140　年—前87　　年）、骑兵部队发展到鼎盛，并承担了抗击匈奴的主要使命。
　　汉武帝一登上皇帝宝座，就极为重视马政建设，下令繁殖军马，扩建骑兵。经过六、七年的努力，已拥有甲马45　　万匹，从而形成了一支精良的骑兵队伍。自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汉、匈双方在阴山和祁连山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争夺战，汉朝每次出兵都在数万骑以上，最多的一次可达到18万骑。公元前128　年，匈奴骑兵入侵雁门，杀死汉军千余入。汉朝大将军卫青率骑兵3　万驰救，匈奴败退北还。次年，匈奴发兵攻上谷、渔阳郡（今北京以北地区），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李息率精骑数万，采取大迂回战略，暂置上谷、渔阳于不顾，而是西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迅速沿黄河向西，绕至朔方侧后，对河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进行袭击，一举歼敌5000　　人，缴获牛羊百万余头，迫使二王北遁。卫青率部一直追至高阙（今内蒙杭锦后旗西北），尽得秦时河南地，从此，汉朝在此设立了朔方郡。河南之战，揭开了中国骑兵时代的序幕，从此，骑兵作为一种成熟和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