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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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
“你今天消息很灵通，吉姆。”我回答说。
他那苍白的脸上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与那套丧葬服一样的西服形成了一个鲜明
的对比。我知道他是在探听消息，中央情报局对蒂斯勒以及他的揭发一点儿也不知
道。我们和联邦调查局有着默契，我们向他们通报“筏夫”行动，但他们必须烙守
这方面的秘密。
“只是例行公事。你知道，和联邦调查局交交朋友，伦敦时下很兴这套。”
“浪费时间，”他说，“我记得你们早就在设法接近他。可他总是对我们讲，
他忍受不了英国佬。”
我感到有些愤怒，虽然我知道这正中他的下怀。
“嗯，我也不能说中央情报局就更友好一些。”
“过去的十年里，你们在华盛顿把许多信誉都丧尽了。”他说着，又给自己倒
了一杯酒。
“像胡佛这样的人，”他继续说，“看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看到军情五处的
现状，总要问：‘这有什么意思？’”
他叫来侍者，我们点了菜。
“你完全离题了，吉姆，”我说，“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年前他们是完全
不可能任命我当科学家的，可现在我在那里了，并且还不断有新的人涌进。”
“我进过英国的公学，”他讥讽道，“你们那帮人的水平我是清楚的。”
“老是抱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没有什么好处。那些事都过去了，世界更小
了，我们应该重新合作。”
我为自己突然如此动感情而感到惊奇。安格尔顿始终端坐在那里，一刻不停地
吞云吐雾。
“你从胡佛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他咕噜说，“他也不情愿为你们提供帮助。”
这顿午餐用了很长的时间。安格尔顿什么也没有透露，却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向
我提了许多问题。菲尔比怎么样了？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认为他是个间谍。还有，
尽管已是一九五九年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仍然是个触动神经的事，安格尔顿想知道
每个细节。他甚至问我，是否可以从军情五处搞到阿曼德·哈默的档案。此人是西
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由于同苏联有广泛的商业往来关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
情报界的注意。可是我认为这样做有些粗率。
“我们是朋友，吉姆，可还没有到那么亲密的程度。”
五点钟左右，我送安格尔顿上了他的汽车。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奔驰”车。
不久我才知道，别看他外表瘦弱，他是他们家的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股东之一，
因而喜欢挥霍享受。可是那天他很不凑巧，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他感到很恼火。我
从口袋里摸出贾格尔做的撬锁铁丝，不到半分钟就把车门打开了。
“不错，彼得，不错！”他满脸堆笑地说。他知道我此时正在自我陶醉哩。
“顺便说一句，”我说，“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如果你在华盛顿不帮助我，我
就要请愿意帮助我的人来干了。”
“让我想想，看能做些什么。”他哺哺地说，然后钻到汽车方向盘后面，目不
斜视地开着车走了。
实际上，虽然华盛顿方面持怀疑主义态度，可五十年代末英国的情报部门在技
术方面有了重要的变化。军情五处把主要精力用来发展新技术，即“筏夫”和“咽
吞”技术。
第一步，我们把苏联大使馆继续置于“筏夫”的监视之下。霍利斯说服了态度
勉强的财政部，让其在军情五处的秘密拨款之外，再为军情五处买一幢房子。这幢
房子挤在苏联的几幢外交楼之间。我们在阁楼上安装了“筏夫”接收机，并在这幢
新房子和邻街的目测监视楼之间挖一条隧道，把探测到的大使馆内的信号通过埋在
隧道里的电缆发送回去。我们让西里尔·米尔斯作为房客住在这幢楼里。他在战争
时期是军情五处的官员，现在是著名的马戏团的老板。此后的许多年里，米尔斯就
在这幢楼里经营他的马戏业务。如果要往这幢楼里运送人员或设备，或清除隧道里
的垃圾，就用“米尔斯马戏团”那辆花哨的车子去干，这样掩护得十分巧妙，俄国
人从来没有往这一点上去怀疑。
我们仔细地用了几台直接接收机来搞‘筏夫”行动，每一台都使用一种兆周频
率，目的在于使我方没有振荡器，这样做是防止万一俄国人也研制出一种“筏夫”
技术。米尔斯的房屋之谜在整个六十年代都没有暴露，直到有一天晚上报警器发觉
有两个俄国外交官爬上了房顶。他们打破了一扇天窗，可还没有来得及从屋顶爬进
来，就被管家吓跑了。米尔斯向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正式的抗议。可我们在猜想，俄
国人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已经知道我们存在于这幢楼里。
房子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便把我在加拿大阅读“冠石”档案时所筹划的那种
试验付诸实施。我们系统地捕捉了信号，看看苏联大使馆内的接收机是不是在监听
莫斯科播给英国特工人员的信号。这些都是高频信号（HF），而监视队的无线电是
特高频（VHF ） 信号。 俄国人在他们的高频接收机上用了大型无线电放大器，使
“筏夫”行动更为困难。可是政府通讯总部研制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设备，不到六
个月，我们就成功地捕捉到了大使馆里的俄国人例行监听从莫斯科发来的四种信号。
第一种信号的代号叫“粗暴”。我们是在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十点三十分收到它
的，摩尔斯信号的声音响亮而清晰。俄国人当时也在用同一种频率进行收听，我们
的接收机跟踪到了一个振荡器发出的呜呜声。政府通讯总部分析了“粗暴”，认为
它来自莫斯科地区，每周播发两次。密码分析专家们十分肯定这个摩尔斯电码里含
有真正的通讯。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决定集中主力来跟踪“粗暴”信号。
我去找了考特尼·扬，当时他在D 处一科（他是反俄国间谍工作的负责人），
问他能不能帮助我们查找一个非法特工人员的情报，此人目前正在英国境内活动，
并正在收听从莫斯科发来的无线电通讯。扬对我去找他感到惊奇，他说D 处近来正
在着手调查一个双重间谍案。该案使他深信有个非法分子在伦敦地区活动。这个双
重间谍是个男护士，曾加入过英国共产党。好几年后，有人让他为俄国人做一些秘
密工作，他起初很不情愿，但后来他的联系人告诉他说，不是要他当间谍，而是让
他寄些信件和保管临时的箱子。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护士害怕了，便向警察报告
了。这个案子按照惯例被特别处转到了军情五处。
扬让这个护士当了双重间谍，再返回去跟俄国人对抗。在短期内，这个护士仍
然让人深信不疑。他住在米德兰地区，他的上司要求他用自己的名字在伦敦南部的
克拉普汉姆租用一套公寓，并指示他在住宅附近的克拉普汉姆公地从事一些死信投
递活动。扬非常肯定地认为，他是一个由俄国人训练出来的非法特务的外围人员，
专门在真正的非法分子进入指定的地区之前为其准备通讯器材和居住条件。但是后
来，这个护士同对方的一切联系突然中断了，他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指示。要么
就是整个行动流产了，要么就是真正的非法特务已通过某种方式在该地区潜伏下来
了。
这种猜测不着边际，可至少考特尼·扬要找的非法特务有可能就是收听来自莫
斯科的“粗暴”信号的这个人。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对克拉普汉姆地区进行了严
密的搜查，看看有无进一步的线索。我们驾驶那辆能透过无电线波的“筏夫”车来
到克拉普汉姆，在四周有墙的旧防空洞前院里设立了基地。防空洞在克拉普汉姆公
地南部的下面。我们接通防空洞的电源，架起一根天线，估计能在半英里的范围内
进行收听。
我和托尼·塞尔坐在寒冷而又空气不流通的‘筏夫’车里，观察着，等待着，
聆听着。“粗暴”广播应当在上午十点开始，我们把一台接收机调到“粗暴”的频
率，同时用另一台接收机搜索附近周围的频率，看看能否发现振荡器。第二个星期，
却真让我们给撞上了。我们收到了一种奇怪的，像猫头鹰一样的叫声，并收听到从
莫斯科发来的摩尔斯电码。这显然是有人在离我们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收听“粗暴”
广播。塞尔和我面面相觑，他仿佛已嗅到了猎物的气味，录音机开始在压低的声音
中转动。我们换上电瓶电源，慢慢地开车沿着克拉普汉姆街驶向地铁车站，混在其
它交通工具中迂回。此时那些小酒店里坐满了人。沿途都有一些郊区住宅，门前的
花园里有刚刚开的水仙花。室内的居民们对经过他们屋前的跟踪行动一点儿也没有
觉察到。
塞尔监视着振荡器的信号，用它发出的强大电波来确定它的位置。我们知道，
“粗暴”在空中只播二十分钟，我们还有十七分钟。当我们到达地铁站时，信号变
弱了。我们又以加倍的速度奔回万兹沃斯，信号再一次减弱并消失。我们驶向南边
的波尔汉姆，可这回甚至没等我们离开公地之前，信号就完全没有踪影了。
只剩下六分钟了。车内的人说不出一个字，我们只剩下一个方向了。“粗暴”
肯定在北面的巴塔西后街那拥挤的、迷宫般的地方。我们开着这辆特制的车来到拉
奇米尔路，我心里满是失望，我要猛冲过去，我真想用传声筒对眼前的情形高声叫
喊，请求给我们让路。可我们所有能做的只是凝视着闪烁不停的调谐盘，希望声音
增强而不是减弱。可是，当我们穿过万兹沃斯路时，信号已经逐渐减弱。此后不久，
莫斯科就停止了广播，“粗暴”信号再也听不到了。塞尔重重地拍着车壁。我摘下
耳机，感到全身精疲力竭，一阵愤恨。我们还得在克拉普汉姆呆几个月才能如此接
近目标？
我点燃了我这天的第十三根香烟，试图从这二十分钟的情况中思索出点什么来。
我们每个方向都去过了，可每次我们一挪动位置，振荡器的信号就减弱。这毫无疑
问地证实了我们的确发现了另一台接收机，除了我们自己那台接收机以外。可这台
接收机既不在北面，也不在南面，更不是在东面和西面。我慢慢地醒悟过来，意识
到一个真相——“粗暴”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就在防空洞顶上几码之内的地方。我
们开车回到基地，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搜索，发现在我们背后的高墙后面是一片用作
停车场的开阔的荒地。“粗暴”的收听肯定是在一辆停在此地的汽车或类似于我们
这样的车里进行的。
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以后，我把振荡器的录音印成一副声纳图像。声波起伏表
明那是些小的电源波纹，其波纹形状不是普通的电源频率，而是类似于我们“筏夫”
车的电瓶所产生的电源的频率。这种巧合令我感到痛苦万分，无法进行思考。
在以后的六个月当中，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把所有候补人员派到克拉普汉姆
去进行搜索。我们在上百个不同的地方进行监听。官员们对每一条街都进行了搜查，
寻找有问题的天线，仔细盘问无线电设备商，可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在我们四
处进行搜索期间，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仍然从莫斯科传来嘲笑我们的“粗暴”
信号。
除了继续用“筏夫”汽车以外，我们还通过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安排了“筏
夫”飞机。我们从英国皇家空军调来一架运输机，机内装有类似于我们车内的接收
机，在固定的时间里在伦敦上空飞行。我们认为，在高空可以寻找到接收机在伦敦
的什么地方进行工作的大概范围，如发现了信号来源的具体地方，就用几辆“筏夫”
车进行包围。
第一次，我们飞行在苏联大使馆上空的飞机正在检查设备的工作情况时，突然
收到了他们的接收机的声音。以后，我们又在芬斯伯里公园一带收听到了一系列的
无线电声音。就像在克拉普汉姆一样，我们赶到这一带进行搜索。可是同“粗暴”
一样，这个一直没有被发现的特工人员舒舒服服地隐匿在伦敦郊区的密林里。
“筏夫”飞行完全是件痛苦的差事，我整夜整夜地呆在那深蓝色的天空里，聆
听着从莫斯科发来的信号。头上戴着的耳机使我听不见飞机螺旋桨的噪声，而在我
的下面，在伦敦无垠的灯海里，有一名间谍此刻也在阁楼或室外的汽车里聆听这些
信号。我知道我能听到他，可我无从知道他在哪里。他是谁？他是单独行动，还是
一个集团中的一员？最为重要的是，莫斯科究竟在信号里告诉了他什么？我在反间
谍官员所栖居的特殊炼狱里，常常被这种似知道又不知道的感觉所困惑。
“筏夫”行动虽然没有立即奏效，可利用技术方法破译密码的“咽吞”行动却
很快被证明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一九五七年，政府通讯总部研究处副处长乔希·
库柏在切尔特南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咽吞”行动便是在这次会议上敲定的。库
柏明白，要想进一步在取得密码破译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须使军情五处、六处以及
通讯总部相互进行密切的配合。他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有关的几个部门的人请到一起，
来参加会议的有通讯总部H 处（密码分析处） 的亚历山大和德纳姆，通讯总部M处
负责反小集团的科学科科长约翰·斯托勒，还有雷·弗劳利和我以及军情六处的同
行帕特·奥汉朗。
除了俄国人，埃及人仍然是通讯总部的第一个重要目标。他们在他们所有的驻
外大使馆里使用哈格林密码机，共分为四个组，每一组使用不同的密码排列。只要
我们能把某一组里任何一台机器搞出名堂来，那么组里的其它几台机器都会被破译
出来。或者我们能搞到其中任何一台机器的样品，那么那个组里的其他几台密码机
也会被破译。军情六处和通讯总部拟出了一张埃及驻世界各地使馆的清单以及它们
所属哪一个密码机组的详细情况，委员会然后对哪一个使馆最有可能使“咽吞”行
动获得成功进行了估计。我向军情六处派来的工作队详谈了如何安排这次行动的设
想，不到一年，我们就把埃及所有的密码组全部破译了。
虽然“咽吞”技术能破译各种哈格林密码机，但这种机器只有在第三世界国家
里才有市场。库周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寻找把“咽吞”原理应用到较先进的密码机
上的方法。由于通讯总部缺少计算机力量，无法破译这些密码机。我的观点很简单，
我们需要把计划变为现实，纸上谈兵是不可能奏效的。
“我们得用科学的方法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新突破
究竟能推广多深，因此要做试验。即使事与愿违，我们也能了解到我们以前所不知
道的东西。”
我突然间在头脑里萌发出一个主意。任何一台密码机，无论它是多么复杂，总
归得把一份清楚的电文编成密码和一系列任意排列的字母。在五十年代，最先进的
密码技术是把电文打进电传打字电报机里，电报机又与分开的一台密码机相联，编
成密码的电文咔嚓嚓地从另一端输出。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取决于彻底的屏蔽。如果
密码机和电文输入机之间没有进行电磁屏蔽，那么，未编成密码的电文的回声就可
能与编成密码的电文一起从输出线路上传出。如果使用相应的放大器，从理论上来
说是可以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