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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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索科洛夫·格兰特案件。这个案件在许多方面的疑难点都是很典型的。例如
我们在处理他所交代的情报时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况。戈利金告诉我们，在萨福克郡
的某个飞机场附近有个苏联间谍，这个机场是个最新式导弹的基地。他肯定这是个
备用间谍，专门被用来在国际危机时搞阴谋活动的。我们同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联
系，认为戈利金所说的那个飞机场很可能就是贝里圣埃德蒙兹附近的斯特雷兹沙尔
机场。然后我们又查看了斯特雷兹沙尔附近的选民册，想从中找出一些有用的情报。
几天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苏联名字索科洛夫·格兰特。我们与军情五处档案室的
档案进行了对照，发现那里有他的档案。格卜特是苏联难民，五年前进入英国，他
娶了一个英国姑娘，并在机场附近租了一块地，以种田为生。
这件案子交给查尔斯·埃尔韦尔去调查。埃尔韦尔检查了格兰特的来往信件，
窃听了他的电话，并向地方警察进行了询问，然而却一无所获。我奉命去搜查他的
住宅，看看是否能找到技术上的证据以便给他定罪。趁他和他的妻子去北方度假的
时候，我和约翰·斯托勒一起开车直奔贝里圣埃德蒙兹。斯托勒个头矮小，头发灰
白，面带微笑。他原是通讯总部M 处“反小集团”的工作人员，曾经对“筏夫”飞
行行动作过安排，并参加过分析“筏夫”讯号的工作。索科洛夫·格兰特住在一幢
漂亮的安妮女王式的红砖农舍里。这幢房子已多年失修。从屋后的花园里可以看见
机场的跑道终端，跑道穿过麦浪起伏的田野，真有点诗情画意，很难引起人们对这
里的一切产生怀疑。但正是这种美丽的充满田园诗意的景色总是使我想起间谍：他
们总是以这种秀丽的英国景色作掩护的。
斯托勒的任务是搜索农舍，检查是否有暗藏的无线电系统，而我呢，则撬开门
扣，进入格兰特的住房。住房脏得吓人。走廊和通道里到处是废物。楼下房间里的
书毫无秩序地堆在一起。起先我还以为他们要搬家，后来看到所有的东西都积满了
灰尘，我才明白并非如此。后屋书房里并排放着两张书桌。左边是一张桌面能翻动
的大书桌，上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拉盖都关不上。右边是一个带柜子的小
书桌。我打开柜门，里面什么也没有。我又拉开抽屉，里面也是空空的，甚至连一
点灰尘也没有。这张书桌肯定是最近才腾空的。我坐在光亮的温泽式靠背椅里，两
眼凝视着这两张书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张堆满了东西，而另一张却又什么也
没有。是不是他们想把一张书桌的东西搬到另一张里去？或者他们想腾出一张书桌？
如果这样，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一间塞满废物的房间竟放着一张空书桌，这里面
是不是有些令人感到怀疑的地方？
我翻了翻另一张书桌上的纸张，发现大部分是农场工作的业务记录。斯托勒在
外面也没找到什么。于是我们便离开了格兰特的房子。要对这个地方好好搜一遍，
至少得用二十个人来工作一个星期。后来，埃尔韦尔又亲自登门拜访了索科洛夫·
格兰特，并向这位村民问了些问题。埃尔韦尔回来后非常满意。他说格兰特没有什
么问题。他的人缘很好，妻子是当地乡绅的女儿。我们猜测戈利金可能在克格勃的
监视名单上看见了索科洛夫的名字，也许苏联人打算同索科洛夫接触，但实际上从
未找过他。
这以后不久，格兰特夫妇便离开了那个村庄。也许村里人知道了我们的调查，
也许格兰特想过一种新的生活。尽管对索科洛夫的调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件事却
在我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忽然受到怀疑，然后又忽然
排除了怀疑，然而他的整个生活则由于世界另一边某个他从未见过的人的一句瞎话
而完全改变了。安逸的萨福克乡村世界与背叛者的秘密世界发生了冲突，而在秘密
世界里，根本没有什么偶然的巧合，就连一张空书桌也可以引起怀疑。
戈利金关于间谍渗透军情五处的情报是他所有情报中保密最严的部分。我最早
是从阿瑟那里知道这件事的。当时阿瑟刚从华盛顿回来。戈利金说他在克格勃总部
见过存放英国情报部门文件的特别保险柜。他还见过保险柜里存放的那些文件的索
引，并且肯定军情五处的最新文件一定也在那里。他还说，克格勃从英国情报部门
得到一份文件，他们称之为“技术文件”。那是一份很厚的文件，里面罗列了英国
情报部门所使用的各种技术设备。他没有能够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只是被叫去看看
是否可以翻译里面的某一段文字。这份文件肯定很重要，因为他们对译文催得很紧。
他说苏联驻伦敦使馆的安全措施同别处的使馆不同，那里没有专门的安全员（即苏
联保卫员），据戈利金推测，没有专门安全员的原因是苏联已经完全渗透了军情五
处。戈利金还谈到克拉布事件，他说在克拉布对“奥尔忠尼启则号”下手之前，克
格勃就得到了警报。
一九六二年八月，军情五处正处在消化戈利金的情报的阶段。与此同时，我们
在研究有关菲尔比的第三集材料中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在以色列韦兹曼斯大
楼的一次招待会上，维克托·罗思柴尔德见到一位名叫弗洛拉·所罗门的苏联犹太
复国主义移民。她对罗思柴尔德说，菲尔比在《观察家报》上写了一些反对以色列
的文章，她表示非常气愤。她然后透露说，菲尔比从三十年代起就是一个秘密间谍。
维克托竭尽全力，最后终于说服了她到伦敦把这件事告诉阿瑟·马丁。他俩会面的
地点是在维克托的公寓，我奉命在公寓里安装了话筒。我决定临时在那里安装一个
特别装置。维克托对此非常紧张。
他对我说：“我真怀疑你们是否会把这个特别装置拆掉。”然后逼我保证亲自
监督安装和拆卸。维克托一直以为军情五处在暗地里对他的讲话进行窃听，了解他
和以色列人的密切交往。他这种疑神疑鬼的样子在办公室引起了许多笑话。但我还
是向他作了保证，并在阿瑟和弗洛拉·所罗门见面的前一天下午，让邮局的技术人
员仔细地检查了他们装的电话。会晤结束后，我又亲临现场看着他们把窃听垫圈拆
掉。
我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监听了这次会晤的实况。弗洛拉·所罗门性格古怪，
很不可信。她对菲尔比恨之入骨，但却不肯向阿瑟透露自己与菲尔比等人的关系。
经过一番耐心的开导，她终于开口说了实话。原来在战前她同菲尔比交往密切，而
且还挺喜欢他。在菲尔比任《泰晤士报》驻西班牙新闻记者时，有一次回伦敦还带
她出去吃过一顿午餐。用餐时，菲尔比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保卫和平干着一件非
常危险的工作——需要人帮助，并问她是否愿意帮他完成任务。他告诉所罗门，他
正在为共产国际和俄国人工作，并说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事业，希望她也能参加到
他们的行列中去。所罗门拒绝入伙，但她对菲尔比说，如果他山穷水尽，可以随时
去找她帮忙。
阿瑟不再追问了。这就是所罗门的故事。我们怀疑她在三十年代对菲尔比的态
度是否比她所说的更激烈，但这点和我们的工作关系不大。所罗门在谈话时，常常
容易激动。
她尖声尖气地说：“我决不公开作证，这样太危险了。你们都知道，自从我同
维克托谈过这件事以后，托马斯就出事了。”她指的是菲尔比的朋友托马斯·哈里
斯，他是一个美术商，不久前在西班牙死于一起神秘的车祸。
她声嘶力竭地叫道：“我知道如果我作证，这件事肯定会泄露，那么我的一家
可怎么活啊？”
她虽然口口声声说她害怕苏联人，但对菲尔比却还有另一种感情。她说她仍在
关心菲尔比。但后来她在闲谈中又说，菲尔比对待他的情人们的态度非常可怕。根
据她的谈话我推测她和菲尔比在三十年代肯定是一对情人。虽然所罗门对此并没有
承认。所罗门之所以蓄意报复菲尔比，肯定是因为菲尔比在几年以后为了另求新欢
而抛弃了她。
获得了戈利金和所罗门的这些情报以后，军情六处的狄克·怀特和军情五处的
罗杰·霍利斯一致同意派人去贝鲁特再次审问菲尔比。为了准备这次审讯的材料，
伊夫林·麦克巴尼特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她从一九六二年八月
开始起草，直到年底才完成。然而就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分钟，计划改变了。按原定
计划，去贝鲁特审问菲尔比的是阿瑟，他从一九五一年起就一直负责菲尔比案件的
侦破工作，比任何人都熟悉案件的全部情况，但他临时接到通知，改派尼古拉·埃
利奥特去提审。埃利奥特是菲尔比的亲密朋友，曾任军情五处贝鲁特分站的站长，
最近刚刚回来。埃利奥特现在相信菲尔比确实犯了罪。上级认为让埃利奥特去更能
激发菲尔比的良心，而我们这些知道这一决定的人都感到吃惊。独断专行是促成这
一决定的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军情五处的人一开始就怀疑菲尔比有罪，
现在总算找到了让他陷入绝境的证据。而菲尔比在军情六处的朋友，主要是埃利奥
特一直都对菲尔比有罪的说法表示抗议。现在铁证如山，可他们却想把这证据藏起
来，不让外人知道。选择埃利奥特去审讯的决定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埃利奥特
是伊顿公学前任校长的公子，具有一种谈吐高雅、穿着讲究的贵族气质。但决定终
究是决定，一九六三年一月埃利奥特带着一份正式对菲尔比提供豁免权的建议书，
离开伦敦飞往贝鲁特。
一周以后，埃利奥特得意洋洋地回到了伦敦。菲尔比招供了。他承认了他从一
九三四年起就当了间谍。菲尔比还说，他想回英国，甚至已经写了认罪书。这个使
我们徘徊了很久的谜终于解开了。
菲尔比认罪的消息传来，秘密世界里的许多人都觉得自己老了许多。当时我已
年近四十五岁。怀疑真相是一回事，听到一个人吐露了真相又是一回事，突然间感
到这场游戏没有多大意思，重大的危险已经过去了。这个案件同逮捕朗斯代尔不同，
逮捕朗斯代尔不过是警察抓小偷，当你发现菲尔比——一个你可能喜欢，或者可以
一起喝酒，或者你所赞赏的人竟然向你的敌人出卖了一切，你就会想起我们的间谍
工作和全部行动全都变成了废品，不禁感到青春的美好时光已经流逝，黑暗时期已
经开始。
过了几天，阿瑟在走廊里把我叫住。他那镇定的神态有些奇怪。平时他总是匆
匆忙忙，甚至有点紧张过度。此刻他仿佛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
“金（即菲尔比）走了。”他悄悄地对我说。
“我的上帝，他是怎么走的……”
阿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惨淡的笑容，说道：“和一九五一年的那两个人一样…
…”
菲尔比的叛逃挫伤了军情五处高级官员的士气。他叛逃以前，有关军情五处被
渗透的说法一直对外保密，而他叛逃以后，这些说法就由内部传了出去，而且愈来
愈令人恐慌。毫无疑问，菲尔比的情况同麦克莱恩在一九五一年时的情况一样，是
接到了某个人的提示才叛逃的，而这个提示人就是暗藏在军情五处的属于“五人集
团”的第五人。这个设想和戈利金提供的“五人集团”的证词完全吻合。这个“五
人集团”是由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几乎可以肯定还有布伦特，以及这第五
个间谍组成的。这个间谍在一九五一年的调查中蒙混了过来，一直未暴露，现在正
在窥视着危机的发展。
温特博恩经常和我谈起这个问题。他坚信，我们的上层藏有间谍。
“我不相信我们就真的这么无能。”他常常这样说。
对他这种想法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是“唱诗班”行动，甚至八年以后，温特博恩
还常常激动地提起它。在那次行动中我们发现，苏联人堵住了我们探测话筒的针孔。
当然使他产生怀疑的还有其它一些事件。有一次，我们在中国大使馆的电话上安装
了特别装置，但苏联人马上就把它取了出来。另外，福尔伯事件也增加了他的怀疑。
“党务”行动以后，军情五处继续搜寻英国共产党的关于苏联给英共秘密资助的档
案。据我们判断，这些档案也许就藏在鲁宾·福尔伯的公寓里。福尔伯不久前受命
当了苏联资助的出纳员。福尔伯是个杰出的英国共产党员。当时他登广告找一名有
才能的人住到他公寓的底楼里，于是我们就趁机派了一名特工打进了他的公寓。当
我们正在计划对他的公寓采取行动时，他就把我们的特工撵走了，而且根本没向这
名特工说明叫他搬走的原因。
正当莱肯菲尔德大楼被这些忧虑纠缠不清的时候，我却在科学理事会闲荡着。
我决定亲自作些自由调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慢慢地从档案室借来一些档案。
最初借来的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参加过的话筒行动的档案：伦敦的“唱诗班”行动、
加拿大的“蚯蚓”和“猪笼”行动——这三次行动都失败了，原因至今仍未查明。
另外还有澳大利亚的“老鼠”行动。我对这些失败的行动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关于
它们失败的原因可以有种种复杂的猜测，但军情五处内藏有间谍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有些行动使温特博恩忙得不可开交，但最后仍归于失败。对此，也有许多解释。也
许我们的手脚太笨，也许福尔伯只是胡乱猜疑我们的特工人员，但我觉得这难以令
人信服。泄密是完全可能的。我又从档案室里借出五十年代我插手的双重间谍案件，
一共有二十多件，都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当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
们的业务水平和无线电监视设备，但蒂斯勒案件却使我们对内部是否藏有间谍产生
了疑问。卢拉柯夫一莫罗试验并不能排除苏联人除了窃听我们监视队的无线电通讯
以外还有一个两条腿的情报源的可能。还有朗斯代尔和最近发生的菲尔比案件，我
们的行动没有一次成功，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都证明了苏联的干扰。
任何问题无论怎样错综复杂、令人不可思议，但终归有一天会得到解答。一九
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在白金汉门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对近八年的工作细节进
行了反复的核对和比较，终于使整个问题明朗了。我们过去的猜测，现在找到了证
据。我们内部肯定有间谍，问题是这个间谍是谁。接着我又苦干了几个星期，对档
案的出借和归还日期—一进行了核对。借阅这些档案的总是这么五个人：霍利斯、
米切尔、卡明、温特博恩和我自己。我知道这个间谍肯定不是我，也决不会是温特
博恩，这个间谍不会是卡明，他不会干这种卑鄙的勾当，那么有嫌疑的就只剩下霍
利斯和米切尔两个人了。难道会是霍利斯？这个人狂妄自大而且刚愎自用，像个独
裁者，我和他彼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么会不会是霍利斯的副手米切尔呢？对米
切尔我了解得就更少了。他总是不敢正眼看人，而且遮遮掩掩令人怀疑。再者他聪
明伶俐，完全具备间谍的条件。我知道我的挑选也许是出于偏见，但在我的心目中，
我倾向于米切尔是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