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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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几个星期，我又见到了维克托。他已经在阳光灿烂的契克斯同希思谈过话
了。他告诉希思军情五处内部强烈反对任命一个外面的人做局长。希思表示同情，
但他说要反对文官事务委员会的提议必须得有充足的理由。最后，维克托终于设法
说服他同这两名候选人进行面谈。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我们完全相信汉利那富有魅力的性格将会给希思留下深刻
的印象，而沃德尔的胆怯肯定会引起希思的反感。汉利听到消息后立刻改变了态度。
他看出事情正在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他走到我的办公室，相当自负地对我说，
他第二天就去见首相。
　　　　“不需要汇报了，非常感谢你。”
　　　　我想任命很快就会宣布，但几天以后，我们什么消息也没听到。白厅的每个角
落都有人在打听有关情况。每次我去内政部时，总要核实一下最新的情况。除了听
到不断重复的老调：“菲利普·艾伦不管怎样也不会任命汉利。”其它什么消息也
没有。
　　　　周末我和妻子到威尔士多尔格劳为我们最近在康沃尔买的一个农庄购买一些母
牛，买农庄的目的是为了安排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自从霍利斯受审和我离开D　处
三科以后，我就计划着要回到务农这一行去。我为自己规划了前途，一个痛苦较少
的前途：我将远远离开军情五处那些充满叽喳声的走廊和堆积如山的文件。拍卖者
用难懂的威尔士土话高声叫卖，这时我已忘记了白厅的事。皮鞭下，公牛和母羊在
拥挤不堪的小圈子里进进出出，它们的主人又叫又喊又吹口哨忙着照应这些牲口。
　　　　突然我从扩音器里听到一个声音。
　　　　“从伦敦来的赖特先生请到办公室接电话，…··”
　　　　我从拥挤不堪的台阶上挤出来，走过成百个挤成一团的威尔士农民，他们个个
伸长脖子向圈子里张望。最后我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拿起了电话。是维克托
打来的。
　　　　“你知道这帮家伙干了些什么？”他吼道。
　　　　“你在说什么，维克托？”
　　　　“他们换马了。他们要任命一个叫格雷厄姆·哈里森的家伙。你知道这个人吗？”
　　　　“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的，”我嚷道，“这个人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朋友。”
　　　　我突然记起了我所处的环境。但我不必担心。拍卖者的办事员在继续算账，没
注意我的谈话。我告诉维克托我一回到伦敦就到他那儿去。
　　　　弗兰西斯·格雷厄姆·哈里森也是内政部的一名副大臣。虽然没有人暗示过他
是间谍，但他却是盖伊·伯吉斯的密友，而且曾在牛津与珍妮弗·哈特和阿瑟·温
等人合住在一起。任命与这些人有关系的人，用弗·琼斯的一个短语来形容，是荒
唐可笑的事。我告诉维克托，安全局里的人是永远不会接受他的。
　　　　第二个星期初，维克托又来了个电话。
　　　　“明天就要宣布了，”他说，“我想你一定会高兴……”
　　　　“怎么说？”
　　　　“我拉着狄克去见特德。我俩告诉他除非任命汉利，否则将会发生兵变。他很
快明白了！”
　　　　第二天弗·琼斯通知了一两名高级官员，让他们告诉我们汉利终于被任命了。
　　　　“这是一次困难重重的战役，”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但我们终于打赢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先生，”我一本正经地说。
　　　　弗·琼斯退休前不久，曾同我讨论过北爱尔兰令人忧虑的形势。很明显这是他
的继承人将面临的主要问题。他担心这个问题会威胁到他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为建立
军情五处的反间谍力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他曾在财政部进行活动，请他们多给一
些经费，但却遭到了拒绝。他们要弗·琼斯把拨给反间谍工作的经费用在反恐怖主
义的工作上。在他们看来，对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的驱逐就消除了克格勃对我们
这一代的威胁。但弗·琼斯却相信自满情绪正在使我们丧失所获得的优势。
　　　　弗·琼斯看起来很疲倦，他仿佛渴望着卸下这副担子。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但我看得出他想说话。他说，离开这里很高兴，所有工作中的欢乐几乎就要消失了，
他也在为钱而烦恼。他虽然有一种绅士气度，但手头并不阔绰。他在汉普斯台德有
幢令人羡慕的房子，他的小女儿仍在读书。他酸楚地说他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
的才能，替别人做安全顾问，他应当退休回家从事他热爱的观鸟行当。（实际上，
他已成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顾问。）
　　　　“嗯，你认为我干得怎么样？”他一边问我一边清理他的烟斗。他猛吸着烟斗，
然后又敲敲打打，简直有点神经质。
　　　　“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吗？”我问。
　　　　他点点头。
　　　　“你在解决苏联问题中，获得了成功。但我想你从未和一般官员打过交道。”
　　　　他看上去被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你应当告诉我，”他说。
　　　　“很抱歉，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义务。”
　　　　我一直喜爱弗·琼斯，而且认为绝大多数高级官员也喜爱他。他从不说笑话，
但却看得出生活和工作中的荒唐之处。我将永远珍惜一九六七年同他一起去澳大利
亚参加第一次卡扎布会议的记忆。当我们走到检查护照的关卡时，一队澳大利亚安
全情报组织的官员正在对面等待着迎接我们。弗·琼斯递上他的护照。
　　　　“这是什么？”护照检查员指着弗·琼斯护照的“职业”一栏，慢吞吞地问。
　　　　弗·琼斯填的是“绅士”。
　　　　“这就是我的职业，”弗·琼斯极有礼貌地回答说，“我没有其它职业。我是
个绅士。你们这里没有绅士？”
　　　　那个澳大利亚人挺起腰杆，幸好我设法把澳大利亚安全和情报组织的那伙人的
注意力引了过来，他们急忙解释并把我们推出关口。弗·琼斯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
笑哈哈的，好像他是单枪匹马地赢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团体比赛似的。
　　　　弗·琼斯把军情五处办成了一个选民们的民主机构。如果你是一名可以信任的
高级官员，他总是欢迎你的，而且他的态度也总是那么亲切。但他和年轻一代官员
的关系却一直很疏远，而且不了解下层官员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白厅中很少有人对弗·琼斯的退休表示悲伤。在他的接班人问题的争执达到高
峰时，他主动提出在处里再呆一个月，让汉利在当副手时有更多的时间显示自己的
才能，但是内政部却不接受。琼斯讲了实话，因而引起了政客们和文职人员们的仇
恨；琼斯也很会保守秘密，因而成了害怕和怀疑的对象。
　　　　一年以后，狄克·怀特也离职了，英国情报部门失去了两员最重要的大将。他
们的贡献无论怎么夸张也不过分。他们是完美的一对。狄克是机灵的情报分析家，
经常给白厅和唐宁街十号带来缓和的气氛；弗·琼斯则生性倔强，常常警告别人而
且报告坏消息。
　　　　二十年来我只在一个问题上同他们翻过脸——上层被渗透问题。我想历史将会
作出公正的裁决，即他们从来没有准备使用强制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结果
使许多决议半途而废，使这个问题不断恶化，结果导致了许多不该造成的损失。但
除了这一点，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连接新旧世界，共同为英国情报事业在世
界上建立了威信。　　　
　　　抓间谍者　　　　　　　　
　　　　　　第二十三章
　　　　汉利刚搬进局长办公室的时候，好像有些拘束。他知道大家对他的任命颇有争
议，因而行动更加小心。他要设法赢得政治靠山和白厅主子的信任，让他们对他放
心，所以他比那些地位巩固的人更容易妥协。
　　　　汉利是个聪明人，比弗·琼斯要高一筹，然而他却没有琼斯那种坚强的性格。
我不像信任琼斯那样信任汉利。自从琼斯离开安全局以后，我就很少去办公室。安
全局开始发生了变化，而在最后四年里发生的变化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诀别。
　　　　最初发生的变化是很微妙的——一些零碎杂事，例如，汉利不像琼斯那样让别
人搭乘他的车——但这些微小的变化却发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我们的办公室先从
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到马尔博罗街，又搬到高尔街灰黄色的公寓里。我曾向汉利建议
把办公室搬到绿化较好的地方例如切尔特南，但他却坚持办公室应留在伦敦。他开
始培植自己的帮派，他们年青聪明，但全是文职官员——他们比军队的人更为可靠。
我开始感到我们这一代正在逐渐消失。尽管我们之间有差别，我们当中那些从事过
搜索内奸的伟大事业的人，无论站在哪边，都在迅速地消失。英雄辈出的时代正在
被庸人辈出的时代所取代。
　　　　汉利上任后不久，就通知我去谈工作。
　　　　他对我说：“彼得，我对你很信任。只要我当一天局长，你就有一天饭吃。”
我知道他这话是针对我在D　处三科最后一年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说的。
　　　　他还建议我辞去K处的顾问职务，专门在他手下工作。
　　　　“我让你当我的反间谍私人顾问，”他说，“你可以在我隔壁的房间里办公，
并像以前那样翻阅所有文件。但我想让你为我研究些新问题。我不希望你整天陷在
K　处的案件中，我要你考虑未来。”
　　　　我们制定一个新的日程，其中某些部分是我喜爱的，但有些却是我不喜欢的。
他要我继续负责“维诺纳”工作，并同意我们应当在世界范围内对遗留通讯进行一
次全面的搜索。
　　　　他要我注意北爱尔兰的情况。
　　　　“彼得，你给我出点主意，”他对我说，“看看，你能做些什么……”
　　　　他让我负责计算机工作小组。当时这个小组正在计划将军情五处的档案工作实
现计算机化，预计在七十年代中期会出现一个飞跃。D　处三科曾使我透彻地了解到
档案室在帮助查找追踪线索时的作用。汉利希望我把这些技术应用于计算机化的工
作中去。
　　　　开始，我以为在爱尔兰可以找到生机勃勃的新生活。我到那里去了几趟以后，
却使我想起塞浦路斯，动摇不定的英国政策在那里加剧了矛盾的激化。我第一次访
问爱尔兰时，英国政府正在向全世界宣称英国同爱尔兰的局势已经好转。我用了整
整半个月时间，审阅了一年中的全部爆炸事件记录。我画了一张表，这张表说明爆
炸事件正在直线上升。这就是好转的安全局势！同塞浦路斯一样，军队和政客们干
脆拒绝面对现实。　　　　　　　　　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在爱尔兰共和国的电话线上安装一个窃听系统。爱尔兰共和
国通过边境的线路都隐蔽得很好，而临时共和军的重要通讯都是从共和国西海岸传
送到都柏林的。我设计了一个方案，用一个小包装箱的窃听机来截取从英国驻都柏
林使馆阁楼发出来的微波。尽管军情五处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外交部却否定了这个
计划。当时就要签定森宁代尔协定了，外交部非常害怕有关这个计划的消息泄漏出
去。我向他们指出，塞浦路斯的根本教训就在于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安全优势，因而
政治谈判极不稳定。但当时他们听不进去，因此后来森宁代尔协定的流产对我来说
就毫不意外了。
　　　　都柏林计划没有实现，我很失望。从这件事我看到，官僚们对局势的控制已经
到了专横的地步，二十年前我们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处理这件事的。我曾建议研究一
下对临时共和军安装伪装炸弹的可能性。这一计划在军情六处的协助下是完全可以
实现的，正如当时我们在塞浦路斯的格里瓦斯的电话线上安装伪装接收机一样。但
这次就连军情五处的负责人员也很害怕，拒绝对计划作进一步研究。
　　　　“这是谋杀。”他们说。
　　　　“他们每天都在残杀无辜，”我说，“你们认为英国人民会希望我们采取什么
政策呢？”
　　　　爱尔兰局势是使军情五处对国内问题发生决定性改变的因素之一。六十年代的
学潮到了七十年代初逐渐被罢工所取代，一九七二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以及连续不断
的汽车工人罢工对希思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有
关国内颠覆活动的情报。
　　　　这也是军情五处头儿最敏感的一个领域，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来保持他和整
个五处的独立地位。汉利上台前后的情况说明，他事先没有应付这种压力的准备。
琼斯当年一贯维护军情五处的独立地位，而汉利则决定听从上级的命令，尽量向他
们提供大量的有关国内问题的情报。
　　　　按照传统，K处一直在军情五处享有最高的威信，而F处则是军情五处的一个穷
亲戚，有能力的官员都不到那儿去。F　处的工作一向不负责任，而且主持F　处的是
个整天乐呵呵的酒徒。汉利上台以后，对K　处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却对F　处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此，我们就失去了包括迈克尔·麦考尔在内的一
大批功绩卓著的反间谍官员。
　　　　然而这一变动的潜在危机出现在我退休以后。一九八一年约翰·琼斯爵士被任
命为局长，他是汉利的新组织中F　处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终于在最高宝座上立
稳了脚根。他是继霍利斯以后的第一个没有反间谍工作经验而获得成功的局长。他
是一个十足的F　处官员，他的任命充分说明军情五处中心力量的决定性转折。
　　　　汉利上台后不久，曾召集A处和F处的高级官员开会，讨论怎样确定军情五处变
化中的首要任务。会议一开始，汉利就作了关于国内颠覆活动情况和他称之为“广
泛的左派势力”问题的报告。他说首相和内政部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这个
目标。然后，他又让F　处的一名叫做戴维·兰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来发言。他
简略地汇报了一批左翼团体，如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的结构和活动
情况。
　　　　汉利很喜欢搞讨论会，这个会几乎开了整整一天。F　处要求放宽对窃听电话和
截查信件的限制，并希望同邮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由于敌人是分散的，他们必
须依靠通讯来建立联系，因而依靠通讯来找问题是惟一的方法。约翰·琼斯善于鼓
动。他宣称，F　处所需要的技术资源应由K　处来做主，因为指挥间谍已经不能作为
掩护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让他的官员们打入这些左翼团体，因为他们大都生
活淫荡，军情五处甚至连一个官员也不愿意为国家作些牺牲。换言之，如果招募间
谍，必定要冒社会生活和丑闻的危险，因此，惟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技术手段。看来，
汉利是同意琼斯的。
　　　　但我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了间谍的价值。
　　　　“如果你想监视这些团体的话，应当使用间谍，”我后来私下对汉利说，“如
果你把所有技术经费都用于对付他们的话，将来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对邮局终究
不能像对自己人那样信任，邮局是肯定会出差错的。”
　　　　我对于计算机工作小组的看法也一样。我很快明白了F　处对计算机小组有兴趣
主要在于建立广泛的计算机网络，主要是同纽卡斯尔全国保险计算机公司的网络。
过去我们总是可以从全国保险记录中得到材料，只要我们真正需要的话。我们在那
里有几个秘密工作人员，一旦我们需要什么资料，就可以和他们联系，然而这与他
们所要建立一个直接的计算机网络完全是两回事。
　　　　我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