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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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一边漫无边际地大谈特谈，说他要找一位“了解内情”的人来向他提建议和指导，
但他却对自己的意图含糊其辞，也没有提及报酬一事。最后，他建议我同他和他的
一些同事在伦敦的一家饭店里共进午餐，以便仔细讨论他的建议。
　　　　他的同事是一伙乌合之众，他们都已经退休。这些人原先都是各种情报部门和
安全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曾风流一时，但现在却早已夕阳西下，走向衰亡了。
另外一些主要是商人，他们以间谍自诩，激动地会聚一堂，并不在乎他们自己早被
淘汰的事实。
　　　　这次，我未来的雇主却直接把话给我挑明了。
　　　　“我们代表我们这一帮忧国忧民的人士。”他冠冕堂皇地说。
　　　　他有点像失眠的安格尔顿，他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怎样阻止工党再度执政。
　　　　“一旦工党上台，我们就会失去我们所能享有的一切自由。”他说。
　　　　其它的人也点点头。
　　　　“你们认为我能帮什么忙呢？”我问道。
　　　　“情报，”他说，“我们需要情报，而且我相信你拥有这些情报。”
　　　　“你们究竟要哪些情报？”我问。
　　　　“一切有关威尔逊的情报都有用。有许多人会出大价钱。”
　　　　“但我是安全局的成员……”我说。
　　　　他傲慢地摆摆手。
　　　　“尽早退休。我们将为你安排……”
　　　　我跟他们敷衍了整整一晚，但却没泄露半点风声。第二天我去找汉利向他汇报
这些情况，我建议让我作为代理人继续监视那伙人的活动，但汉利认为小心谨慎是
上策。
　　　　“别理他们，彼得，”他说，“那是个肮脏的游戏，你别卷进去。”
　　　　汉利对我们在六十年代收集的有关威尔逊和工党的资料知道得很少，因此我积
极建议他读读这些资料。我告诉他，大选即将开始，这些资料也许有用。
　　　　“这些资料同‘流畅’报告一样，”他看完后说，“到处都是烟，却看不到火。”
　　　　然而，他同意为了谨慎起见再对资料研究一番，特别是安格尔顿正在用威尔逊
的问题同我们纠缠。我告诉汉利出于政治的考虑，我们应当做点什么事来装点样子。
　　　　一九七四年初，每件事都发展到了它们的政治顶峰。少数工党政府的人当选，
而军情五处正掌握着重要情报，一旦泄露，后果则不堪设想。首相本人正在受到调
查的消息至少会导致首相的辞职，军情五处的一些官员并没忘记这一点。
　　　　一天下午，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同事和另外三四名官员。我合上正在阅读的
档案，问他们有什么事。
　　　　“我们知道你正重新调查威尔逊案件。”年长的一位说。
　　　　“你知道我不能谈这事。”我告诉他。
　　　　我觉得这样回答有点失礼，但我不喜欢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受人围攻。
　　　　“威尔逊是一大威胁，”一个年轻官员说，“让大家知道真相的时候到了。”
　　　　这种偏激的话语，我听到不止一次了。一九六八年军情五处内部曾出现过一些
普遍的情绪，那时曾有人作过努力试图对威尔逊设置障碍。我们的长期外围人员、
《每日镜报》的巨头塞西尔·金曾明确表示，军情五处有意向他透露的任何消息，
他都将立即发表。这就是所谓的塞西尔·金“政变”。塞西尔深信，只要一刊登这
类消息，工党就会垮台，而接替工党的则是以蒙巴顿勋爵为首的联合政府。
　　　　一九六八年我对弗·琼斯说，军情五处群情激愤，但他非常镇定。
　　　　“你可以告诫那些想泄露机密的人，出了问题，我可没法管。”
　　　　他知道这句话将发生作用。
　　　　然而一九七四年的形势更加恶化。计划很简单：由于议院内部的局势极不稳定，
大选必须在几个月内进行，而在大选的准备阶段，将设法向同情我们的新闻界人士
透露一些有选择性的有关工党首领，特别是威尔逊的情报。通过报界和工会官员，
我们就可能把军情五处档案内的资料和认为威尔逊对安全构成威胁的消息散布出去。
　　　　安全局的呼声和舆论已造起来了，三十多个官员赞同这一计划。一些档案的影
印件已经准备好并发给了海外报纸，为了大造声势，还准备在议院里尽力把这个问
题提出来。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就是被季诺维也夫的一封影印信件
在一九二四年搞垮的。
　　　　“我们要把他拉下台，这次一定要拉下台。”他们当中的一位官员说。
　　　　“你们为什么要叫我参加？”我问。
　　　　“这个嘛，你并不比我们更喜欢威尔逊……另外你已经看到了最新的材料——
盖茨克尔事件等等。”
　　　　“但这些材料都在局长的保险柜里。”
　　　　“是的，但你能复制它们。”
　　　　“我可得想一想，”我说，“在走这一步之前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你们得给我
几天时间。”
　　　　开始我受到了引诱。这是魔鬼让游手好闲的人干的，而我现在是在混时间等退
休，这种疯狂的计划必然对我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我感到有一阵冲动，国家似乎已
经面临着大灾难，为什么不趁火打劫，就势推它一把呢？不管怎样，我的机密负担
太重了，稍稍减轻一点负担会使我感到轻松些。
　　　　劝我放弃这种想法的是维克托。
　　　　“我并不比你更喜欢威尔逊，但如果你参与了这件事，你将会被人剁成碎片。”
他对我说。
　　　　他是对的。我只剩下一年多时间就要退休了，为什么要为了一时的疯狂而毁了
一切呢？
　　　　几天以后，我告诉那伙人的负责人，我不愿意去搞档案。
　　　　“我很乐意帮助你们，”我说，“但我不能冒这个险。现在我只能拿到一半退
休金。我总不能连这点退休金也不要吧。”
　　　　参与这项活动的一些人态度很激烈。他们不断说这是把威尔逊拉下台的最后机
会。
　　　　“你一旦退休，”他们说，“我们就再也搞不到这些档案了！”
　　　　但我决心已定。即使他们笑话我胆小，我也决不动摇。
　　　　一九七四年的整个下半年和一九七五年初我尽量呆在国外，在世界范围内追踪
“维诺纳”通讯。有关威尔逊的整个故事并没有出现，但我很清楚，这伙人仍在竭
尽全力推行他们的计划，难怪后来威尔逊说他是阴谋的牺牲品！
　　　　一九七五年夏，我同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在洛基茨一同吃饭。我们俩定期在一
起吃饭，他了然一身，喜欢在每天晚上闲扯一阵。在两次失败以后，他终于爬上了
军情六处的最高层。我真为他高兴。莫里斯是个好人，很少管闲事。那天晚上，我
看得出他有心事。
　　　　他谈起威尔逊。他问我，那儿的人们情绪怎样？他不断听到各种谣言。
　　　　我什么也没透露。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喜欢他，他们认为他在破坏这个国家。”
　　　　显然莫里斯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一次又一次地谈起这个话题。
　　　　“你没说实话。”他最后说。
　　　　“我不这样认为，莫里斯……”
　　　　“我昨天受到首相的接见，”他说，突然改变了语调，“他谈起有人在搞阴谋。
很明显他已经听说你那一伙人在四处活动，煽风点火，反对他、马西姬·福肯德和
唐宁街十号的共产主义者。”
　　　　他的声音渐渐低下来，仿佛对谈论这件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很严重，彼得，”他又说，“我要知道一切。你知道水门事件在华盛顿搞
成了什么样子。我们万一不小心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件。”
　　　　我又要了杯白兰地，决定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去年夏天反威尔逊计划
告诉他以后，他问我汉利是否知道。
　　　　“他不知道。我看最好还是忘掉这事吧。”我说。
　　　　“我要你明天回局里去把这一切统统告诉汉利。”
　　　　他迈着踉跄的步伐向床边走去。
　　　　“别怕，”他回过头对我说。
　　　　“我不会怕的，”我说，“再有几个月我就退休了！”
　　　　第二天上午我见到了汉利。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脸色像纸一样白。也许他曾经
怀疑过局里反威尔逊的情绪会高涨，但现在他才听说手下有一半人卷进了这场推翻
首相的阴谋。这时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当官。
　　　　可笑的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生莫里斯的气。
　　　　“该死的莫里斯，”他怒气冲冲地叫道，“居然管起我们的事来了。”
　　　　当他镇定下来以后，便问我这些阴谋分子的姓名。
　　　　我告诉了他这些人的名宇，木已成舟，我无法再拒绝了。当我报名字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当时布伦特的心情。戴上面具去出卖别人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你能照顾照顾他们吗？”我问汉利。
　　　　“一定得调查，当然。”他说。
　　　　威尔逊的事没结束我就离开了军情五处。以后汉利再也没和我提及这事。我听
说一名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受命对内阁进行了私下调查。以后又听说汉利进行了一些
改革，主要在招募人员方面，试图向军情五处输进新鲜血液。这大概可以解释在我
退休定居澳大利亚不久收到的那封迈克尔·汉利的秘密来信。
　　　　“当你知道公司通过最近的检验，并且在正常工作的消息以后，一定会感到欣
慰。”汉利在信中写道。
　　　　这以后不久，威尔逊就辞职了。正如我们在办公室里常说的那样：“政治家们
来去无常，而安全局却永远向前。”
　　　　有关哈罗德·威尔逊的街谈巷议很快平息了，正如一九七四年霍利斯事件突然
起死回生一般。霍利斯事件自从一九六九年审理过以后就一直无人问津。我原先以
为汉利接管后可能会重新审理，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意图是少管闲事。他极力想忘记
过去的伤疤，而且急于想把我同K　处的案子以及现行的调查分开。
　　　　每当我提及这事，他总是说：“我很坦率。”
　　　　惧怕丑闻，成了六十年代负责处理动乱官员的最大顾虑。但现在不管问题是大
是小，人们愈来愈清楚，这个问题已经了结了。我与维克托讨论是否有可能重新审
理这个案件。
　　　　“现在还为时过早，”他总是这样对我说，“还得等一等。我将设法把这件事
告诉特德，但不是现在。我们要让汉利从危险中拔出来，整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们
必须再等一等。”
　　　　一九七五年大家以为布伦特患了癌症，不会久于人世。这时对丑闻的恐慌达到
了高峰。维克托向我打听，我是否以为布伦特会立下遗嘱在他辞世以后发表，揭开
整个事件的真相。我也曾经常常向布伦特问起这事，他一直否认有这种打算。然而，
他的语气充满了报复，我不敢贸然相信。
　　　　维克托比任何局外人都清楚布伦特捣什么乱。他和希思对普罗富莫丑闻给上届
保守党政府造成的损失至今仍记忆犹新，而且非常害怕布伦特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们
搞垮。这不仅仅只是免予起诉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他也许会
说出同伙的姓名，不管他们是死还是活，也许他会留一份三十年代的艳遇记录。一
旦这些有关性方面的失误在舰队街张扬出去，那就不止一人要身败名裂了，至少不
止首相安东尼·艾登一人。
　　　　最后维克托要我立即帮他准备材料，对布伦特揭露事件的后果进行一番全面的
估计。我在D　处三科时曾为内政部起草过各种有关“五人集团”的文件，但他们很
不满意。军情五处的法律处坚持要删掉普罗克特和沃森等人的名字，理由是我们没
有充分的证据。
　　　　“这没道理，”我同他们争道，“给内政部提供情报是我们的职责。如果由于
没有证据就把我们坚信的事实删掉，那就是失职。”
　　　　维克托完全同意我，并强调说我的汇报要力求全面。我详细描述了“五人集团”
的历史，并用了大量笔墨说明所有的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汇报里，提到
了四十个人。几个星期后，我去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向他报告十九号间谍的事，
阿姆斯特朗对我的汇报表示感谢。
　　　　“这件事做得真棒，”他笑道，“这才是真正的情报。与我们平时收到的那些
由文职人员起草的安全局的文件大不一样。”
　　　　这时人们正在传说阿瑟和斯蒂芬·德·莫布雷在四处游说，争取对霍利斯问题
进行重新调查。这时，阿瑟已经退休，而斯蒂芬·德·莫布雷的工作生涯也已接近
尾声。由于在六十年代末支持过戈利金及其理论，斯蒂芬在军情六处很不得人心。
他的导师是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斯蒂芬曾在菲尔波茨的指导下在华盛顿干过几
年。后来菲尔波茨又把他带回国，从事反情报工作。自从菲尔波茨一九七0　年退休
以后，德·莫布雷就失去了靠山。怀特下决心要把他赶走，后来莫里斯·奥德菲尔
德建议把莫布雷调到马耳他，作为折衷。
　　　　一九七二年德·莫布雷从马耳他回来，发现霍利斯一案已经审理完毕。他煽风
点火预备大干一场。奥德菲尔德和汉利非常害怕德·莫布雷把内部有苏联间谍的情
报透露给某个议员，阿瑟却加紧同议院联系。阿瑟退休以后，一直在议院里担任秘
书，以此来弥补退休金的不足。大家担心他会把过去二十年的各种灾难性事件告诉
他的新朋友。
　　　　霍利斯一案并不是德·莫布雷所唯一关注的事，他还相信整个情报部门负责人
的任免制度的基础是裙带关系，这必定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危机和灾难。他认为，
只要一个间谍打进了一个组织，而且篡夺了领导大权，那他就可以随意任命他的人。
　　　　一次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奥德菲尔德提起德·莫布雷的事。
　　　　“你不能制止莫布雷吗？”他问我，而已明确表示，汉利也同意对莫布雷严加
看管。奥德菲尔德想把霍利斯事件隐瞒起来，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一心想
当军情六处的局长，但狄克·怀特的调动使他的妄想成了泡影。然而，他仍然不甘
心，一心想当C　处处长。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我最终会对莫布雷和阿瑟产生什么影响。
　　　　“是这样。他们对你掌握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不了解这些事件有多么微妙。只
要传出一点丑闻的风声，我们就吃不消。”
　　　　可怜的莫里斯如此爽快，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勃勃野心。时间还早，他又扯
起了今后的前途。
　　　　“当然，伦尼走了以后，即使轮到我坐庄我也不想久留……”他说。
　　　　他的语调愈来愈低沉。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替他散布这些不满情绪。
　　　　过了几个星期，我同史蒂芬一起吃午饭。我试图说服他现在不是催促的时候。
　　　　“现在有许多事正在办，”我说，“我知道表面上看，似乎我们不在行动。但
办案有各种方法，我们需要时间。”
　　　　但他不听我的劝告，并毫不隐瞒地认为我是汉利的人。
　　　　我其实也希望汉利主管的“维诺纳”搜查能为霍利斯一案提供主要的线索。也
许在某个沾满灰尘的碗橱里可以发现更多的信号，使我们能有更多的吻合信号来破
译那些中断线索的匿名者。
　　　　最近在现存的通讯上有了一个微小的突破，它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希望。杰弗
里·萨德伯里正在研究一部分从未被破译的“搭扣”资料。根据先进的计算机分析，
这种特殊通讯信号不是真正的“维诺纳”。它不是用一次性密码本进行编码的。根
据词汇组的规则分布，萨德伯里猜想，这种信号可能是用某种电话号码本编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