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土尔扈特部落第三节生钦五世活佛的改革-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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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布栋策楞车敏（１８９０－１９３２）是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富于远见卓识的改革家。
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１日，生钦五世活佛多布栋策楞车敏生于新疆喀喇沙尔（焉耆）开都河北岸的南哈拉莫墩奎开汗王府衙门。生后其父给取名为策楞全布力（策楞：蒙藏语长寿；全布力：蒙语智慧）。生钦活佛原为西藏乌兰寺活佛（继任者１９９８年圆寂的生钦六世活佛，原为班禅活佛所在的扎什伦布寺生活管理委员会主任，西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１８９１年，按寻找五世生钦活佛的规定，进行了观湖显影、占卜降神等仪式，“确定了新疆土尔扈特部汗王布彦绰克图的四子为生钦五世活佛周建昌著《清代生钦呼图克图考》载《清史研究》１９９３年３月号。））。”他7岁赴西藏戈拉丁寺院学经文，给瓦孜达经师当学生（满金），学完大部分佛经后，瓦孜达经师取名为多布栋才仁全布力，并获得大寺庙主持的地位和生钦五世活佛的法名。１９０７年回到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土尔扈特人民称其母为赛力德丕勒戈丁哈屯（母亲王）”称生钦五世活佛为新疆最高经师。当时他不但在蒙古人民中威信很高，而且在汉族人民中也很受崇拜。当时的省长杨增新让生钦五世活佛摩过顶，１９２８年，金树仁上台后，喊他是“我们新疆蒙汉人的佛爷”。不少汉族人为了求子赐福，不惜千里，来到焉耆的巴仑台黄庙，请求生钦五世活佛灌顶去灾，可见当时他在新疆蒙汉人民中的威信是很高的。生钦五世活佛改革，触动了部落内一些豪强贵族的利益，再加之政教大权在握，办事理直，豪言气壮，不免又得罪了一些人。同时由于政教合一造成的时弊，遭到部落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和豪强势力两部分人的反对。
１９２９年，金树仁以办教育为幌子，“办起了羔皮托拉斯，凭借权力，低价收购，高价售出，从中牟取暴利（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２２１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生钦五世活佛当然不甘心土尔扈特各路盟人民受此盘剥，以履行对苏贸易，部落进行改革为由，拒绝交羔皮，进行抵制。引起金树仁的不满，双方矛盾日益激化。
１９３１年金树仁调土尔扈特的骑兵师去镇压哈密小堡村农民起义（新疆机要室档案２－２，１０４９，００３２。）生钦五世活佛竟然将金树仁的十几次出征命令不予服从。当时，哈密小堡的一个驻军排长，强娶民女，该女之父邀集数十人，假意设宴款待，打死驻军排长。又加之金树仁在全疆扩大税额，加征赋税，引起当地农民反对，便爆发了哈密小堡村的农民起义。小堡事件发生后，人民纷纷响应。土尔扈特人一向以坚持正义为本，生钦活佛坚持劝善持正的宗教思想，让他去镇压这样正义的农民起义，“当然予以拒绝（同上书，1079）。”更重要的是，生钦五世活佛意识到，这样正义的农民起义势必将席卷全疆，如果土尔扈特子弟参加镇压，将来起义军取胜定会报复土尔扈特部人民，土尔扈特生灵将难逃劫难，后果不堪设想。在他只身前往乌鲁木齐向金树仁说明情况之前，毅然将骑兵部队藏入深山，始终坚持不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生钦五世到乌鲁木齐后，被金树仁以不服从命令为名予以逮捕。又有一些与生钦活佛结怨的人和被裁撤了官职的人前去告状，金树仁借机于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３日将生钦五世活佛秘密枪杀。１９３３年金树仁被新疆人民赶下了台，逃到天津，被国民党引渡南京逮捕。蒋介石曾说：“你杀掉了新疆蒙汉人的半个天，我不捉你捉谁。”可见当时生钦活佛在中国的影响之大。
生钦五世活佛改革的原因：
满清政府的垮台，沙俄政权被推翻，强烈地刺激了生钦五世活佛，两个如此大国政权因为不除旧布新，人民就会唾弃。而何况他所在的一个民族部落，一个宗教体系，如不进行改革，势必要被人民革命所代替。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像大浪冲击、陶冶这位集政权、教权、军权为一身的活佛。１９２８年守旧的新疆统治者杨增新被革命派樊耀南枪杀之后，使这位具有新思想的活佛更加快了部落改革的步伐。
辛亥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１９１２－１９１７）大致形成了他对部落改革的思想雏形，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的改革思想趋于成熟。此间，历史的契机造就和成全了这位土尔扈特的思想家和改革家。“１９１７年，其长兄汗王布彦蒙库去世（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２２０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其侄年幼，其嫂见识不是太广，难以独立支撑大局，部落的改造、革新的重担就落在了他身上。“１９２２年其嫂又去世（同上书），更使他托孤受命于危难之时。”清醒地感受到土尔扈特部落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当时民族精神下降，部落人民的精神萎靡不振，人民在代代政权、汗府王权、黄教神权的压榨下，思想禁锢、意志消沉、缺乏进取心。人民生活普遍贫困，住在高寒山区，缺医少药，常用白酒取，使酒精中毒现象严重，健康状况不佳，人口寿命缩短。部落赖以生存的畜牧经济，畜群结构极不合理，畜群质量日益退化。１部落没有学校，部落子弟只有受寺庙教育，文盲增多，人口素质下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便利用活佛的名号和土尔扈特南路盟代盟长的社会地位，来完成振兴民族精神的改革事业。他主要进行了如下的改革：
一、政治改革：生钦五世活佛提出了务牧经商，兴工利农，发展教育，改革宗教，整军尚武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首先他大胆引进人才，有苏联机械专家、军事教官；汉族工匠、教师、工程师等。他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节约开支，大胆裁撤冗员。１９２９年一次就裁撤副苏木长１５人，副旗长５人。这些改革措施反映了土尔扈特部落人民的愿望，促进了土尔扈特部落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
二、宗教改革：黄庙及永安寺是新疆最大的佛教庙宇。下属且勒、芒布、加特波３个学部。且勒学部有７０名喇嘛，是专门研究佛学哲理、天文地理方面的，是3个学部中等级最高的；芒布学部有４０名学员，专门学习藏传医学、佛教医理、蒙医实际方面的医术，主要是按佛医、藏医、蒙医理论培养曼巴（医生）；加特波部也有４０名学员，是专门学习法术、咒符、祭祀、典事方面的，在黄教喇嘛寺中是属于启蒙性质的。“生钦五世活佛解散了这个学部的３５名学员（王野苹《多布栋策楞车敏评传》载《新疆文史》，１９９２年创刊号），”“另外从总庙下属的各喇嘛昭中选拔了８０名小满金（佛学徒）学习托忒蒙文”（同上书），学习畜牧业知识、农业耕作知识，而且大胆从苏联招收了3名技术人员到黄庙中任教。
三、军事改革：当时，土尔扈特骑兵作战，还沿用成吉思汗时代的战术，把精悍的骑兵的正面突破与两翼迂回包抄相结合，以凌厉的攻势克敌制胜。而现代早已不是依靠马刀称雄的时代，射击武器的使用，炸弹和炮弹的更新，使人山人海的战斗队伍往往遭到轻重武器的射击，使之遭受重大损失。生钦五世活佛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部请来了骑兵教官达希和沙莫洛夫，用苏联新的骑兵战术训练土尔扈特骑兵。达希和沙莫洛夫教官以保护草原为目的，把山地战、运动战、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作为主要科目，强化士兵训练，射击、劈刺、擒捉等个人科目，培养每个士兵的独立作战的能力。临战训练，以３－５人为骑兵群组，机动灵活地进行散兵群战，以消耗敌方实力，保存自己，在有利于发挥骑兵优势的情况下速战突袭，这种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土尔扈特骑兵团的战斗力。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国民政府指定冯玉祥所率的国民联军、三军、六军移屯新疆。杨增新表面上一直顺从民国政府，而思想上不许任何人染指新疆。冯玉祥部来疆的消息传来，杨增新急电多布栋，“将土尔扈特骑兵团升格为骑兵旅。实则不足５００人，移防哈密”，于星星峡据险防守。杨增新虚张声势反对冯玉祥进疆的消息传至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电告冯玉祥进疆之事暂不执行。杨增新利用生钦五世活佛率领的土尔扈特骑兵上演的“空城计”，却显示了生钦五世整军经武的改革成效。
四、经济改革：生钦五世活佛不但兴修水利，改变了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建立了面粉厂、地毯厂、皮革厂、肠衣厂等（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６０页，１９８９年版），振兴了土尔扈特部落的萌芽工业；而且在部落中发展多种贸易方式，推行经商致富的方针，让牧民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胆经商，改变了商富民穷、昭富民穷、汗富民穷的现象。对土尔扈特人赖以生存的畜牧业，他大胆调整畜群结构，引进顿河马、阿伦英哥马、伏尔加细毛羊和西藏牦牛，以发挥杂交优势，使畜群提纯复壮。虽然引进的细毛羊部分杂交后使部落的部分羊群体质下降，失败了，但是勇于改革的精神一直为后人称颂。
五、教育改革：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金树仁上台后，接受了杨增新愚民政策遭到革命派戕杀的教训，大力兴办学校，这正与改革思想日益成熟的生钦五世活佛不谋而合。他通过盟长公署下令，强制王公贵族子弟一律入焉耆专署创建的两所蒙文学校读书，否则不予袭爵与任职；凡牧民子弟入学有经济困难的，盟旗都给予资助。生钦五世活佛还派两人到青海、西藏学习兽医，以后又派了两人到苏联学兽医，从此部落中给牲畜看病的逐渐增多，有力地防止了自然灾害和疫病对畜群的侵袭。为了发展土尔扈特部落的教育文化事业，生钦五世活佛改变部落的教学手段。原来部落的文化人办私塾，由牧主延聘教师到家中，变为私塾老师把牧民的孩子收到自己家中学习。“如茶腾旗的巴依尔吐司拉其，对牛旗胡尔加吐司拉其等老人吸收一部分孩子，住在他们家里，管吃、管穿，教给蒙文，学成后离去。”（布娃著《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的教育概况》载《和静县文史资料》第１辑，７８－７９页。1990年版）这样的例子在生钦活佛主持盟政期间是很多的。１９２９年他和伊犁皮革厂合建巴仑台皮革厂，生钦五世活佛从苏联招聘技师１３人，选拔２７名土尔扈特子弟从师学艺。生钦五世活佛对于阻挠改革的金树仁政权，采取不理不睬的策略。为了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免受农民起义军报复的劫难，对于金树仁十几道令其征剿起义军的军令，以土尔扈特骑兵旅进山、大雪又封山为借口不予出征，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予以拒绝。对于反对改革的一些副盟长、旗长，一是采取架空的办法，不让掌握实权而让其赋闲在家。二是对于反对改革而四处告状的人，采取宽容忍让的态度，使他们感到在部落呆不下去而出走。由于对改革的反对派精当的政策，使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改革中去，使土尔扈特部落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生钦五世活佛的改革突破了喇嘛不能破土从事农耕的戒律，他亲自主持兴建了乌兰尕孜尔渠、盖干渠、斜米尔渠，扩大耕地面积近万亩。他突破了僧侣“不杀生”之戒律，带领土尔扈特子弟，自任骑兵旅长，奔驰于天山南北，叱咤于军队达15年之久，发扬了土尔扈特人民英勇５４２悍的精神。他突破了自黄教在土尔扈特部和卫拉特各部创立以来喇嘛不能担任世俗职务的传统，摄理汗务，署任盟长，自任兼职，并大胆进行官制改革。他大胆解散了学习法术、祭祀的学员，减少了宗教人口，冲破了清政府以来的“兴黄教以弱蒙古（松筠《新疆识略》，卷四）”的羁绊，解放了不少寺庙人口，同时又大胆在寺庙实行红旗羊制和铁畜制，使牧民受益不少，改变了昭富民穷的现象。生钦五世活佛改革的局限性。
生钦五世从事的改革，多项工商事业的兴起，资金入不敷出。既要支付水利工程的费用，又要给几十名外国的工程师、技师付高额工资，既要给众多工厂支付流动资金，又要付骑兵的饷银，这样，便超出部落人民的承受能力，不得不缓发工资，克扣军饷，最终把负担转嫁到人民头上。
改革使人民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没有彻底改变部落中昭富民穷的现象，更没有改变官富民穷的现象。通过改革，人们得到的铁畜制和红旗羊制的部分好处，也以改革兴教，整军尚武，兴修水利，改良畜群，催租收捐等名义被搜括走了，造成部落贫穷者增多的现象。
改革缺少群众基础，仅仅靠生钦五世活佛命令主义和内心的纯正善良是不行的。生钦五世活佛带着救部落、救民族、救黄教的救世主角色进行改革，没有唤起人民群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导致了改革必然失败的结果
但是生钦五世活佛大胆改革，敢于在民族和部落的危机中勇敢地崛起，反对因循守旧，受到了时代风浪的洗礼，使之成为民族部落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