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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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信件中的第２２条——作者注）这一公式下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这一概念，对这种
经济来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贸易。中国同志力图把这种态度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政策不能
把它看成别的，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信中还指责中国领导
“策划和支持各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这些反党集团有比利时、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
和锡兰等国的共产党。信中说，“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利用中国党的立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领导人用
许多种语言发表文章，辱骂性地攻击苏联、法国、意大利、印度和美国等国的共产党，“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属于自己
的影响和控制”。
　　　　关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信中说，中国领导人“尽力利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作为自己的传声筒”，并且
“把他们推上了公开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道路”。
　　　　信中否认了中国关于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并引用了１９５５年《人民日报》的一句话：“南斯
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苏共中央的信问道：“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
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呢？他们把这看作是他们认为有利的借口，用来污蔑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此外
很难作别的解释。”
　　　　信中继续说：“在苏共与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但是，象中国领导人所做
的那样，根据这一点便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现在世界上有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执
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所遇到的问题，范围日益扩大，而且每一个兄弟党都在不同条件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兄弟
党对解决这些或那些问题可能出现不同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我们仿效中国领导人的榜样，那么，由于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们的严重分歧，我们不是早就该宣布
阿尔巴尼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但这是对解决问题的不正确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尽管同阿尔巴尼亚领导有分歧，苏联共产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是
社会主义国家，并从自己开始采取措施，不使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
　　　　中国对苏联声明的评论（１９６３年７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９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人对苏共中央７月１４日的信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评论。他
说，苏共中央信件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位发言人的声明，语调具有讽刺意味，
声明宣布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再一次发表其６月１４日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的复信，并且还要用多种语言广播这两
份文件。他说：“我们广播苏共中央７月１４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
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劝告尽可能多的人来学习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因为它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７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中央信件的全文，并附有一篇编者按，断言“这封信采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方法”。《人民日报》指责苏共领导人“恶意地指责所谓‘中国的好战态度’
特别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苏共中央的信件指责中国领导人完全改变了原来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态度，为了答复这封信，《人民日报》指出，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全盘肯定”苏共二十大。《人民日报》继续指出：“对苏共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
而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我们一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同样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
中共中央也多次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我们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照顾苏共
和苏联的威信，我们在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上没有公开批评过苏共领导人”。
　　　　为了答复苏共中央关于中国已经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断言，《人民日报》指出，１９６０年苏联
撤走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国防、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困难和损失，成为中苏经济贸易联系减缩的主要原因。
中国是受害者。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反而责怪中国缩减了中苏经济贸易联系，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颠
倒是非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中国对禁止核试验协定条约的谴责
　　　　（１９６３年７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３１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声明，谴责７月２５日苏联、美国在莫斯科草签的部分禁
止核试验协定条约为“肮脏的骗局”。
　　　　声明说，这个条约“与爱好和平人们的愿望完全相反”，它没有阻止美国进行“核讹诈和核扩散”的政策，并且表
明了一种美国、苏联和英国保留自己的“核垄断”的企图。条约的范围不包括地下试验，这被看作是有利于“美帝国主
义进一步发展核武器”。苏联政府被指责为“心甘情愿地听任美帝国主义夺取军事优势，”“出卖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各
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中国声明宣称，世界人民需要真和平，而不
“假”和平，条约映出了“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丑恶面目”。
　　　　１９６３年８月２日，周恩来向各国元首发了一封信，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彻底、全面、干净、
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问题。
　　　　除阿尔巴尼亚外，接受这个建议的国家仅仅有：北朝鲜和北越（当时，这两个国家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争论上的观点
持赞同的态度）以及巴基斯坦。
　　　　近年来，这些国家采取了与中国保持亲密友好的政策。
　　　　刘少奇在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８日讲话中，把原子弹说成是“纸老虎”。谈到“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新型武
器”时，他断言，“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活着就是一切。活命哲学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
　　　　苏联政府为了答复中国政府７月３１日的声明。于１９６３年８月３日发表一个长篇声明。苏联政府把中国声明说
成是“充满失望和悲观情绪”，它表达了自己的诧异：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发表这样一个声明。苏共对中国政府
作出的“无耻的”断言起了强烈反应，把中国的态度说成是“实际上等于对鼓吹世界热核战争和反对解决国际圆桌会议
争论的问题的那些人的纵容”。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与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背道而驰”
的态度，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置于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公开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公开反对欧、亚、非、
拉美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活动之中。
　　　　苏联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１日的一个声明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个核禁试条约的真正动机，就是他们希望不惜
任何代价得到他们自己的原子弹。９月１日，中国政府在答复中指责苏共把１９５７年有关核武器的秘密协定的细目传
给了美国。

　　　　第五章　减少争论的尝试
　　　　（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
　　　　１９６３年底至１９６４年初，中苏论战仍在继续。同时，伴随着实现双方和好、或者至少是暂时中止意识形态方
面敌对状态的尝试（这一尝试主要表现在苏联方面）。然而，这些行动收效甚微，到１９６４年中期，双方仍然象以前
一样激烈地严厉批评对方。
　　　　中国对苏联共产党的驳斥（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９６４年２月）
　　　　在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到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０日期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七篇答复苏联共产
党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公开信的文章。
　　　　在回顾论战历史的介绍文章之后，紧接着的两篇文章分别为斯大林辩护并攻击南斯拉夫政权为“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第四篇文章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对亚非拉人民的斗争采取“消极、藐视和否定态度”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指责
他们通过复活“黄祸论”来煽动种族仇恨。
　　　　第五篇文章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文章指出：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
争的区别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在帝国主义核讹
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
争。同时也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
替。……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社会主义国
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
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
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文章的后一部分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中正是这样做的。
　　　　第六篇文章指责赫鲁晓夫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和平共处的概念变为“阶级投降”政策。第七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
人为“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１９６３年夏秋，苏联报刊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总的来说，避免了中国攻击赫鲁晓夫所包含的那种
个人辱骂。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６日，苏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坚持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现在声称支持它以
前攻击过的和平共处政策，但它没有排除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国际“革命战争”的可能性。文章指出，“用世界战争的方
法努力实现其他国家的革命，这是一条共产党人在原则上所不能接受的道路，因为这是以反列宁主义的、从外部‘加速
’革命的思想为基础的。此外，这是一条用打核战争的方法而不顾世界战争的现实后果的道路……。”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３日，《共产党人》声称，中国宣传机构正在进行“神化毛泽东”和进行“一场自托洛茨基主
义时代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运动”。
　　　　中国宣传机构正在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的“反党和宗派团体”，企图从这些团体（大部分是由各国共产党开除的人
组成的）中拼凑一个国际集团。
　　　　苏联建议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并建议结束论战（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９６４年２月）
　　　　１９６３年秋天，苏联报刊发表了许许多多外国共产党倡议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个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声明。１０月
２５日，赫鲁晓夫呼吁结束公开论战，并建议如果中苏两党之间还有分歧，那“就让时间来检验谁的观点更正确。”然
而，１１月１５日，新华社声称，自这个呼吁以来，苏联报刊已经发表了８０多篇反华文章，新华社并把这个呼吁说成
是“只不过是掩盖苏联领导人疯狂的反华活动的一个花招。”１１月２９日，苏联党在致中国党的一封信中建议中止论
战，准备国际会议。
　　　　信中强调了公开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损害之后说：“除了那些有分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我们的观
点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很接近的地方。”信中要求“平心静气地，没有偏见地弄清目前的争论，摒弃一切非固有的东西”
之后，建议谈判应该在两国贸易增加和苏联对中国工业技术援助增加的情况下开始。
　　　　信中建议，公开论战应该被通过彼此协商会谈和交换信件所代替，这会对国际共产党会议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最后，
信中说：“所有党的义务是，促使创造能使这种会议获得成效的局面，以便使这一会议不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的真正团结和一致。”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的信件不屑一顾，直到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９日才予以答复。与此同时，中国党继续发表文
章攻击苏联共产党，并要求在那些支持苏联的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建立亲华政党。２月４日《人民日报》公开拥护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并坚持认为：“象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倾向于一分为二。”
　　　　米哈依尔。苏斯洛夫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１９６４年２月）
　　　　中共上述文章发表之后，苏联领导放弃了调和的态度。在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发表的一封信（这封信发给了其他
各国共产党，但没有发给中国共产党）
　　　　中，苏联领导说苏共中央将在其即将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讨论中国党的活动，此后将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再一
次提出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的问题。２月１４日，米哈依尔。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向苏共中央委员
会提交了一篇关于论战的长篇报告，它包括了苏联当时对中国领导的最全面的指控。然而，这篇报告应罗马尼亚党的请
求，当时没有发表。
　　　　苏斯洛夫指责中国领导人“采取了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和小组的方针”。中国领导人
“想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好象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中一样发号施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硬规定一些条件；他
们可以按照这些条件随心所欲地把一些党和人民或者列入社会主义，或者‘革除’出社会主义。”例如，他引证了中国
领导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中国领导对南斯拉夫给予了赞扬，而现在他们却把南斯拉夫遣
责为“法西斯专政。”
　　　　当谈到阿尔巴尼亚党时，苏斯洛夫评论道：“中国——阿尔巴尼亚同盟——是在反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基础
上产生的，是在对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采取敌对态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在中国一样，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保
卫个人迷信，是同他们多年来自己培植个人迷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活动中采取恶劣方法有联系的。”
　　　　苏斯洛夫还指责中国领导人企图破坏苏联所做的防止世界战争威胁的努力。例如，在１９６２年，他们利用古巴危
机的有利条件，去扩大印度边界的冲突。他继续指责道：“中共领导明显的冒险主义立场在它对核武器问题的态度上暴
露出来。”中国领导人曾企图坚持要苏联给他们原子弹，而当苏联没有给他们原子武器的样品时，他们表示了深深的耻
辱。他接着说：“我们认为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是不适宜的。”这样做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
西德和日本就会进行原子武装。它们作为在经济上和科学上更加发达的国家，无疑能够比中国制造更多的原子弹，更快
地建立起核潜力。“
　　　　当《报告》转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