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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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立起核潜力。“
当《报告》转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时，苏斯洛夫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背弃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
革命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的学说。”强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一味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而毫不考虑群众的
情绪和他们对革命的准备，不考虑国内外形势。”这种态度“拒绝细致的和耐心的群众工作，对社会主义的客观和主观
条件成熟的指望被革命的词藻所代替，或者更坏，被脱离人民的一小撮人的冒险行动所代替……。”苏斯洛夫评论道：
“如果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把一切希望都无例外地仅仅寄托在武装斗争上，毫不考虑人民群众是否总是愿意
支持这种斗争，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惨痛的失败。”
《报告》在宣称“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之后，苏斯洛夫继续指出。
“在北京的帮助和支持下，在比利时、巴西、澳大利亚、锡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最近都建立了反党的分裂主义的
叛徒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的人数，有的地方是几个人，有的地方是几十人。……中共中央领导正在把事态引到更远的地
方——它公然采取了这样一种方针：评凑一个有特殊纲领、有集团纪律、以北京为中心、由同他们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
集团，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中共领导力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大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共
的一个领导人，象当年的斯大林一样，俨然上帝一样凌驾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上，并且随心所欲地决定它们
的政策中和活动中的一切问题……”《报告》在结束时指出：“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打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
继续展开派别活动。……我们党主张再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来讨论当代的根本问题，主张在这样的会议上最广泛地交换意
见，以便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中共领导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造成的。因此，所有兄弟党集
体来确定为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所必需的途经和手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苏中两党之间信件的交换（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月）
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的信件引起了中苏两党冗长的和语言刻薄的信件互换。中共中央在注明２月２０
日的信中，指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不仅采用“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而且还“摆出‘老子党’”的样子和策划“假团
结，真分裂”。
苏联共产党（２月２２日）指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答复苏联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并且说，“既然
你们顽固地不答复我们的多次信件和呼吁，甚至把这些信件和呼吁说成是我们的软弱表现，那么２月１２日的信给你们
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没有益处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封信（２月２７日）命令式地重复要求苏联共产党寄来２月１２
日的信件。
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９日，中共中央终于答复了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表示愿意就边界问题达
成谈判协议，但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经济援助的要求，并提出了关于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条件。（下边的小标题摘自原
文）
关于经济援助问题。信中宣称：“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
行的。对于苏联向我们提供的所有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
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还应当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贵得多。
“不只是中国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苏联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援助。……到１９６２年底为止，我们向苏
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价值２１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产品价值１４亿新卢布
……。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必须指出，其中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
都已使用或者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利息，它占去我们对苏联
出口的一个相当数……”关于技术援助问题。信中继续指出：“在苏共领导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之
后，我们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但是，你们却不顾我们的反对……在一个月的短时间
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１３９０名苏联专家，撕毁了３４３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件，废除了２５７个科学技术
合作项目。……使我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学研究项目被迫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止，使一
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
你们。
……“信中进而讽刺地说道：”我们很关切苏联现在的经济情况。如果你们觉得需要中国派专家在某些方面给你们
以帮助的话，我们将乐于这样做。“
关于中苏贸易问题。信中继续指出：“近几年来中苏之间贸易额缩减的真正原因，你们应当是最清楚的。这正是你
们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结果。你们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打乱了我国许多工矿企业和
事业单位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直接影响着我们进口成套设备的需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硬要我们买下这些
东西搁在那里作为摆设品吗？……
“何况，你们从１９６０年起，……在两国经济和贸易谈判中故意刁难、拖延或拒绝供应中国需要的重要物资。我
们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大量地给我们；我们很需要物资，你们就卡住不给或者很少给我们。……１
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我们连续三年遭到特大自然灾害，我们不能像往常那样向你们提供大量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
这是不可抗御的因素所造成的。……你们经常攻击我们‘单干’，而吹嘘你们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经济联
系和国际分工的。但是，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欺负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他们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们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
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你们欺负工业化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业部门
服务的附属工厂……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
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我们的这个意见，希望能够从你们
那里得到积极的反应。”
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中国党的信件指责苏联共产党在１９６１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攻击阿尔巴尼
亚开始了公开论战。信件继续指出：“你们是做了一件坏事。你们给各国兄弟党造成了困难，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帮忙。
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了，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信件坚持认为，苏联报刊从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５日至１０月底就发表了近２００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就是在苏联共
产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来信以后，这些反华文章和材料也没有停止过。
信中继续说：“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发表了七篇答复你们的公开信（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的信件——作者注）的
文章。我们对你们在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其他反华文章中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答复。”
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
双边和多边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收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
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建议，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到２５
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
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
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大会作进一步的准备。”
１９６４年３月７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答复中共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７日和２９日的信件中，提出了１９６４年秋
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反提案。苏共中央的信件说“你们有意拖延对我们信件的（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
作者注）正式答复，实际上，你们是用加剧论战、加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一步诽谤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党来回答了我们的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把我们致其他兄弟党的信件寄给你们，是
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苏联共产党的信件否定了中国指
责苏共是以”老子党“自居。它说：”我们不能不有这样一个印象，你们所以采取这些做法，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
子党’的地位。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早在斯大林在世时，这种角色就已经过时了，尽管他也采取过类似的立场。…
…
现在，局势已经不是１９１９年那样了，列宁已经不在了，而且活着的人中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只能由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党集体地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而有的并且应该有
的则是具有集体智慧的平等的兄弟党的大家庭……“苏联共产党的信并没有企图答复中国党２月２９日的信件中所包含
的指责，而是集中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信件指出：”我们确认：中共中央在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和耽搁之后，同意
了我们的关于必须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同时，我们无
法理解，你们把实行这些业已完全成熟了的措施拖延这么久的动机是什么。……拖延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更是无法
解释的。……你们建议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才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议，这实际上意味着推迟兄弟党会议，至少推迟一
年……“信中否定了中国党提出的召开１７个党的代表参加的筹备会议的建议，并且认为由曾经共同准备了１９６０年
莫斯科声明的２６个党（即：中国党信中提出的１７党，再加上锡兰、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
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党）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议。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一、１９６４年５月，在北京继续举
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
“二、２６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１９６４年６、７月份召开。”
“三、同兄弟党协商于１９６４年秋举行国际会议。”
最后，苏联党的信声称：“苏共中央着重指出，为了实现所有这些措施，必须停止公开论战，必须放弃在社会主义
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任何破坏、分裂活动……”
罗马尼亚的调停尝试（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月）
罗马尼亚工人党在整个论战过程中扮演了一种独立的角色。１９６４年２月至３月，它试图充当双方的调解国。罗
马尼亚人收到苏共中央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的信件后，要求苏联共产党不要发表苏斯洛夫的报告，要求中国党立即结
束论战，并建议举行一次两党领导人会议。
苏联共产党同意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公开论战的条件下推迟发表这篇报告，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同意暂时中止论战，
并邀请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北京。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日至１１日，由总理扬。格奥尔基。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和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之
间的会谈在北京举行，但是，会谈收效甚微。因为中国领导坚持，只有在双边或者多边会谈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停止论
战。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５日，在避免公开分裂的一次新的尝试中，罗马尼亚总统乔治乌。德治分别交给中国和苏联驻布
加勒斯特的大使一个草案，呼吁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并建议由苏联、中国、罗马尼亚各共产党官员组成一个联合委员
会，为“世界各国共产党、而不仅是某些政党组成的”国际会议作准备。
重新开始论战（１９６４年３月～４月）
在中苏两党互通信件和罗马尼亚调停的尝试正在进行的同时，中苏双方都避开了公开论战，但是１９６４年３月２
２日至２６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团结运动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共又发动了新的宣传攻势。
中国代表团成员指责苏联政府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背叛阿尔及利亚革命”、“拒绝帮助阿拉伯人民
解放巴勒斯坦”、“在道义上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刚果前总理、１９６１年被谋害。）的被杀负责。”苏联代表团的
领导则予以反驳，指责中国人“企图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使国与国之间和整个大陆之间相互敌对。”其他大多数代表
团拒绝与任何一方结盟。
１９６４年３月３１日，第八篇（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中最长的一篇）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在北京发表。这
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驳斥赫鲁晓夫的“总的错误”，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文章坚持认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篇
文章承认，１９５７年宣言和１９６０年声明（中国曾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在设想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
苏联的草案仅仅指的是和平过渡，非和平过渡只是在经过许多争论之后才加上去的；文章补充说，中国共产党愿意接受
对在这个问题上因赞同折衷办法而提出的批评。文章的其余部分主要是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抨击。文章把他描述为“继承
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共产党的“领导
同志”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访问（１９６４年４月）
１９６４年３月３１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前往布达佩斯访问匈牙利。访问期间，他作了几个讲话，为苏联关于和
平共处和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