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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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因为他们的教师由于文化革命太忙，无法照顾他们。为此，１０月７日，苏联政府宣布：鉴于中苏关于文化合作协
议在互惠基础上交换留学生的规定，所有中国留学生必须在１０月３１日前离开苏联，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准备再一次
交换留学生，苏联政府就再考虑交流。１０月２２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拒绝接受中国对苏联驱逐中国留学生提出的
抗议照会之后，１０月２３日，红卫兵开始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行示威游行。这一示威游行持续了好几天。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苏联的一个照会对红卫兵的行为提出了抗议。照会指出：红卫兵封锁大使馆的入口，威
胁苏联外交官，沉迷于“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辱骂、猥亵动作和姿势，以及恶意刁难”。照会评论道：“这不可能回避公
然违反世界公认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所留下的印象，不可能回避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和使馆豁免权在中国成为一些事情
的实践标准。”
　　　　１１月１日，中国的答复驳斥苏联的抗议是“荒唐的和毫无道理的”，并且宣称，苏联政策“与美帝勾结，加紧努
力恶化中苏关系，毫无道理地从苏联驱逐出所有中国留学生”。照会继续指出：“这种行为必然引起许许多多中国人的
无比愤慨。对中国革命青年来说，自发地聚集起来同反修街附近的苏联大使馆作斗争和贴标语，抗议毫无理由地驱逐中
国留学生，这是完全正义的革命行动。
　　　　苏联党新领导上台以来（更不用说以前的时期了），与美国、印度和日本勾结围攻中国，你们背信弃义和专横地撕
毁中苏协定，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地倾向于恶化两国之间的关系。
　　　　你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要求定居北
京的六名苏联新闻记者中的三名在十天之内离开中国，因为莫斯科只有三名中国新闻记者；中国外交部还宣称：苏联新
闻记者散布有关文化革命的”谣言“，”诋毁“文化革命，”以满足苏修领导集团反华的需要“。１１月２３日，苏联
外交部评论道：从前任何一方从未提出过限制新闻记者数目的问题，并且保留必要时将对中国新闻记者采取适当措施的
权利，中国新闻记者的报道充满了”诽谤性捏造“。
　　　　红场事件（１９６７年１月～２月）
　　　　１９６７年１月，所有在国外学习的中国人都被召回国去参加文化革命。１月２５日，一群从法国和芬兰途径莫斯
科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在红场进行喧闹。对这次喧闹，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进行了截然不同的报道。
　　　　据苏方的说法，由中国大使馆官员陪同的中国留学生排队站在列宁陵墓入口处前面朗颂毛泽东语录，而七、八百人
在冰天雪地里等待着。当一名警察让他们不要阻挡队伍时，他们开始“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其中一个人朝一位妇女
的面部打击。接着，其他人开始欧打旁观者，一个妇女遭到践踏，直到队伍里的人们臂挽臂，形成了一堵墙，把中国人
推回他们的公共汽车为止。１月２８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苏联发言人说：当时在列宁陵墓附近只有二名或三名警察，
在整个红场不超过十名警察，同时，事件的目击者否定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受伤。
　　　　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声明宣称：中国留欧学生６９人，在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怀着对无产阶级的伟
大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无限崇敬的心情），排着整齐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走向列宁和斯大林墓，
敬献花圈，……在他们朗读毛主席语录时，苏联政府出动了预先布置好的军警和便衣特务二、三百人；围攻毒打他们，
打伤了三十余人，重伤四人，其中一人肋骨被打断，生命在垂危中。“声明谴责了”这个法西斯暴行“，并且把”苏联
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比作德、意、日法西斯，比作蒋介石、沙皇尼古拉二世、纸老虎和”几只在漫天大雪中快要冻死的
苍蝇“。之后，声明表示相信苏联人民总有一天要”起来造修正主义统治者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把修正主
义的统治砸个稀巴烂！“
　　　　苏联外交部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的照会中抗议中国留学生的行为，并且要求中国大使馆保证：“在苏联领土上
的中国公民举止得体”。同一天，中国大使馆实行反抗议，要求那些对“这起严重的预谋罪行”负责的人进行赔礼道歉
和应受到严厉惩罚。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据说两名已经受伤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外国记者讲了话，
苏联记者被排除在外。据《泰晤士报》的记者说，其中一名“眼睛有点发青”的中国留学生宣称，警察“踢我的下身，
以致使我的伤口流血”。另一位留学生好象脸上包扎着纱布，明显地给人一种严重受伤的印象；然而，在强烈谴责“法
西斯主义的坏种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过程中，他摘掉了面罩，露出了没有受伤的面孔。
　　　　Ｉ９６７年２月３日，苏联外交部要求中国代办清除中国大使馆外面的陈列窗。在那里，展览着红场事件的照片和
谴责苏联领导人的材料。在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后，当天晚些时候，苏联公民清除了那些陈列资料。
　　　　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宣称。１６０至１７０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欧打３１名使
馆工作人员，其中３人严重受伤。声明继续说：“只有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才能干出苏
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厚颜无耻地违反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准则的暴行。中苏关系被破坏到这种严重的程度，完全是苏修
统治集团造成的……”苏联发言人说，大约３０名苏联公民“被橱窗中展览的材料所激怒”，他们拆除了陈列品，没有
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而且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还用拳头打了他们。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新的示威游行和苏中互相驱逐外交官员（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３月）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莫斯科事件之后，共产党中国发表了最强烈的反苏宣传文章。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１月２７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文章包括下列内容：“一小撮苏修混蛋们，你
们听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你们欠的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
　　　　你们血腥镇压我国留学生的暴行，同沙皇、希特勒、三Ｋ党何其相似！这充分证明你们在苏联搞的是最反动、最野
蛮的法西斯专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傍晚，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暴力示威游行。包括武
装士兵在内的大批人群朝出入于苏联大使馆的人啐唾沫，进行骚扰，朝他们的车上扔颜料，用棍棒欧打他们；这些人群
还越过围栏，猛掷干草和燃烧的火把，制造一种失火的危险。大使馆大门和围拦上张贴着反苏标语，勃列日涅夫和柯西
金的模似像被吊在树上。
　　　　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高喊着反苏口号，干扰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的睡眠。西方记者被误认为俄国人，难以逃脱中国示
威者的暴力行为。
　　　　虽然苏联外交部于１月２９日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保护苏联大使馆，赔偿对大使馆大楼的破
坏，但是，示威者变得更加狂暴。２月２日，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１６个小时。第二天，从北越归国的
苏联专家遭到围攻。２月４日，苏联提出第二次抗议，警告中国政府说：“苏联人的克制和忍耐是有限度的”，“苏联
保留视情况采取措施的权利，以保护苏联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至６日，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分三批从北京撤走。２月４日离开的那些人在机场遭到红
卫兵的嘲弄。次日，第二批人被红卫兵阻碍了６个小时未能登机，红卫兵闯进公共汽车里，把他们带到机场。他们到达
那里时，红卫兵打他们，向他们啐唾沫。
　　　　２月６日，发生了最残暴的场面，妇女（有的抱着孩子）和儿童被红卫兵逼迫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下爬过去。
当苏联和欧洲其他外交官们——包括唐纳德。霍普森（英国代办）和卢西恩。帕耶（法国大使）力图保护妇女和儿童时，
遭到粗暴的虐待。返回大使馆的苏联官员们遭到袭击，一些人在公共汽车里被囚禁了１２个小时。示威者破开苏联大使
馆大门，走进庭院，挥舞着亵渎人格的标语牌。
　　　　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馆，禁止苏联使馆官员离开使馆大院，否则，他们的安全无法予以
保障。
　　　　有几天，大使馆实际上处于包围之中。２月７日，东欧的外交官给苏联同行送食品，次日他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
走近苏联大使馆，那么他们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２月９日，那些外交官不顾警告和监督把从莫斯科空运来的食品供
应送到苏联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苏联政府在第三份抗议照会中指出：“中国当局所采取的措施只能说明，不是蓄意地破坏苏
中关系，就是这个当局没有能力保障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正常关系的国家的代表在该国生活和工作的起码条件。
苏联政府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停止针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及使馆人员行动自由所采取的蛮横措施。
　　　　如不能在最短期限内做到这一点，苏联方面保留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权利。“
　　　　当天，苏联政府单方面取消了允许中苏公民不需签证互访对方国家的协定。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中国政府采取
了同样的行动。
　　　　苏联大使馆被围攻，特别是苏联妇女和儿童被侮辱这些情况，在苏联激起了极大的愤慨，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聚
会。从２月６日至９日，代表们每天带着抗议决议案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中国使馆拒绝接受抗议决议案时，代
表们把这些抗议决议案贴在附近。２月７日，苏联一个代表团获得允许进入使馆院内，但是随后，中国人向苏联外交部
提出抗议说，他们强行闯入了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周恩来在北京的一次群众会议上，强烈指责苏联“修正主义”，但他说决不会对苏联外交
官员采取报复行为。他的讲话予以广播，但没有在报刊上发表。２月１２日，苏联大使馆接到通知，“如果他们不挑起
事端的话”，他们现在可以离开使馆大楼。于是，使馆外的示威活动结束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巴黎的莱蒙德在发表的一篇分析示威游行原因的文章中指出：“在围绕于毛泽东周围的文
革小组的心目中，加强国内团结，反抗苏联‘外来威胁’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时，反抗‘革命派’的暴行的斗争已经在
部分地区蔓延，而且甚至发展成为边境地区——如：新疆、西藏、满洲和云南——的内战。一些东欧外交官把康生（１
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５年中国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官员和研究中国与兄弟党关系的专家）看作是与‘修正主义的’社会
主义阵营彻底决裂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周恩来似乎代表着比较温和的一派的观点，而且试图避免发生最
坏的情况。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反苏运动可能是以下列考虑作为动机的：”（１）继续与苏联人之间所剩无几的联系和
最后向苏联人提供中国情报的必要性。……
　　　　直到最近，在北京之外发生的事件上，苏联外交官要比其他任何同事消息灵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
被红卫兵的报纸指责为把党的文件传给了苏联人，甚至在毛泽东的官邸也安装了窃听器。杨尚昆的事情可能在引起破裂
的决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２）在不远的将来，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的前景被认为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在北京看来，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表面的有机统一是毫无用处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使莫斯科承担最后决裂的责任的办法。
　　　　去年，日本共产党对北京路线保持忠诚的最后几个党中的一个对‘修正主义’给予支持这一事实，普遍被认为有助
于使毛泽东相信对外国党的一切考虑都是无用的。
　　　　“（３）希望事先割断中国与最终解决越南战争的关系。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苏联使馆的两名二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理由是他们解雇了抗议
１月２５日莫斯科事件而进行罢工的大使馆的中国雇员；这种”政治迫害“被看作是”对中国法律的极端鄙视和对中国
工人阶级的粗暴侮辱“。３月１８日，苏联政府驱逐了中国使馆的一名一等秘书和一名三等秘书，指责他们策划组织了
大使馆的反苏活动。３月２５日，莱蒙德说，中苏报刊对驱逐的两名中国外交官的报道都表示了克制。他并且评论说：”
在周恩来２月１１日的讲话以后，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不恶化关系的默契。“
　　　　苏联谴责毛泽东和文化革命（１９６７年２月～５月）
　　　　继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被围攻之后，从１９６７年２月起，苏联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猛烈攻击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文章，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表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真理报》上的一篇对文化革命的长篇分析文章。
　　　　《真理报》说：“毫无疑问，希望转移中国人民对他们正在忍受的贫困和困难的注意力，转移中国人民对中国在内
外政策方面许多错误和失败的注意力，这是中国现领导反苏政策和反苏宣传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大跃进’政策和令人悲惨回忆的人民公社运动失败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在其反对苏联国家和党的政治斗争中
发出了第一次攻击，这决不是偶然的。……此后不久，纯粹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因素在中国的宣传中就已经变
得明显起来了。……北京领导人通过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被敌人四面八方地包围着的手段，企图把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基
础上组织起来。北京领导人希望转移工人对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并且为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军事和官僚专政
辩护……
　　　　“伴随着由毛泽东发动的经济冒险，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被迫放弃了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建设，并
且公开放弃了旨在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政策。在这些条件下，北京的统治者不得不把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人
宣布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完全否认了这些思想，于是中国领导人
发动了一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诽谤的运动，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及文化水平的斗争说成是‘
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领导人面对反对他们政策的人的不断增加，他们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大规模
的报复运动。在苏联党和其他共产党的整个实路中，始终如一地发展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准则，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以及
自始至终严格坚持一切组织活动中的民主原则，因此，它们指出毛泽东及其政权的危险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
毛泽东集团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