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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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严格坚持一切组织活动中的民主原则，因此，它们指出毛泽东及其政权的危险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
毛泽东集团一直反对自己的党。因此，党的最基本的准则和原则——党的机构的选举、从党的领导人至它的组织的选举、
党的路线的公开讨论，等等——在中国都受到了践踏。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推行到了荒谬可笑和盲目至极的地步。
　　　　“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党组织的破坏和党的战斗力的困挠和消灭，现在在被部队和安全机构支持下的毛泽东
的突击部队所继续进行下去。为了对所有这一切进行辩护，并使那不由自主地把本国所发生的事情与其他共产党的实践
相比较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沉默，毛泽东集团需要以对‘修正主义’的荒谬谴责来诽谤苏联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工人阶
级运动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总是对他们背叛的旗帜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集团也毫不例
外。
　　　　他们正在煽起歇斯底里反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切断中国人民与权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经验的联
系。
　　　　今天，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一经验不仅是无关联，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了解这一点只能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表明：他们的领导人离开革命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是多么的遥远……
　　　　“由于害怕党和人民，毛泽东集团的作用不是被加强了，而是被削弱了。最近的事件已经显示出了北京领导人具有
充分的理由害怕党和人民。‘文化革命’暴露出来了已经扩大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甚至已经渗透到军队和青
年人中间的不满的程度，而毛泽东集团就是领先了这些人。在‘文化革命’旗帜下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实际上已经发展
成为毛泽东及其合作者为权力而进行的一种激烈的斗争。他们的政策表明，他们为了保持权力而准备牺牲一切——牺牲
社会主义的利益、他们的人民的利益以及革命的利益……”在以后的两个月里，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其他文章把毛泽东说
成是“妄自尊大的人”；伊兹韦斯蒂娅指责他在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文化种族灭绝”；而《文学报》则指出，毛泽东
“想在亚洲、甚至亚洲以外创造类似种族主义者的德国”。
　　　　莫斯科电台把它的中国广播节目增加到一周八十四个小时，而第二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以前只用欧洲语文
广播，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也开始用汉语广播。这两个电台对毛泽东及其亲密的支持者——如林彪元帅和康生，进行
了猛烈的攻击。据说，康生的双手“沾满了许多被他拷打和枪毙的共产党人的鲜血。”中国的广播电台以每天二十二小
时几乎不停地用俄语宣传广播来进行反击。
　　　　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真理报》驻北京记者被勒令在七天之内离开中国，理由是他“诽谤了文化革命，诽谤了中
国人民，诽谤了毛泽东”。
　　　　“斯维尔斯克号”事件①和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攻击（１９６７年６月至８月）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３日，塔斯社报道，最近，苏联外交部就反对红卫兵对苏联外交官的敌对行动向中国驻莫斯科大
使馆提出抗议，要求采取措施以保障苏联外交官正常工作和安全所需的必要条件。尽管提出了这一抗议，但是６月１７
日，苏联贸易代表团的两位成员因事出访沈阳时，还是遭到了红卫兵的攻击。红卫兵指控他们收集有关文化革命的情报，
并筹划了对他们的“审讯”。对于苏联６月２１日的抗议，中国外交部于７月３日用对苏联外交官员“偷窃情报”提出
反抗议的方式予以答复。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又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当时，大连港当局宣称，一艘苏联商船“斯维尔斯克号”二副不
仅拒绝接受一枚毛泽东像章，而且还把它扔进大海。结果这艘船被阻止航行。当第二天船长上前索要出港证时被捕，与
此同时，红卫兵在船上横行霸道，贴反苏标语。虽然苏联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船长，保障该船顺利出港，但是８月１２
日，船长在卡车上被游行通过大街。一群暴徒又拥上这艘船，堵死了烟囱，弄断了天线，并且砸坏了其他设备。在柯西
金致电周恩来，警告他说这些“专横的违法行为对于履行苏中之间的现有贸易关系令人怀疑”之后，８月１３日，“斯
维尔斯克号”才被允许航行；当天的中国照会宣称，“斯维尔斯克号”的全体船员被指示在港内侮辱毛泽东，因此才决
定“驱逐”船长，并让这艘船离开中国的海域。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０日，苏联的一份照会回忆说，除“斯维尔斯克号”事件外，１９６６年９月，苏联的另一艘船
只因以某种借口而在大连被扣留了二十天。
　　　　照会声称，８月１５日，另外两艘船只没有装货被迫航行出港。
　　　　照会声称，这些事件使我们“对履行贸易航海协定表示怀疑，……因为，在这种反常的条件下，苏联的船只不能入
港”。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４日，对“斯维尔斯克号”事件的抗议示威活动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开始举行。８月１７日，
红卫兵对使馆大楼的攻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红卫兵砸碎窗户，破坏家俱和文件，毒打一名苏联外交官，并
且放火烧毁了使馆的一辆小车。８月１８日，苏联的一份照会谴责这种攻击是“由毛泽东集团预谋、组织和进行的一次
严重挑衅”，是一种“对两国正常关系的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
　　　　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五十周年庆祝会。中国对苏联的邀请不屑一顾。在１１月３日至４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
维埃、苏共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批评了“中共某些领导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堕落”；他赞扬了“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先进力量维护社会主义成果而进行顽强斗争”；他宣称，“毛泽东集团采取了阻挠协调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进行援助的立场”。这时，中国的外交官离席而去。
　　　　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北京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元帅谴责苏联领导人是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美帝国
主义的帮凶”，同一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十月革命的叛
徒”，并且声称，文化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中国对苏联及其追随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１９６８年８月）
　　　　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夜间，苏联军队和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军队一起侵入了捷克斯洛伐克，
其目的在于镇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自由共产党人政权。８月２３日，周恩来把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入侵说成是“苏修
叛徒、工贼集团对它的所谓盟国推行法西斯强权政治的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现”，并且宣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
烈谴责苏修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罪行，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军占领的英勇斗
争。……苏修叛徒集团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声明强烈指责杜布切克的政权的”修正主义“和平没有能够组织武装反抗入侵。
　　　　苏联的“有限主权论”和林彪元帅的回击（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９６９年４月）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企图通过提出所谓“有
限主权论”（即：当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内部发展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时，其他共产党国家进行干预是正
当的）来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
　　　　勃列日涅夫在坚持说共产党国家主张严格尊重主权之后，继而指出：“而当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
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当出现危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危及整
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
关心的事情了。当然，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是一种非常的、迫不得已的
措施，只有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只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行动才会导致采取那样的措
施。”
　　　　虽然，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是一个苏联政府曾在中国唆使下，在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已经运用过的学说，但
是这个学说现在受到了中国的强烈谴责，这大概是因为它可以用来为苏联干预中国辩护罢了。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
彪元帅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评论了这个理论，并且预言苏联政府将会被其人民所推翻。
　　　　林彪指出：“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
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
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
侵略威吓……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
’。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
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
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一小撮叛徒集团。”
　　　　林彪元帅在其报告的另一段里，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观点，他使“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国家
（即：苏联——作者注）与社会主义国家（即：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作者注）相对立。他还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之间的模式中存在着一种斗争，暗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林彪说：“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
对不可避免的。’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
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
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
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的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
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第八章　边界争端与武装冲突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９年）
　　　　中苏边界被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缓冲国隔开而分为两部分：一、中亚部分。它把中国新疆自治区与苏联塔吉克、吉
尔吉斯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隔开。二、远东部分。它把中国东北与西伯利亚东北隔开。
　　　　从十八世纪起，中亚的俄国边界从巴尔喀什湖向东逐步推进，原先在中国宗主国下的大量地区在１８６４年和１８
６１年被沙俄兼并。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开始后的数年中，中国行政区的地图对苏联领土的大量地
区提出了主权要求，并且最近更多的中国地图标明苏联认为是最后的边界地区为“未明确规定”部分。中国共产党革命
之前，苏联政府曾积极鼓励新疆的反华运动。在新疆，绝大多数人并非中国人。在反对当地中国政府的暴乱之后，被当
地的中国政府逐出。之后，在苏联的保护下，于１９４４年在伊犁地区建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该地区拥有一
百万以上的人口，而且只是在１９４９年之后才被重新统一归入新疆。虽然，自１９４９年以来，至少有二百万中国内
地人定居新疆，但是，当地绝大多数人口仍然由哈萨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以及乌兹别克人组成——
这些同样的种族组成了与之毗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人口。
　　　　在远东，黑龙江北部和乌苏里江东部人口稀少的荒原，由于满族人征服中国，从而使之在十七世纪成为中国帝国的
部分。但实际上，中国人从未在那里定居过。１８５８年中俄《瑷珲条约》给予了俄国阿穆尔河①北部二十三万平方英
里的主权，并且把乌苏里北部（阿穆尔的主要附庸国）十五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置于中俄联合控制之下。该条约是沙皇政
府强加给中国的。当时，即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５８年，中国由于同英、法发生战争而被削弱。１８６０年的（中俄）《
北京条约》把乌苏里东部的领土并入了俄罗斯帝国。
　　　　后来，俄罗斯帝国在新得到的领土上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②港市。
　　　　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其他条约承认了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治外法权，这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俄国
革命之后，苏联政府于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发表声明：苏联政府“宣布前俄国政府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
占领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掠夺占领的一切领土都无偿地和永久归还中
国。”
　　　　１９２４年苏联与中国签订的协定否定了过去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秘密条约，放弃了俄国在中国的
一切势力范围、治外法权以及领事裁判权。不过，苏联政府并没有处理边界问题。
　　　　自中国共产党革命以来，边界问题一直被搁置起来。当两国关系恶化时，它又一次居于重要地位。苏中资料后来的
声明披露出：尽管当时没有向苏联技术专家公布，但是，在他们被从中国召回之后，１９６０年７月１日便开始了边境
事件。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彪元帅在他的讲话中指出。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２日和９月２１日，中国曾向苏联政府建
议应当通过举行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提出边界问题（１９６３年）
　　　　１９６３年３月，中国首先公开提到了修正边界的可能性，以此作为对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赫鲁晓夫讲话中的
一段内容的答复。在这段话中，当他为古巴危机期间他的政策辩护时，谈到了中国对西方列强原来吞并中国领土的态度。
　　　　赫鲁晓夫宣称：“一个人必须十分谨慎，不要以不负责的指责匆匆行事，例如：一些人执行正统的政策，而另一些
人执行错误的政策；有些人攻击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