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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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去。在战斗中，苏联的重型大炮和坦克炮轰了这个岛和中国江岸。虽然双方都没有详细说明伤亡情况，但显然伤亡
严重。苏联新闻界报道提到了死亡的１２名军官和军士的名字，其中包括一个上校，——根据《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
者的说法——苏联方面有整整一个团的边防军和后备队，或者说近三千人参加了这次战斗。
随后，关于这个地区报道的只是一些小事件。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８日，苏联报刊有好几次报道说，中国
人把迫击炮和机枪对准这个岛，并且在自己的江岸一边挖了防御工事；４月１３日，北京广播电台宣称，俄国人在乌苏
里边界犯下了“新的侵略罪行”，但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中国的一个照会指责苏联政府“不断地”派兵入侵中国领士，并且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
“武装挑衅”。同一天的苏联照会坚持认为，“达曼斯基岛是苏联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声称：“如果有人再
次企图破坏苏联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各族人民将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土，并对这类侵
犯边界的行径给以毁灭性的还击”。
在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战斗之后的一些日子里，中国报刊和苏联报刊发起了对对方国家领导人的恶毒和好斗性的
攻击。３月２０日，北京《人民日报》把“赫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之流”说成是“一小撮坏蛋”，宣称苏联人
民憎恨“这些新沙皇”；而在３月２３日，苏联军报《红星报》谴责毛泽东是“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沾满了
人类的鲜血”，并且把他比作希特勒。然而，尽管最近的战斗依然严重，但是双方都不再继续进行抗议示威游行这一事
实表明，双方政府都不急于把问题推向极端。
苏联提出边界谈判的建议（１９６９年３月～４月）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２日，柯西金要求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次日，中国政府以便函的形式答复说：“鉴于中苏目前
的关系，以电话会谈是不适宜的。如果苏联政府有话要说，请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来。”１９６９年３月
２９日，苏联政府在一个措词温和、篇幅冗长的照会中详细重申了自己对达曼斯基岛的主权要求，并且建议尽快继续１
９６４年中断的边界谈判。
这个照会谈了苏联对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和１５日事件的看法之后坚持认为，根据１９５１年缔结的阿穆尔河和乌
苏里江船运的协定，中国政府已经表示接受现时的边界；根据要求，苏联主管当局允许为了砍伐干草和木材而使用那些
江上的一些岛屿——这是一种暗示：他们不再争论苏联对那些岛屿（包括达曼斯基岛）的主权要求。
照会继续回顾了五十年代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评论说：“如果不是由于中国方面所采取的立场，那么我们两国
间的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将会毫无疑问地成功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今天来说也是适用的。……每当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安全出现危险时，苏联忠实于其友好、联盟和互助条约许下的诺言，总是站出来支持人民的中国。”（西方观察
家们把这些声明看作是在中国政策的变化事件中，苏联准备对中国继续进行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的一个建议。——作者
注）
在对边界谈判中断表示惋惜和回顾了１９６０年中国周恩来总理所说的苏中边界未确定部分“在地图上是无足轻重
的差异，是很容易和平解决的”之后，苏联照会敦促中国政府“遏制可能会引起复杂化的任何边界行动，并且在和平的
气氛中通过谈判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照会建议尽快恢复１９６４年于北京开始的边界协商会，最后还说：
“苏联政府坚信，苏中两国人民的重要利益最终将有可能消除和克服苏中关系中的困难。苏联政府已经声明过，并且认
为有必要重申：苏联政府坚决拒绝任何人在苏联领土问题上的任何侵犯，以及用语言工具来讲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坏话的
任何企图都将会遭到严厉的反击。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彪元帅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对苏联照会的答复。４月１１日，苏联的第二个照会建议
：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５日或于中国方面认为适当的其他任何时期在莫斯科继续开始边界谈判。
第九章 争论与双边关系的发展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年）
中苏边界问题的会谈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开始，但在以后的数月（参见第七章）里进展甚微。与此相应，中
国报刊上的反苏论战暂时不见了；但是，到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下半月又重新开始了争论；反过来，苏联报刊也重新开始
了其反华运动。１９７０年１月６日，《真理报》谴责说：“中国在进行备战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报刊对苏联的日益恶
毒的攻击。”最近几周，出现在苏联报刊上的文章反复谴责挑起战争歇斯底里的中国领导人。
在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以后的这个时期里，许多事情受到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国政府内部日益占优势的温和派的影
响。
苏联依然被看作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两国关系的特点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对抗和论争。然而，中国
激进派对莫斯科的军事敌视政策在文化革命期间就放松了，这一政策被周恩来的力求避免不必要激怒苏联的比较实际的
对外政策所代替。此外，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与美国发展了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参见第十章），作为对看得到
的苏联威胁的一种战略抗衡。
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的反应（１９７０年４月～７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都出席了１９７０年４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
祝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都未被邀请。４月２１日至２２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
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再次说到，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预是保卫国际社会主
义运动所必需的，而且使苏联的行动与中国在亚洲支持“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自我扩张政策形成了对比。
在涉及苏联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段落中，勃列日涅夫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阴谋……是剥削阶级的残渣
余孽精心策划并用恶意宣传作掩护的企图。这种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勾结，并在世界帝国主义的支持
下企图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使捷克斯洛伐克同兄弟国家隔绝起来，从而给欧洲社会主义阵地以严重
的打击，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性，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信守社
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盟国的坚决行动，粉碎了敌人旨在破坏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并最终破坏欧洲大陆和平的危险计划…
…”勃列日涅夫继续指出：“遗憾的是，也有这样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同苏联以
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现状就说明了这一点。十分清楚，这种状况是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政策的产物，是他
们同列宁遗训的原则相决裂的结果。……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反苏运动，只是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效劳。最后，这
一运动是在凭空捏造的来自苏联的威胁的幌子下进行的。这一运动的那些发起人以自己的反对列宁的国家，反对世界共
产主义运动的行为，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暴露了他们是列宁革命事业的背叛者。”
“至于苏联，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主张在凡是社会主义之间的良好关系遭到破坏的地方恢复这种关系。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今后仍将按照列宁的教导积极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面努力……“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２日，中国
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长篇社论，它被
看作是开始双边谈判以来对苏联领导的最猛烈的攻击。社论重申了中国的断言：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声称赫鲁
晓夫１９５６年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宣布否定斯大林化政策——见上述第二章，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
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反革命政变。“社论引用了毛泽东１９６４年５月说过的话：”现在的
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社论还猛烈抨击了用来为入侵捷
克斯洛伐克辩护的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并把它称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理论“。社论把其内容解释如下：”其一，
‘有限主权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苏修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们主权和命运在内。……也就是说，你
们有权摆布别国，别国无权反对你们。……“”其二，‘国际专政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他们有权‘以军事援助
兄弟国家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
你们所说的‘国际专政’，就是要把别的国家置于新沙皇的统治和奴役之下……“”其三，‘社会主义大家庭论’，
勃列日涅夫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行动‘。你们所
说的’统一‘，就是把别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统一‘到你们那里。你们所说的’不可分割‘，就是不许别国摆脱
你们的控制和奴役……”“其四，’国际分工论‘，勃列日涅夫之流……不仅在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推行所谓’国际分
工‘，而且把它扩展到亚、非、拉国家。……苏修集团正是继承了帝国主义的这种殖民政策。他们的’国际分工论‘，
也就是’苏联工业、亚非拉农业‘或者’苏联工业，亚非拉附属加工厂。‘……”“其五，’利益有关论‘。勃列日涅
夫之流宣扬：”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对于即使在地理上遥远，但是却涉及到我们的安全
和我们朋友的安全的那种事件，也不能消极对待。’……这种所谓‘利益有关论’，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侵略政策的典型
论调。……苏修的腔调同老沙皇和美帝国主义何其相似！“
伴随这些争论之后，是一国指责另一国具有扩张主义意图的一系列历史交换文件。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８日，《真理
报》发表一篇题为《摘下假面具的假革命者》的强有力的五千字社论。社论指出：“若干年来，中国领导一直在亚洲宣
传破坏进步政权，引起国与国的冲突，以及孤立人民的真正同盟者——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路线。北京这样行事向帝国主义者证明，它不打算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一起采取一致的行动。这种立场使帝国主义集团能够实行他们反人民的计划和方案，印度支那的最近事件。例如，美
国对柬蒲寨的干预可以补充说明这一点。根据北京领导人的行为，毫无疑问，他们力求在自己的全球阴谋中利用各国人
民的英雄自由斗争，这种全球阴谋起源于大汉梦想。
成为若不能统治全世界，至少能统治亚洲的‘大中国’的新皇帝……“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在呼吁中国人民”随时准备击退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和侵略“的一篇联合社
论中，指责苏联准备进攻中国。
两国互换大使（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０月）
１９７０年秋，当以互换大使的方式采取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时，中苏关系显示出明显的改善。９
月１６日，在莫斯科宣布任命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列宁格勒地区的共产党书记）为驻中国的大使。托尔斯季科夫于
１０月１０日抵达北京，中国的新大使刘新权（前副外长）于１１月２２日抵达莫斯科。在１９６７年，由文化革命所
引起的极度紧张时期两国都召回了自己的大使，从此，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代办级。
比较调和的情绪进一步反映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日中国国庆节之际苏联政府的祝词，和同年１１月７日俄国革命
纪念日之际中国政府的祝词里。两国的祝词语调都非常热情。苏联的祝词表达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苏两国
人民之间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中国的祝词则指出：“中国始终认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当妨碍两国在和平共
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的报告（１９７１年３月）
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苏共二十四大在莫斯科开幕，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他在回顾了与中国的关
系之后，特别提到，两国关系最近有所改善，并力劝中国在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正常化方面进行合作。
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生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特殊的、与列宁主义不相
容的思想政治纲领，却要求我们放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的镇压和”个人迷信
“——作者注）的路线和苏共纲领。他们展开了反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激烈的敌对宣传，提出了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甚至
把事态弄到１９６９年春夏在边境上发生武装事件的地步……”“近一年半以来，由于我们方面表现的主动性，苏联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１９６９年９月，两国政府首脑进行了会晤，在此以后，在北
京开始了两国政府代表团关于调解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一谈判进展缓慢，为了使谈判取得圆满的结果，当然需要不单是
一方的建设性立场。”
“去年年底，苏联和中国互派了大使。在长期中断后，签署了贸易协定，贸易额略有增长。这是一些有益的步骤。
我们今后也准备按这一方面行事。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国的宣传和政策中，反苏路线仍在继续，而且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其决
议中已把这一敌视苏联的方针固定下来。……我们党和苏联政府深信，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符合我
们两国根本的长远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巩固和平的利益。因此，我们不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全力促进两国睦邻关系和友谊的恢复……“然而，勃列日涅夫在后面的一段话
里，又批评了中国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他指出：”反帝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帝力量，首先是世界共
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在我们提到的时期里，想从各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进攻的企图，最为尖锐地表
现出来了，中国领导着手在一系列国家中建立以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幌子的分裂主义集团。……托洛茨基分
子往往同这些集团结成同盟。在某些地方，民族主义自我孤立的倾向加强了。……资产阶级思想家，资产阶级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