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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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接头。他抵达北京后，于１月１５日晨给大使馆拍发了密码无线电信号，并接到了批准这次约会的答复信号。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１日，苏联的一个抗议照会宣称：马尔琴科、他的妻子以及谢苗诺夫夫人在街上车子被堵塞，他
们的车子被拖下来落在了后面，他们驱车来到另一条街上，那里聚集着一群人，安置了电影摄相机。摄相之后，他们被
带到一幢大楼，试图让他们供认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在街上行走时被捕，并且受到与上述相似的
对待。
　　　　尽管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官方否认了他们行踪的一切情况。直到１月１９日，才释放了他们。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９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人员关恒广被指控企图从一位苏联妇女那里获得军事情报在伊尔库次
克（西伯利亚）被拘捕。并被驱逐出境。１月２５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在答复苏联的抗议时，把关恒广的被捕说成是“一
个反华丑剧”和“一个卑鄙的报复行动”。
　　　　中国照会声称，关完成值勤任务返回北京时，乘座的国际列车在伊尔库次克车站被阻挡，其借口是发现了一名乘客
正患天花。他被从车上带下来，被迫留在隔离站，在那里，一位妇女设法把一个“画片夹”塞进他的手里。接着警察走
进房间，拘捕了他，带他乘飞机飞回莫斯科，他一直受审，直到第二天才被释放。
　　　　周恩来在向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到这一事件。他
指出：“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
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
　　　　苏联领导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一系列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
　　　　在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新宪法，修改了原来１９５４年起草的宪法的序言。１９５４年宪法涉及到了
中国与“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并且用“我们应该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这句话替换了它。
　　　　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年）
　　　　林彪垮台之后，中苏关系的上述这些发展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发展，都出现在中国政府内部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
继续竞争的背景下，人们认为，周恩来的威望仅次于毛泽东，他领导的稳健派在党、政、军中博得了广泛的支持。许多
在文化革命中被撤职的高级官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邓小平，他于１９７３年４月恢复了地位）
　　　　重返政治生涯，使稳健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政府内的激进派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毛泽东之妻）为
代表，他们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虽然林彪的垮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继续控制着报刊电台，从工会、民兵
和共青团中得到支持；人们还认为，他们通过江青来接近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在国内政策方面，两派之间的差别在很大
程度上在于接见方面的优先权问题。
　　　　周恩来在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阐述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即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建成
“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
现代化”（即通常所指的“四个现代化”。——作者注），“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当双方都完全支持这
个计划时，激进派认为，经济方面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诸如市场关系，在“按劳分配”原则下付酬而造成分配上
的差别等，有可能在“修正主义”的领导下——例如，大家认为的苏联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的领导——成为复辟资
本主义的基础。因此，他们强调了毛主席的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并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利”，
迅速朝建立“按需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社会前进。
　　　　另一方面，稳健派认为，政治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因此，他们为了经济利益提倡政治的稳定性，他们准备恢复
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具有实用的技术资格的官员们的地位，并且反对可能降低科技研究水平的大学教育
的试验。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从广义上可以引用邓小平的话来概括：“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两派都对苏联持怀疑态度的同时，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态度赞成缓和激进派所推行的对
抗政策以及他们对“苏修集团”无限制的反感。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间，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国内局势发展中明朗化了。大家认为，激进派应对旨在继续
进行文化革命的一系列运动负责。这首先是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１９７
４年夏开始而且至少持续到１９７５年７月的工业不安定浪潮。为了对这次运动所引起的混乱作出反应，１９７４年秋
毛泽东提出了安定团结。这被看作是激进派的失败，正如周恩来１９７５年１月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说
的。
　　　　在报告中，他大大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但是，１９７５年２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下，激进派继续进攻。这场运动强调：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中，
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仍然存在，如果“资产阶级的权利”不受到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将仍然存在。１９
７５年秋天，激进派发动了一场反对“投降主义”的新运动，其矛头多半是指向对苏联持调和态度的共产党人。
　　　　然而，稳健派的势力仍然很强大。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的一大批政治军事领导人，都在１９７５年
夏秋恢复了地位，而且，９月份发动的农业机械化运动有助于转移对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问题的注意力。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了，在选择总理接班人问题上，导致了两派间的直接冲突。最后，选举华国锋继
周恩来接任总理，而没有选举邓小平（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生病期间日益履行了周的许多职责），这被外
国评论家看作是一种妥协的举动，因为，华国锋在党内与任何一派都没有联系，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进一步证实了对他
的总理任命。
　　　　然而，１９７６年２月，当激进派开始了一场反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激烈运动时，两派之间的斗争激化了。
特别是邓小平蒙受了耻辱，１９７６年１月以后，他没有再公开露面。
　　　　１９７６年４月，报道他被撤了职务。
　　　　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二十五大报告（１９７６年２月）
　　　　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４日至３月５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
委员会报告。虽然他提到了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同时，他指责毛主义“直接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调和的
方法似乎基于苏联的希望：即中国政治领导人最近的变化将对苏联产生更有利的政策。
　　　　关于中国，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现领导人的政策明目张胆地反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只说毛主义意识形
态和政策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不相容，现在已经不够了。它们甚至是直接敌对的。……我们仍将同毛主义作斗争，作
原则性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我想再次重申：对待中国也象对待其它国家一样，我们坚定地奉行平等、尊重主权和
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总之，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不但如此，还可
以肯定地说：如果北京回到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策上来，放弃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走上同社会主义
世界合作的团结的道路，那么，这定将得到我们方面相应的反应……。问题就在中国方面了。”继华国锋１９７６年４
月７日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被证实之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发了祝贺电报，他在电报中说：苏联“准
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８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署名为“Ｉ。亚历山大罗夫”（发表苏联政策的重要声明常常使
用的假名）
　　　　的长篇文章，好象苏联政府要同中国政府内的稳健派联盟，希望主动改善关系。文章把中国政府的反苏政策归咎于
“毛泽东集团”，并且说：“正如最近北京和其他城市大规模的不安定局面所表明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同毛主义一道走
的”。文章还呼吁恢复边界谈判。（参见第七章）。
　　　　这种做法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任何反应。与此同时，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９日招待当时的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
登的宴会上，华国锋谴责苏联是“野心很大”的“战争最危险的策源地”。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９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
馆门前还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两名中国卫兵和一名市民遇难。５月１３日，中国官方发言人说，这次爆炸事件是“一
个现场遇难的反革命分子的一次破坏活动”。
　　　　中苏经济关系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年）
　　　　自１９５９年（当时苏联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两国的互换贸易等值总数达二百亿美元以上，即占中国对外贸易
的４７％）中苏关系破裂以来，中苏贸易逐步下降。文化革命加速了这个过程，１９７０年，贸易数额下降到四千五百
万美元。不过，从那以后，贸易扩大了：中国的进口需求——特别是资本货物——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虽
然，中国工业设备的进口来自西方和日本；但是，与苏联的商业联系，由于这种贸易的易货方式和直接铁运的方便而特
别吸引中国。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２日，中国政府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伊万。格里申率领的代表团缔结了一项新的贸易支付协定。
尽管１９７１年夏（见上述）两国关系恶化，然而１９７１年８月５日和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３日，还是签订了两项更进
一步的贸易和支付协定。在这些协定下，两国的贸易值计划从１９７１年的一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增长到１９７２年的二
亿八千八百万美元。
　　　　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０日，在前一个月签订的协定下，提出了一项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直达航空服务。迄今为止，苏
联的航空公司在伊尔库茨克中途停下，只管理这段航线；而中国民航总局只服务北京——伊尔库茨克这段航线。大家同
意，苏联公司和中国公司各管理一周的直接飞行，双方都使用Ｉ－ｌｙｕｓｈｉｎ６２ｓ标志。
　　　　１９７４年７月４日，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４日，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１日，两国分别签订了每年的贸易支付协定。已
经确定的贸易额１９７４年为二亿美元：１９７５年为一亿五千八百七十万美元；１９７６年为二亿一千万美元。
　　　　贸易方式没有变化，苏联提供机械和设备，中国提供原料和消费品。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６日，《金融时报》评论道
：“现在，贸易的规模把苏联列到同联合王国相等的北京合作者的名册里，尽管日本、法国、西德和日益增长的美国远
远地超过了苏联”。

　　　　第十章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
　　　　（１９６９年～１９８２年）
　　　　当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隔离逐步地减少。尤其是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联合国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后更是如此。
　　　　由于中国同苏联存在着日益紧张的关系，从而促使中国人鼓起勇气寻求外部世界的联系，同时也使中国人对美国的
建议作出反应。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加快了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的进程。
　　　　越南战争结束后，中国决心引进外国技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则希望平衡其在东亚的势力，这两种因素有
助于中美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但中美双方都视对方为对付苏联的一只法码。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善和美国在援助台
湾问题上出了问题，中国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立的状况，制定了明显的平衡政策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七十年代是苏美关系的缓和时期。
　　　　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苏美两国的相互联系得到了发展，并签署了几个有关限制核武器的重要协定。但是，１９７
６年以后，由于中美关系所具有的反苏意义和美国人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怀疑，从而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不断加剧。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和１９８０年罗德纳。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两件事实际上中止了苏
美关系缓和的进程。与此相反，这些事件却使中苏关系得到了重要的发展。
　　　　美国对中国限制的放松（１９６９年７月～１９７１年３月）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１日，美国宣布放松某些自１９５０年以来对中国强制实行的旅游限制。取消限制的内容包括：
（１）允许到国外旅游的美国公民可以带回价值达１００美元的中国大陆产品。而在这段时间里，除印刷品外，美国一
直禁止在中国大陆制造的一切物品进口。（２）对某些美国公民撤销他们对中国旅游的禁令。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罗伯特。麦克林蒂克就此进行解释说，这些措施仅仅是美国单方面采取的；采取这些措施没有同中国当局磋商过，而且
美国也不期望北京对此作出任何酬答。他还补充说，这些措施有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美国宣布，尼克松总统已决定放松美国对华贸易的某些限制。根据这些放松的原则，美国
将撤销三项禁止贸易令，内容是：（１）允许美国公司的外国从属机构同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贸易。
　　　　（２）尽管禁止中美两国直接贸易的法令仍然有效，但美国公司可以购头中国产品，然后转卖给第三国。
　　　　（３）允许美国公民在国外购买供自己家庭使用的中国商品，数量不限。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５日，美国宣布撤销美国公民到中国旅游的最后逗留期限的限制。这一决定是美国政府采取的，
旨在缓和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采取的一个步骤。然而，中国方面对美国的主动没有作出明显的反应。
　　　　乒乓球外交（１９７１年４月）
　　　　１９７１年４月６日，在日本长崎市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持近尾声。中美两国均派代表队参加了这次比赛。
美国参赛队接到一个令人惊异的访问中国的邀请。美国队当即接受了这一邀请。自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政以来，美国运
动员被邀请访问中国尚属首次。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对这一邀请表示欢迎。并表示，在没有得到北京官方的同意之前，
美国是不会安排这次出访的。
　　　　美国运动员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０日至１７日在华访问期间，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范围的旅游、观光活动，还进行了
多次表演赛。周恩来总理４月１４日在北京接见了美国运动员。在欢迎美国人的宴会上，他说：“由于你们接受我们的
邀请，你们已经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