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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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逝世后，苏联作了若干促进发展中苏良好关系的缓和姿态。苏联的宣传媒介暂时停止了所有
的反华宣传。此外，苏联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中苏两国几年来首次的直接
联系。
　　　　但唁电被拒绝接受，未能在中国报刊上刊登，因为当时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与尚存的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同）。
然而，中国的报刊却简短地报道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特。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伊。瓦。尔希波夫，外
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曾于９月１３日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签名的消息。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柯夫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没有涉及到毛主席。文章声
称：“我们的国家正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同中国举行谈判。苏联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对
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
　　　　双方本着共同的愿望和睦邻的精神，从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利害关系考虑，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解决
不了的问题。“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国庆贺电也表达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江青和“激进派”的领导人被捕，苏联国内对此表示欢迎。尽管苏联报刊避开对中国国内所有
发展情况发表评论，但苏联记者维克多。刘易斯（被认为是苏联官方观点的反映者）１０月１２日在伦敦《晚间新闻》
发表评论说：“敌视苏联的大多数领导人已被撤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下半月，勃列日涅夫在自毛逝世后第一次公开
发表的声明中，谈到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他呼吁两国言归于好。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在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举行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理所当然地特别关
注亚洲问题，这包括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睦邻、真正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
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为未来和实现建设性的对话作好准备，我们应该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建立关系。
　　　　任何一个用这种方法处理这种问题的国家都能期待着我们的理解。“过去曾比苏联人更引人注目的批评中国的蒙古
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说：”巩固和平与安全的前景正在亚洲面前开辟。“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勃列日涅夫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发展的舞台。现在很
难预测中国的政治路线。但很清楚，过去１５年中北京实行的对外政策已极大地被世界各国所怀疑。
　　　　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我们坚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互不诉诸武力的原
则。
　　　　换言之，我们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本着睦邻的精神，在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职责，而
这一切效果和结果将取决于我们双方所采取的立场。“
　　　　然而，在反苏宣传的性质上，不会因中国领导人的更换而带来苏联所期待的缓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勃列
日涅夫祝贺华国锋任职的贺电被拒绝接受。同年１１月２日，中国政府发表的正式声明宣布，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
“霸权主义”的政策将不会改变。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日，中国外交部一名官员告诉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记者：“如果苏联愿意停止争论，那么，苏
联必须承认自１９６０年以来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改变其路线……。实际上，能与苏联和平共处吗？照我们的看法，那
是不可能的。”
　　　　同一天，塔斯社发表评论指出：“反苏的谩骂”继续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同时，评论还涉及到中国抵制投票承认
苏联幕后操纵的安哥拉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事，声称中国代表炮制了一个“荒谬的声明”，反对接纳安哥拉加入该
组织。这是自毛逝世以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对中国的第一次批评。
　　　　但是，同年秋天，没有报道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过强烈的反苏讲话。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５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上，费奥多尔。库拉托夫（苏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发表了讲话。他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同中国断绝差不多１５年的友好关系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这次
大会是十年来发言者不攻击中国的大会，也是中国外交代表不退出会场的大会。但是，同年１１月５日，在中非共和国
总统博卡萨举行的一个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在发言中说：“社会帝国主义在不断地诽谤和威胁我国的同时，也对同我
们的关系不停地作出缓和的表示，以便混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甚至到目前为止，苏联还蛮横地要求我
们改变政策，这简直是痴心忘想、白日做梦。”苏联大使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在李发言的过程中退席。
　　　　１９７６年底至１９７７年初，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打算以失败告终（见十二章）。苏联报刊的报道，抱怨中国人
继续进行反苏谩骂。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３０日，苏联报刊发表的不少文章批评华国锋１２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大
会上的发言是：“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谩骂。”
　　　　说这次全国农业大会是对苏联的间接攻击。１９７７年２月１０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再次强烈抗
议中国的反苏攻击。该文章指出：“这样做只能是干着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有利的事。他们是国际关系的缓和的损毁者。”
虽然如此，中国报刊对苏联的继续攻击丝毫不减。１９７７年４月，苏联反对中国的言论又重新开始了。
　　　　苏联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对中国进行长达几个月的攻击是从１９７７年４月２２日开始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米哈伊尔。齐姆亚宁谴责“中国制造了国际紧张局势”，“与最反动的势力结成联盟”。５月４日，一篇署名为Ｉ。亚
历山德罗夫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把中国领导人说成是明显的拥护“新世界刽子手”的人，他们“实行太平
洋和东南亚扩张主义计划。”５月１９日，苏联照会中国政府，对中国的反苏宣传表示抗议。照会抗议说：“在中国蛊
惑人心骗局的帮助下，我们所采取的旨在造成一个正常局势的行动，以及改进洲际关系的有利前提，都变成了他们反苏
的口实。”
　　　　中国的调解行动和反苏攻击的恢复（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１月）
　　　　中国的反苏宣传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７年年底。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７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的苏联宪法。中国
的《人民日报》谴责该宪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卑鄙背叛。”中国攻击的矛头主要是直接对着苏联扩张主义的对外
政策，尤其是苏联对非洲的政策。中国把苏联说成是当前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这些观点，在华国锋所作的中共十一大
报告中尤为突出（中共十一大在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在北京召开）。华的报告着重强调了“三个世界”的理
论（见下一节），并重申了中国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政权的攻击。
　　　　华说：“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到处侵
略扩张，使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同它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坚持同它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
对的斗争。同时，我们一贯主张，中苏两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集团对改善中
苏国家关系根本没有诚意，不但使拖延八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毫无结果，而且为了摆脱内外困境，转移视线，声东击
西，不断掀起反华浪潮。他们用种种手段妄图迫使我们改变毛主席制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使中苏国家关系‘走进死胡同’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联领导集团。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真要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当
拿出实际行动来。”
　　　　在这个报告的前几章里，华谴责苏联“加紧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要把整个欧洲、亚洲控制起来。虽然苏美争
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但争夺的重点仍然是欧洲。苏联陈重兵于欧洲东部，同时又加紧在非洲和中东掠夺战略资源和抢
占战略基地，企图东取波斯湾，南下好望角，西断大西洋交通要道，从侧翼迂回和包围欧洲。”华说，任何缓和政策都
“会助长苏联的扩张野心。”他声称目前的世界形势促使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１９７７年８月２６日，塔斯社对华的报告作了评述：“这次大会确立了把人民引向继续实行国家军事化的目标。
……首先，这足以证明，中国存在着来自苏联的‘威胁’是虚构的和根本不存在的，……缓和政策应受到尖锐的攻击。
然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论点应得到确认。换言之，实行战争政策和赞美战争的事继续进行着，……将世界发生的
事件用这样的方式作出解释，以符合毛泽东主义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众所周知，根据这个报告，这个理论是被用来
为北京与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结成联盟作辩护的，这样做，为的是与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团体相对立。”
　　　　然而，１９７７年年底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显露出与中国官方声明所唱的敌对调子的不相一致。１９７７年６月，
王幼平被任命为中国驻莫斯科大使，而自１９７６年３月以来，中国驻苏大使的职位一直空缺着。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７
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庆祝十月革命６０周年的贺电中表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参加了纪念活动。可以肯定，这
是自１９６９年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如此盛大的纪念活动。
　　　　然而，同年１１月７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指出：“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
团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航向。他们把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变
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的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背叛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竭力推行霸权主义，把苏联变成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变成当代一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
变成新的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
　　　　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三个世界”的理论支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这种“三个世界”的理论对整个世界是这
样分析的：苏联和美国是第一世界，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包括中国）是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包括日本、加拿大和欧
洲各国。这一理论与把世界划分为帝国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方法完全不同。中国
的这种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的“背离”，导致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决裂（见第十三章）。
　　　　根据中国的资料记载，这一理论是１９７４年２月毛泽东在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中阐述的。１９７４年１０
月，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在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从而使这一理论公开化。
　　　　１９７５年１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高度概括。在以后的两年里，
中共的注意力集中在党内斗争上，因而很少宣传这一理论。但是，这一理论与中国的稳健派领导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指出：“四人帮”曾疯狂地反对这一理论。此外，在１９７６年１０
月“四人帮”被捕，１９７７年邓小平恢复职务以后，这一理论突出地出现在党的宣传刊物上。１９７７年夏，中共突
出地宣传了这一理论。在同年８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１９７８年１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
锋在他的报告中再次肯定了这一理论。
　　　　这一理论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制定政策的依据，成了中国稳健派领导集团的对外政策具有的主要特色的东西。这种
外交政策：（１）确认了中国最重要的斗争矛头是反对苏联，因为苏联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一观点也是稳健派
的观点。（２）为中国寻求与反对苏联的世界势力结成同盟进行辩护，这也包括为中国同美国、西欧不断增长的密切关
系作辩护。（３）让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中树立一个明显的独立偶像。
　　　　这一理论最完整的阐述出现在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长篇文章里。文章想方设法证实毛主席创立的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
大林教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文章叙述道：“世界各种政治发展，经历了一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面临着一种新
的历史形势……。”文章作了如下论证：“而到了后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苏联复辟
了资本主义并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虽然还存在着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过去的那样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存在了，并且历史条件也没有使重新
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提供必要基础。“
　　　　文章继续叙述道：６０年代，苏联发展了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一个象美国那样威胁世界的帝国主义超级大
国。”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消耗了力量，由于它面对着日益增长的西欧与日本的经济力量，使“美帝国主义”
处于“衰落”状态。因此，“帝国主义阵营的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听从美国的指挥，甚至公开同美国分庭抗礼。”与此
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艰巨的斗争相继宣告独立……中国过去长期受帝国
主义压迫……属于第三世界。”文章声称，“在全世界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
共同斗争中，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主力军”。应该对这种斗争给予“支持和援助，……由于苏联领导集团的背叛、修
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分裂，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已逐渐遭到破坏。”
　　　　文章说由于上述情况的变化，使世界形势形成了如下局势：“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它
们已成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它们之间的争夺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战争。
苏美两霸对于世界的争夺，它们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威胁和全世界人民对于它们的反抗，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中心问
题。
　　　　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柱石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受剥削压迫最深、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