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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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这一理论的主要鼓吹者。
　　　　苏联撕毁核武器协定（１９５９年６月）
　　　　苏联于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０日撕毁了１９５７年所签订的向中国提供生产核武器援助的秘密协定。显而易见，这一
政策变更的动机是由赫鲁晓夫希望实现与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和在远东建立无核区的计划，以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好战倾
向日益不信任所引发的，这一政策的变更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并导致了彭德怀元帅的倒台。１９６３年８月１５
日，中国的一篇广播首先透露了协定的详细情况，并宣称苏联撕毁协定是“苏联领导人９月到美国艾森豪威尔会谈的见
面礼。”
　　　　西藏事件（１９５９年８月）
　　　　１９５９年夏秋的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是由赫鲁晓夫试图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和中国对印度边界的政策所引起的，这些
事件使中苏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发展到了紧急关头。该年８月２５日至２６日，中国军队占领了西藏边境哨所，印度
政府声称，这个边境哨所是他们的东北边境机构。然而，周恩来在给印度政府的一个照会中坚持认为，这一边境哨所在
中国领土之内，并且被印度军队所非法占领。
　　　　１９５９年９月９日，塔斯社发表的一个声明指出，苏联“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的友好关系”；中
苏两国人民“是由建立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颠扑不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所连结在一起的”：“苏印
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成功发展是与和平共处思想相一致的。”声明表示，苏联对中印两国将会解决由“悲惨的”边境事
件引起的误解抱有信心，并声称“为了煽动冷战，……利用这些事件的歧图……应当受到坚决的谴责。”在１９６０年
莫斯科会议（见下文）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声称，上述“有倾向性”的公报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我们的分
歧。”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１９５９年９月）
　　　　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于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５日至２８日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结
束后，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进行了三天个人会谈。赫鲁晓夫在访问期间的公开声明中，多次强调核武器
的危险性，呼吁和平共处和平遍彻底裁军，高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返回莫斯科后，他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
“真诚希望结束冷战和改善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的信心。他对艾森豪威尔的赞扬激起了中国人的特别愤怒；在１
９６０年的莫斯科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仅从外交礼节上考虑，无法解释和原谅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平他帝国主
义者言不得体的赞颂。”
　　　　赫鲁晓夫访问北京（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０月）
　　　　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返回莫斯科后，立即飞往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国领导人在公开的声明中避
开了对赫鲁晓夫访美的批评。在９月３０日的宴会上，周恩来祝贺他“作为和平使者访问美国所获得的成功”。赫鲁晓
夫在答谢辞中强调必须以解决国际争端为手段消除战争，警告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社会主义给人们带来了和平——这是最大的幸福。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越壮大，它就越有可能有效地捍卫世界和
平事业。现在，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因此，有了排除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可能性。”
　　　　“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出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既成形势的倾向。”
　　　　“我刚从美国回来，在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必
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因此，我们这一方面也应该尽力排除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的战争，而用谈判来解决争端。
……
　　　　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
　　　　“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继续说：“拥有种种手段，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通过干
涉我们这些国家的内政来把我们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开，并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
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
也绝对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甚至像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崇高而进步的制度，如果人民不要它，也不能用武力
强迫他们接受。因此，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来进行和平建设，……至于哪一个国家什么时候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要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这件事对我们是最最神圣的。……”在北京期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
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但是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这暗示着他们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４日，赫鲁晓夫离开北京之际，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即“能够永
远地排除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并且指出：苏联“将利用一切可能来消除‘冷战’。”
　　　　达拉克事件（１９５９年１０月）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当印度警察巡逻队的９名成员在与中国军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和１０名成员被
俘时，中印边界第二个严重事件发生了。
　　　　印度政府声称，这一事件发生于达拉克（位于克什米尔北部地区）境内４０英里处；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印度人员侵
入了中国领土。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赫鲁晓夫指出，苏联政府将“全力帮助”找到一个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这一争端应该
在友好的气氛中得以解决；关于达拉克事件，他指出，该地区“荒无人烟，而且毫无特殊价值”。苏联新闻界对这个事
件采取了完全中立的态度，把中印两国各自的观点在报纸上置于同等地位，不加任何评论。
　　　　苏联继续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９年）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这一时期仍在继续，其签署的主要协定如下：（１）１９５６年４月７日签订的协
定规定，除了中苏在早些时候所规定的（苏联援建的）
　　　　１５６个工业企业以外，中国将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５５个新的工业企业。将要建设的这些新企业包括冶金厂、机
械工程、化工厂、塑料和人造纤维厂、电器和无线电厂、发电厂、人造液体燃料厂、航空工业研究所等。这些设备的总
值大约为２５亿卢布（按当时的兑换率约合６亿３千６百万美元），中国政府将以向苏联提供各种各样的物资来支付上
述设备的金额。
　　　　（２）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日，宣布了中苏两国共同开发构成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之间边界的阿穆尔河（即黑
龙江）—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协定。这个协定为在该流域修建一系列的水电站、工业开发和为阿穆尔河（该河流没有足够
的深度适合大船航行，而且河口一年之中有许多时间被冻结）修建一个新的出海口提供计划。
　　　　（３）１９５８年８月８日，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新建和扩建４７个冶金、化学、煤炭、机器制造、木材和建筑
材料企业以及发电站等项目。
　　　　（４）１９５９年２月７日签订了一项关于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７年８年时间，苏联向设想追加的７８个大型建
设项目（比前一个协定多了３１个项目，并以这一次的项目代替以前的项目）
　　　　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协定。在协定期间，苏联援助的总价值计５０亿卢布（约合１２亿５千万美元），中国将以
货物交付来抵偿上述价值。
　　　　（５）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签订了一项关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协定书，在协定书中，苏中协定准备就冶金、
机器制造、煤炭和化工工业，以及科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互相交换专家和技术资料。
　　　　在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０日所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份调查中，莱蒙德说：“苏联援助所建造的１４１个‘项目’
（例如：１９５３年宣布的那些项目）——工厂、企业、水坝、实验室、科学发展项目等等——逐渐发展成为１９５４
年的１５６个项目，进而到１９５６年发展成为２１１个项目，最高到１９５９年发展成为大约２５０个项目。在许多
情况下，中国人仅仅是根据苏联人的方案来建设这些工厂的。苏联人提供了所有的机器，指导了这些机器的安装、试机，
只是当生产开始时苏联人才离开的。
　　　　周恩来曾经说过，在１９４９的至１９５９年期间，苏联提供了１０８００名技术专家，另加来自中欧的１５００
名技术专家。苏联人则声称，在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７年期间，在苏联共为中国培训了１３６００名中国专家、留学生
和工人。苏联向中国贷款的总数目从未透露过，但是，美国专家估计为２２亿美元，其中，４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
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

　　　　第三章　公开论战的开始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
　　　　１９６０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公诸于世。虽然在１９６２年底以前，
双方都在竭力控制以免相互直接攻击。当时，中国人一般总是公开攻与“修正主义者”，尤其是南斯拉夫人，常常用批
评意大利共产党（当时由亲苏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所领导）这种指桑骂槐的方法去攻击苏联领导人。
　　　　苏联共产党人一般是直接攻击“教条主义者”，尤其是阿尔巴尼亚人（１９６１年与阿尔巴尼亚党关系破裂后）。
在论战的初期阶段，争论的主要问题如下：（１）中国人否定了赫鲁晓夫下述“天真的幻想”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条件
下，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裁军是可能的。
　　　　一些西方政治家承认了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认为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不仅包括否定阶级斗争，而且包括“不惜一
切代价的和平”。
　　　　（２）关于支持和平共处原则的争论。苏联共产党强调，核战争将证明对有关各方面造成的惨重损失是同等的。中
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上表达的观点，即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更大胜利。
　　　　（３）在援助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运动中，考虑到对国际形势的影响，苏联表现得比中国较为谨慎。例如：
１９５８年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所建立的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人立即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而苏联并非如此，它直
到１９６０年才给予了承认，这显然是为了避免与法国关系的复杂化。
　　　　（４）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问题上，苏联理论家坚持主张，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
盟，以此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该理论的一个实例就是１９４５年斯大林曾经劝告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合作。
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６日强调，不为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高压行动“，构成
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宗派主义形式“。谴责那种”输出革命“和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那些内部条件不成熟的国家的观
点。８月３０日，北京《人民日报》在答复中声称：”如果把殖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看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单
纯地拍手称赞，或者大力支持，而对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帝斗争却是默不作声，或者厌恶鄙视，那就在事实上采取了资产
阶级观点。“
　　　　（５）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共产主义政党有可能通过非暴力革命的议会道路来夺取政权的观
点持怀疑的态度。
　　　　（６）苏联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例如，在与印度关系的问题上），严重地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
　　　　（７）中国人不支持苏联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联的资料表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使自己在
中国成为了同样的个人崇拜的中心。
　　　　（８）中国人谴责苏联共产党力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例如：１９５６年苏联共产党事先不与
其它共产主义政党商量而谴责斯大林；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理论。苏联共产党则指
责中国人用“分裂主义”活动分裂共产主义运动来进行报复。
　　　　（９）苏联共产党坚持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工业化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理论，
并把中国人的人民公社运动（见上述）看作是一种“超越一定历史阶段”的尝试。另一方面，中国理论家认为，农业的
发展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要基础”。
　　　　（１０）苏联新闻界日益强调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危险性。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关于修
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这一主张。
　　　　论战的开始（１９６０年４月～６月）
　　　　中国共产党的《红旗》杂志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１６日在第一篇位置上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该文章
强有力地论述了中国在争论的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它在承认和平共处原则和坚持共产党人必须尽力避免一场大论战的同
时，坚持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性就依然存在。它否定关于核战争将毁灭文明的观点，并断言，“胜利的
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着自己真正
美好的未来”。这篇文章还区分了由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而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只会促进革命的发
展。这些文章在引用列宁所支持的关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时，提倡应当“坚定而毫不动摇
地”支持一切革命运动。
　　　　苏联发言人立即对这一挑战作出了答复。奥托。库西宁（苏共主席团成员）在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２日的一次讲话中
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地区里”存在着“一种分裂”，但是，“在与和平的强硬敌人并存的地方，出现了思想
清醒的政治家，他们认为，以新的大规模破坏手段进行的战争将是疯狂的。”他进而批评了那些固执己见地坚持帝国主
义是侵略成性的观点的人，批评了那些没有能够认识到需要利用这种新因素从另一场战争中拯救人类的人。
　　　　１９６０年，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４０周年之际，苏联报刊上出现了大量直接涉及论
战的文章。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篇文章中，列宁批评了拒绝在“反动”工会工作或参加“资产阶级”
议会的极端左翼共产主义者，并强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６月１０日，索韦特斯卡娅。罗西娅说：“目
前的左翼分子把达到和平共处、停止武器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马
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国际形势中最轻微的恶化都看作是他们片面观点的证据”。两天以后，《真理报》指出：“我们
认为国际共产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