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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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受到了赫鲁晓夫和其他发言人的猛烈批评;代表大会并且决定将斯大林的尸体从列宁墓中移出。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党的纲领,该纲领特别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
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不再是必要的了。……工人阶级专政不再成为必要,将先于国家消灭。
作为全民组织的国家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一致的
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全体人民的党“。这些论述后来遭到了中国政治家们的强烈
批评。
代表大会导致了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关系的公开破裂。1961年10月17日,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阿尔
巴尼亚领导人“开始离开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当代一些最重要问题的共同的、一致同意的路线。……他们自己重
复着我国在个人迷信时期曾经有过的那种方法”。10月19日,周恩来在代表大会上发了言,他说:“兄弟党、兄弟
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
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这一声明在第二天受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欢迎,他们谴责了赫鲁晓夫的“反马克思主义谎言”。1
961年10月23日,周恩来没有等到代表大会结束就离开莫斯科回到了北京。
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27日的讲话中,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血腥暴行”,并宣称,“我国在个人迷
信时期曾经有过的一切恶劣的东西,都以更坏的形式出现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针对周恩来的讲话,他批评说:
“我们对我们中国朋友的不安具有同感,珍视他们对团结的关心。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
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任务的解决了。”
苏联于12月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名义上保持中立的同时,实行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的明显支持。例如;《人民日报》11月高度赞扬了霍查的“正确领导”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不妥协的斗争“。
提出召开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1962年2月~4月)
1962年初,印度尼西亚、北越、英国、瑞典和新西兰等国共产党提出了召开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苏联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在1962年2月22日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表示支持上述建议,并建议“放弃容易激化而不能消除我们分
歧的公开声明”。中国在答复中(4月7日)建议结束公开攻击,开始党与党之间双边会谈和多边会谈;苏联应带头恢
复苏联与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共产党政党之间的正常关系。中国党建议把这些作为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初步措施。当时虽
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是事实上,人们都注意到1962年整个春夏,中苏之间的公开攻击实际上暂停了。
第四章 论战的加剧(上)
(1962年~1963年)
1962年秋的三件大事——苏联与南斯拉夫友好关系的重新建立、古巴危机和中印战争——导致了中苏双方论战
的重新开始。在这次论战中,双方很快地抛弃了他们的攻击是针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伪装。
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1962年5月~10月)
在访问保加利亚期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2年5月16日瓦尔纳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苏联必须全力以赴地
与南斯拉夫合作并以此帮助南斯拉夫加强其社会主义地位。此后,反南斯拉夫的论战在苏联新闻界销声匿迹了。当列昂
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时担任国家元首职务)于1962年9月24日至10月4日正式访问南斯拉夫时,他指出,苏
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建立在赫鲁晓夫瓦尔纳讲话所规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勃列日涅夫访问南斯拉夫激起了反南斯拉夫宣传的加剧。9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
激烈攻击“铁托集团”的声明。声明宣称:“铁托集团在背叛共产主义事业和满足帝国主义的需要方面变得更加卑鄙”。
伴随着与苏联意识形态论战的加剧,1966年至1968年在中国暴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古巴危机(1962年10月)
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声明,美国政府掌握着苏联设置在古巴的、能够把核导弹发射到美国和中美
洲大部分地区的导弹基地的确凿证据,在导弹基地由联合国监督之下撤离之前,“将对所有运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设备
的船只进行严格的检查”。当肯尼迪总统于10月27日保证美国将不会入侵古巴,作为报答,赫鲁晓夫在第二天同意
拆除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时,古巴危机结束了。中国政府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反美示威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的这种妥协。
10月29日,由北京的示威者发给古巴政府的一份电报宣称:“6亿5千万中国人民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可靠、最忠诚
的战友,永远和古巴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与中印战争(1962年10月~11月)
苏联向印度空军提供苏制米格式战斗机和特许在印度建立一座制造这种飞机的工厂的协定,于1962年夏签订。
虽然,苏联的第一批战斗机直到1963年2月11日,中印战争结束后才抵达印度,但是,由于中国与印度的紧张关
系,该协定极大地触怒了中国。
1962年10月20日,中印军队之间的战斗在印度的东北边界和拉达克地区爆发了。在东北边界地区,中国军
队向南推进了100多英里,威胁着阿萨姆平原;但是,在拉达克地区,中国军队没有越过声称为中国领土的边界线。
1962年11月21日,中国人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撤回了军队。
苏联政府对这一事件采取了缄默的态度,对任何一方都不表示明显的支持。11月5日《真理报》呼吁中印之间
“无条件”地停火和立即进行谈判。
1962年的共产党会议(1962年11月~12月)
1962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进展的情况,说明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危机的加深。在11月5日至14日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托多尔。日夫科夫(党
的第一书记)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谴责。在言词上也明显地有意指责中国人。
他指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无所不为,他们捏造弥天大谎,并把它们散布于全世界。……他们宣布几乎所有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都因当代或现代修正主义而陷于困境。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宗派活动和冒险行为以及虚伪的分裂
活动保持沉默,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上述最后一句话他故意引用了周恩来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讲话。
中国代表团和欧洲各党代表团之间的争论发生在11月20日至24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
但是,亚诺什。卡达尔(党的第一书记)采取了调和的态度,他向中国代表团呼吁考虑他们在大会上发表的观点,正象
他向他们保证的那样,匈牙利党将重视中国党的观点。然而,在12月2日至8日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当
意大利党的领导人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并指出:“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党不需要指桑骂槐”时,争论至少公开化
了。
意大利党的总书记帕米尔罗。陶里亚蒂强调指出,核战争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古巴危机期间苏联的政策捍卫了古
巴的独立。他谴责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和荒唐的”;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诬蔑和攻击行径”和中国共产党与他
们“保持了不可容忍的团结”表示痛惜。他还警告中国代表团,“当你们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都知
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相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
同样的问题在1962年12月4日至8日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公开地争论。中国代表团向代
表大会提交了一封信,建议召开“一次所有共产主义政党协商会议”,来讨论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
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讲话(1962年12月)
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讲话中,为古巴危机期间他的政策辩护。他在评论中印冲突
以及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时,暗示道,阿尔巴尼亚对苏联的攻击是被中国唆使的。
他说:“在古巴冲突的和平调停期间,大家可以听到那些自称他们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们不满的尖厉声音,
纵然他们的行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尤其指的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们对苏联的批评实际上是重复西
方那些最反动最好战的集团所说的话。为什么今天这些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来自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之口呢?我很想从我的
生涯中列举一件事来说明这一点……
“我记得在采矿居住区有着脏嘴巴的人,有时他们常常去找一个刚刚会说话而不理解话的意思的小孩,并且教他最
下流的话。他们会告诉他:”去到那所房子里向那些人说这些话‘。有时他们甚至教他更难听的话。他们会说:“去到
你妈妈那里把这些话给她再说一遍。
现在给你三个戈比,说完之后给你五个‘。于是,这小孩跑到那所房子里,或者跑到他母亲那里,把这些脏话重复
了一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象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子。有人教他们脏话,于是他们就说这些脏话和用这些脏话反对
苏联共产党。但是苏联共产党是他们的妈妈呀!说这些脏话他们得到了允诺的三个戈比,如果他们使用更难听和更粗野
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另外五个戈比……“关于中印冲突的问题,他说:”首先,出现了一种情况:由于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和一个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与执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而造成了一次严重的武装冲突……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采取的步骤是明智的:它声明单方面停火,并(从12月1日起)开始撤回它
的军队。我们对这种作法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欢迎中国同志的这种行动。
“有人可能会说:”你们怎么竟说这是明智的步骤呢?因为这是在死了那么多的人、流了那么多的血之后所采取的
步骤啊。假使双方根本不采取军事行动,岂不更好吗?‘是的,这样当然更好些。……但是,既然未能防止事态的这种
发展,那么,最好现在表现出勇气,停止冲突……
“但是,有一些人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一决定却试图作出不同的解释。他们问道:”这难道不是撤退吗?‘他们
还问道:“这难道不是中国同志的一种让步吗?’当然,这些问题是那些爱吹毛求疵的人提出来的。”
当谈到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时,赫鲁晓夫说:“有人硬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请问,这是一
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南斯拉夫早就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私人资本、私人企业或私人财产和私人银行。……因此,
……就不能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策正是从这点出发,并把南斯拉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它建立
相互关系的……”赫鲁晓夫谈到了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并且指出:“兄弟党的会议警告说,如果不对宗派主
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一贯的斗争,那么,它们就有可能成为个别党发展过程中某个特定阶段中的主要危险。从那时期共产
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证明这些结论是多么地富有远见。
“有些人……只是片面强调修正主义的危险,只是断章取义地提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但一个人必须对事物抱有具
体的见解。在古巴危机中,当那些伪装成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者进行挑衅活动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就
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古巴危机尤其表明:正是那些采取了和正在采取教条主义立场的人们出现了主要危险。……”
中国对外国批评的回击(1962年12月~1963年1月)
《人民日报》于1962年12月25日答复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并于12月31日回击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为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口号辩护时,坚决主张共产党人应当“在
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谴责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时,《人民日报》指出:“如
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那就必然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中轻率、鲁莽,那就必然会犯
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又轻率、鲁莽,那就既会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又会
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所谓的‘进攻性’核武器撤出古巴,
所以对我们来说,根本说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
文章继续谴责了在中印战争问题上更同情“印度反动派”而不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批评我们的人”,当谴责利
涉用党的代表大会作为攻击其他共产党的讲台时,文章指出,这种“恶劣的表现”起源于1961年的苏共党代表大会
上①——(①这里是指1961年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译者注。)
这是文章中唯一直接涉及苏联的地方。最后,文章重复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
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另一篇题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长篇文章中,重复
了上述许多争论。这篇文章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战争问题的观点就是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表达的观点,并且
谴责了陶里亚蒂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关于古巴危机,文章指出:“我们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
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但是,
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文章断言,
“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显然是指赫鲁晓夫——作者注)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多么远,从他们最近同南斯拉夫修
正主义集团打得火热的种种事实上更加暴露出来。”《人民日报》坚决主张,莫斯科声明中对南斯拉夫政策的谴责仍然
对各个共产党具有约束力。
到1963年1月7日《真理报》所发表的一篇长达一万字的文章为止,苏联领导人最充分地暴露出了自己的态度。
《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