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五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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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单地概述了古代性学后，对我们古代曾有过性学是不应怀疑的。下面让我们再回到舒文。
叶德辉是被农民运动镇压了的人，所以舒文对肯定古代有性学“出于叶德辉之口，倒也无足怪，不必深论”，其“深论”的原因是因为他“还听到现代中青年人谈过”。文中没有接着说明听谁谈过，但后文中所引的话，皆出自嫖客、妓女、偷情妇和男权主义者之口，这就不由得使人心里有些过不去。本文前面的综述，正是这些年来真正谈论古代性学的主流，其正式出版物可以车载。至于读的人如何说如何用，用在何时何处，不是谈的人所能控制得住的事。
我们知道，事物的有无不能用现今或某人的片面的是非标准去判断。舒文否认古代曾有过性学，是因为他看到的今人读了古书后，专不做好事。这使我想起，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学术，自“五四”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到如今社会主义都是虚岁五十了，尽管观点林立，却没有人听说过“儒学，我们古已有之么？”况且，舒文中所举的只不过是现今国情所不容的性交合的例子，以此来等同古代性学加以否认批判，是概念混淆。
舒文中最痛诟的是古代性学中对交合姿态、体位的指导，认为它教坏人。殊不知，这是古今中外性学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从交媾力学得知，体位和动作的经常变化，可以克服男女间，尤其是夫妻间房事的单调感觉，增加乐趣与快感。古代性学在这一点上的认识和指导较之西方是很进步和超前的。行文至此，让我们先轻松地看一则故事：东汉大科学家张衡曾写过一首“同声歌”来描写他的新婚欢乐，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衣解巾粉卸，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稀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中国古代房内考》）。诗中的“素女”、“天老”都是古代托名的房中术传授者。诗句描绘的情景是：新婚之夜，夫妇在床上翻开带有图解的房中书，学习性知识，共同度过他们美妙的没齿难忘的洞房花烛夜。张衡所述，正是房中书所要达到的房事指导的目的。舒文指责洞玄子中列有三十种姿势，却不知书中同时还写了，应“相持成务，临事制宜，不可胶柱宫商，以取当时之用。”这与现代性学的房事指导毫无二致，何错之有？至于舒文所引的暗娼学会了几招去卖个好价钱，与这些书又有何涉？
“食、色，性也”。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不可能不对人类的两大欲望之一的房事有一番讲究，这种讲究逐渐发展就成了古代性学，是是是非，可以讨论，但它的确存在。从舒文看，作者并非研究性学者，也没有系统地阅读古代房中书，贸然行文，难免鲁莽。男女平等，任重道远，据说国外曾有人不知用何法计算过，尚需五百至一千年才能真正实现全球男女平等。笔者愿与舒先生共同为之努力。
岳飞《满江红·写怀》贬论
？ 刘大生
说长论短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词大概作于一一三二年至一一三三年间，至今已有八百六十多年历史了。八百多年来，它一直受到人们的赞颂，从没有人对它的价值发表过批评意见。
笔者以为，这首词在其综合价值上是有严重缺陷的。主要是政治上忽略了两个统一战线问题，精神上宣扬了反人道主义的野蛮观念。这些缺陷正是岳飞最终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全词将山河破碎的罪责全部归结到胡虏的头上，好像如果没有外族的侵略，大宋江山就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似的。其实，在金兵来犯之前，大宋江山早就千疮百孔亿万疤痕了。金兵攻开封得手，徽宗、钦宗的腐败无能更是最直接的原因。对前任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不进行必要的批评，而一味地抒发“靖康”臣子（而不是建炎臣子）的义愤，要“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就不能不引起现任统治者的疑心：你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究竟是为我打江山，还是为前任打江山？你为“靖康”雪了耻，钦帝返回开封了，我赵构往哪儿搁？因此，现任皇帝赵构是不可能全力支持岳飞北伐的。赵构以私废公，那是赵构的罪恶。但是，忽略了对赵构的安抚，致使抗金“统一战线”出现裂痕，则是岳飞的严重失误。岳飞如果注意到这一点恐怕就不会说“靖康耻，犹未雪”，而要说“建炎耻，犹未雪”了。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两句词里所包含的正义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当然是要肯定的，但用反文明、反人道的野蛮观念来表达这种正义情感恰恰是适得其反。在原始社会，战争的结果就是吃人肉，喝人血。到了奴隶社会，随着人类文明的相对进步，基本上结束了食物学意义上的人吃人的制度。到了封建社会，人吃人已经是极其罕见的偶然事件了。到了十二世纪，在世界各文明国家中，人吃人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禁止和道德的谴责。因此，《满江红·写怀》中的“餐人肉、饮人血”的文字表达，无异于向世界发表宣言：汉民族已经倒退为野蛮民族，大宋国已经倒退为野蛮国家。这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形象是极端不利的。
有人可能要说：“文学作品毕竟不是政治宣言，岳飞的‘餐人肉、饮人血’之说不过是一种愤激的艺术之语，并不表明他真的会这么做。”是的，笔者也相信岳飞不会真的去干“餐敌人之肉、饮敌人之血”的事情。但是笔者相信，岳飞如果真的“直捣黄龙”的话，他的部下做出一些野蛮程度比“餐人肉、饮人血”低一些的事情来，如烧杀抢掠、欺男霸女等等勾当，恐怕他也无心约束或根本无法约束。这一推测在后来的曾国藩身上得到了印证：曾国藩无疑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直捣天京”以后，虽未干出“壮志饥餐长毛肉、笑谈渴饮长毛血”的勾当来，但他的部下在南京进行的大屠杀、大破坏，其野蛮程度离“餐人肉、饮人血”那样的极端野蛮又有多远呢？
更重要的是，政治家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普通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很容易被敌人利用的。敌人为了对抗岳飞的军事反攻，当然要搞好内部的团结，而岳飞的“餐饮”之说，正好帮了敌人的忙，促使他们紧密团结，奋勇抵抗。本来，敌人阵营中也有厌战甚至反战的人，他们正是大宋国的重要国际同盟军，是“国际统战对象”，他们对于大宋军队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可以发挥一定的支持和帮助作用。然而，金国的好战分子不会不充分利用岳飞的“餐饮”之说而大做文章，从而迫使厌战反战的金国人加入到战争的行列，使岳飞的“国际统一战线”出现裂痕。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人如果也发表过类似于岳飞的“餐饮”之说，那么，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恐怕是不可能的，至少要被拖延。
有人可能要说：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是的，笔者也同意“不能苛求古人”的观点。但是，不苛求不等于不去认识，不等于不需要澄清是非。在人类还没有完全摆脱野蛮本性的今天，对于具有反人道倾向的诗词只顾赞赏而不作任何批评，则是完全错误的。
错读儒林：借名的花样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专栏集萃
名，不像金钱，不像美女，那样感性，那样实在，那样可以触摸。它有时很虚，似乎有没有都无甚关系；有时，它又很实，有了它处处通行。它有时和权力相联，名位名位，有名即有位；有位即有权；有时又和金钱相联，名利名利，有名即有利，有利就有钱。
大概因为它对人生的重要，《老子》道篇，第一讲的是“道”，第二就讲的是“名”——“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见许抗生校帛书《老子》）——名为万物之母，足见重要。当然，这是讲“邃古之初”的事。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越到后世，这“名”，越发地诱人。不然，为什么成天讲“名缰利锁”，但人人都割舍不得，拼命要往套儿里钻呢？
但凡名人（要人也大多是名人，无名的要人虽有，但在一定的圈子里，他仍然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一刻都离不得名。因为他之所以成为观瞻所系，全仗着那一缕名气的支撑。倘若一旦失去了名，他也就失去了作为公众人物存在的意义，不信让一个歌星、影星或政坛明星，三年不在传媒上露脸，看看结果会怎样。所以，今天的名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利用大众传媒。有的用权，指令刊载；有的用钱，买断版面；有的蓄意制造事端；有的存心引发批判；有的抛售隐私；有的出卖姿色，为的只是把那“名儿”维持下去，不致被公众遗忘。只要公众还记得他，他就可以继续通过“名人效应”获得“名人”的种种好处。
说到“名”，有人常说自己“浪得虚名”。这究竟是一种谦逊还是别一种矜夸，姑且不论，但“名”决不“虚”，它是联系着实惠的。当然，这是对于那些善用其名的人而言。不然，何必说“追名逐利”？“名”后面跟着的就是“利”。就说《儒林外史》中湖州娄府的大名，就有无限好处。娄府是宰相门第，中堂虽已薨逝，长子还坐着现职的通政司大堂，全湖州哪里还找得出第二家来。见到娄府的名头，地方官员谁不买帐！
杨执中被盐商告下；说他“不守本分，嫖赌穿吃，侵用成本七百余两，有误国课”，固然未必便是实情，但他帐目上亏空了那笔银子却是不争的事实，要他赔补，也在法理之中。娄家的三公子、四公子，不懂用名的关窍，要替他赔补上这笔亏空，救他出来，但家人晋爵却完全懂得“名”的妙用。他叫书办打个禀帖给德清县的知县，说杨执中是娄府的人。娄家打了保状，知县便不能不掂量掂量份量。俗话说，“灭门的知县”，是说知县的厉害，开罪不起。但知县碰到了娄府，也就不得不自己设法赔补欠款，立即放人了。善用名头的晋爵，自然便因此白落了七百多两银子，此之谓利随名至。
“名”的作用，论实似虚，论虚却实，渗透于生活的各个层面。但这社会上真正有大名的，毕竟举目无多；能够直接利用自己“大名”的人，总是少数。不过这并不妨碍名的作用的广泛性，因为那名也如债券，可以转让、转借，没名的，只要摸熟了社会运作的门道，借来的名一样有效。
刘守备虽然也是个官儿，但纱帽太小，何况又是退了职的。但是不妨，小官只要会借名，一样可以八面威风。就说那写有娄府名头的几十对灯笼吧，用于蘧公孙结亲，摆了三四条街，不过图个排场好看，但那退职的刘守备借了娄府的灯笼，就有了特殊的使用价值，可以在河道里横行霸道了：
“狗攮的奴才！你睁开驴眼看看灯笼上的字！船是哪家的船！”
“你灯上挂着相府，我知道你是哪个宰相家！”
“瞎眼的死囚！湖州除了娄府，还有第二个宰相！”
你看那些家奴是何等蛮横！这还只是借了个灯笼。那船家若不是因为娄家的三公子、四公子都在他船上，只怕连那一个屁也是不敢放的。借名，就会有这样的效应。
读书至此，思绪飘忽，觉得娄家的三公子、四公子真个活到了今天，而且仍旧是中堂之子，晋爵与刘守备之流，则早已中饱私囊，独立门户，成了一家家外贸、内贸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在他们的熏染下，娄家的老三老四早已不再呆气十足，而且深谙“名”的妙用，懂得“名”的出让，就是权力的出租。因此便将那娄府的灯笼交由晋爵、刘家使用。晋爵、刘家有了这把大伞，偷税骗税，假造增值税发票，走私贩私，什么赚钱的事情不敢干！守备府过去那些兵丁，也穿着军服为公司看家护院了。万一碰到阻拦，一句“娄府的”，抵得多少口舌。谁敢得罪宰相家呀！而娄家弟兄则坐地分赃，全不要劳神操心。我很想知道，在严肃法纪、违法必纠的口号声中，见到了娄府的灯笼，德清县的知县是否依然如旧地诚惶诚恐？也很想知道海关与缉私队见了那对对灯笼——当然，“灯笼”在今天，已经换成堂而皇之的批文或并非堂而皇之的“条子”了——敢不敢阻挡，敢不敢缉拿？会不会望风下拜，一例地绿灯放行？但是，稍纵即返的思绪又回到了《儒林外史》的时代，回到了种种借名的花样与手段上来了。
楔子里写到的危素，同皇上都携着手走过十几步，当然已经名满天下。但他是个明白人，懂得越是有名，越要注意给自己添加筹码，这就需要从名士那里借名。因此，一见王冕的画，便向时知县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还坐不知，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这一叹，大有名堂。如果王冕果然高发，他得个识才荐才于草芥之中的名声，又得王冕知遇之感，顺手网罗了一个帮手；如果王冕文章憎命，不曾高发，他也落得个爱才惜才的声名，总之是决不蚀本的买卖。这种借名，看起来毫无功利之心，实则暗藏着许多利害的打算，可谓是借名的化境，妙在不着痕迹。若时知县，就等而下之了。他起初并不懂得王冕的利用价值，以为“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是危素启发了他的借名意识：“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但他明白地把借名的意图与利害挂起钩来，伤于直露，比起危素，只能算借名的常境。若像那翟头役，是个只知上司不知礼贤的俗吏，借名之类的官场表演，同他说，便如对牛弹琴了。
懂得借名的，不独官场人物，各色人等中，乖巧的，都懂借名的重要。范进的娘死后，张静斋替他谋划：“铭旌是用周学台的衔”；“墓志，就要借汤公的官衔名字”，这是懂得借名的。蘧公孙刻了一部《高青邱集诗话》，把高氏的名字刻在前面，后面刻上“嘉兴蘧来旬*5夫氏补辑”，也是行的借名之法。连那清客、术士，为了骗人，也一样要借名。陈和甫，是在江湖上行道的，卜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以及请仙判事，扶乩笔录，无所不晓，比起今天的这个大师、那个大师，学问可要大得多了。但他一开口，仍是“向在京师，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门的老先生请个不歇，经晚生许过他升迁的，无不神验”——先把大官老爷的大名抬在了前面。为什么？借名，那么多的大佬儿都信，你还犹豫什么！在杭州行骗的“活神仙”洪憨仙，也要借马二先生的名，以便骗胡三公子。只可惜他寿短，把骗局闹黄了。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知道，那些据说身怀奇功的人，为什么总是进出于大官老爷家了。只有骗得他们相信，在社会上他才能够立足，才能够混出个人样来。这些年五花八门的大师辈出，想必是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
我起先对一些艺界之人何以总要和一些官场人物打得火热，而一些官场人物又何以要同一些艺界之人过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