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五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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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湘女多情〃
？ 王一方
灯下随笔
中年背井，客居齐邑，朋友们常侃起湘俗。于〃湘女多情〃一说多有诘难。〃多情〃本是女性生命力外显的标志，从医学上看，它与体内的女性荷尔蒙水准有关，若凭实验室指标而论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地域差异，大凡天底下的健康女子都是多情坯子，不惟只是湘女呀！莫非辣椒是催情之物？果如此，川妹子也应有〃多情〃之誉呀！直问得我顾左右而言他。其实，〃湘女多情〃不过是一则民谚，口口相传至今，既非正式的社会学结论，亦未见诸妇联红头文件、女权主义纲领之类的文本，故而没有人太认真地去证实或证伪。既然齐邑的朋友有兴趣打破沙锅，要讨个说法，我也只好认真起来，不然他们总以为湘女们白拣了一个便宜。
认真了一番之后，不觉有些气馁，虽然《楚辞》中有《九歌》，《九歌》中有《湘君》、《湘夫人》之名篇，但读了半天只读出祭祀过程中人神之间的单恋，继而于《芥子园画传》上一睹单色线描的湘君、湘夫人芳容，相信她们根本撩不起少年心头的兴奋，不由得暗自嗟叹，名士骚客们意淫了几千年实在可怜得很。相形之下，传说中的二妃千里寻夫，泪洒湘竹倒更贴近民间私情，关于这个美丽的神话在楚湘之地可谓深入人心，娥皇、女英对爱情的执着与忠贞构成〃湘女多情〃的精神源头。不过，较真地讲，舜帝南巡途中崩于苍梧之野，二妃寻夫而驻足湘水之滨，本算不得土著湘妹，然而，君山北渚的二妃墓、湘妃祠还有那丛丛斑竹可以作证，这段哀惋动情的神话已经羽化成湘人的情感偶像，追究乡籍反倒显得多余了。
说起来湘人性朴，故而〃湘女多情〃的传统一直在乡野匍行，未曾炫耀于庙堂、街肆，不为正史、高典所青睐，无论是信史、还是文学作品之中，名妃、名媛、名妓、才女的形象均鲜有湘女；西施、貂婵、王昭君、杨玉环、李清照、林黛玉，即使名唤〃李湘君〃，也是秦淮河上某商女。这也难怪，正统文人眼里只有才与貌，纵然体内荷尔蒙高涨，也必须发乎情，止乎礼，高谈什么节呀、烈呀去吓唬小女子，这类风头湘女们不出也罢，免得犯了礼教大防。譬如那清河县城里的潘金莲，本可以其风骚为山东人挣个〃鲁妇多情〃的民间美誉，无奈清河离孔圣人的曲阜太近，这份纵情越矩不被乡党理解与宽容，金莲最终成了她意中情郎武二的刀下之鬼，身后还要遭千年唾骂，真冤！其实，三千年情史，不惟只有一个礼教吃人，孔方兄、青楼气都是噬情之虎，别看它〃二十四桥明月夜〃，美人一笑掷千金，殊不知，灯红酒绿不过财与欲，逢场作戏原本假风流，与湘妃遗风相去甚远。
若把眼光过分停留在故纸堆里会令人昏聩，〃湘女多情〃本是一个经验的命题，应该让感官来说话，由体验来作答，虚拟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设一个赛情的擂台，召各地情商高、情窦壮硕的女子来比试，二是辟一密室，由各地的情郎诉说感受，秘密投票或打分……择吉日发布，说不定能证实或证伪〃湘女多情〃的结论，但这两个馊主意现实中断不可行，理由是〃情〃由心生，个人评判未免太主观了，〃公分母〃永远也推求不出，即使决出结果，也不具备普遍意义，容易流于片面；只不过是说笑一场而已。但在电视高度普及的今天，屏幕上几位湘籍女歌手的媚眼与甜歌着实令不少外省的男歌迷们心旌摇曳，还真将〃湘女多情〃当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来认同。此外，几位曾在京沪高校求学的朋友还举出个人的一点点遭遇，说是令人诧异的莫过于大学一年级下来，班上的几位才俊男生全被同窗或同桌的湘女挎上胳膊领回家由爹娘甄别去了。于是又引出一个新命题，〃湘女仅仅只是多情吗〃？因为〃多情〃这个词的内涵颇丰富，含情是一端，用情是另一端，前者是本钱，后者是手段。在我看来，〃湘女多情〃更侧重于后者，因为论多情的〃本钱〃，湘女们似乎并不占优势，譬如个头并不是最高，脸蛋不是最白、最靓，腰肢不是最细，但她们与情郎相视，媚眼可能最勾魂；与情郎相伴，情话可能最摄魂；与情郎相依，良宵可能最销魂。从这个意义上说，湘女是行动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湘女多情的特征是用情浓烈。绝非病态的多愁善感，亦非作派的纤秀婉约，所以就更贴近世俗生活，更凸现生命本色。殊不知，长沙方言中，对〃多情〃女的俚语评价是〃蛮骚〃；口语中，〃蛮〃字乃〃很〃、〃非常〃之意。湘方言中，还有〃霸蛮〃一说，此处有〃强人所难〃、〃固执〃等意，但〃蛮〃字的意境很难以用一个相对应的词来表达。虽然〃蛮骚〃的〃蛮〃非彼〃蛮〃，但我个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蛮骚〃的〃蛮〃赋予〃执着〃、〃坚守〃的含义，〃蛮骚〃除了〃很骚〃，实在还有另一番韵致。人常说〃女人是水做的〃，媚人之处全仗一个〃柔〃字，尤其是南国女子，更是〃人比黄花瘦〃，〃柳色看犹浅〃，林语堂嘲讽为〃苗条但神经衰弱〃，一种病态的美，而湘女的〃蛮骚〃却一扫这份纤弱，南人有北人相，女子有男人气，既是一种反叛，也是一种逃逸，于区域社会学特质而言还真具有几分类型意义。这大概也算得上〃湘女多情〃民谚的一点点理性注脚吧。
将〃蛮骚〃的湘女形象活鲜地呈现给文学大众的人当首推沈从文，在他笔下，无论是《边城》中的翠翠及翠翠她妈，还是沅水两岸排工、水手们的相好，媚金、巧秀、九妹……都是那么用情浓烈，掷情专一、执着，她们幽会不失约，夜里有主张，相恋主动，有野性，从不遮掩情欲之渴，豁达、浪而不淫。同时又多梦、善良，这些湘女一半是情人，一半是母亲，她们的性格中，一半是暴风骤雨般的激情，一半是桃花潭水的宁谧，这些不朽的故事里流淌着浪漫与肃穆，交织着美丽与残忍。尤其是关于女子落洞的描述，似乎超出了文学，可以当作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报告来读。
〃落泪〃是一种青春期精神病，多发生于〃未出嫁的女子，尤其是一个爱美好洁、知书识字、富于情感的聪明女子，或因早熟，或因晚婚，这方面情绪上所受的压抑自然更大，容易转成病态〃。〃凡属落洞的女子，必眼睛光亮，性情纯和，聪明而美丽……平时贞静自处，情感热烈不外露，转多幻想，间或出门，即自以为某一时无意中从某处洞穴旁经过，为洞神一瞥见到，喜欢了她。因此更加爱独处，爱静坐，爱清洁，有时且会自言自语，常以为那个洞神已驾云乘虹前来看她。……必然感到热烈而兴奋。〃这类女子〃在人间可无爱悦，却爱上了神，在人神恋与自我恋情形中消耗其如花生命，终于衰弱死去〃。这大概可以算得上〃湘女多情〃的走火入魔，也是《楚辞·九歌》湘君与湘夫人的那段人神相恋的现身转世。无怪乎从文先生只记湘女的爱与怨，却最终娶了姑苏城里的〃黑凤〃，做了张家府上的姑爷。
说起研读沈从文的作品，最有心得的人应数凌宇先生了。几年前与他相遇，便由沈从文笔下的湘女谈及湘湖之区的民风与性格，凌先生有一个〃连环套〃理论颇令我开点心窍。在他看来湘人挣不脱三张〃网〃，一曰〃屈骚忧患〃，二曰〃桃源梦〃，三曰〃湘女多情〃，忧患是现实的关切，梦幻是理想的憧憬，〃湘女多情〃则关涉文化性格与行为的塑造，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到行动主义构成第一个连环；第二个环是女人、男人，上辈、下辈的承传，说〃湘女多情〃，消受的是男人，湘女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女，她们用情浓烈的秉性必然影响到儿子、丈夫、父亲的心智与行为，有蛮骚的女人，就会相匹蛮犟的汉子，扎硬寨，打恶仗，认死理，屡败屡战，愤而蹈海，杀身成仁……风流被男人占了，而精神乳汁却连着〃湘女多情〃，一部近代史可以为证。
说来说去，〃湘女多情〃终归是一个悬案，一个一时无法推翻也无法澄明的区域文化性格假说。转念一想，悬案、假说不也是可以吸引人们去深究吗？
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 方舟子本刊特辑一最早知道已故〃国学大师〃钱穆的门生余英时氏揭发郭沫若著《十批判书》（以下简称《批判》）抄袭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一事，是两年前从丁东评论郭沫若的文章《逢场作戏的悲哀》（《书屋》1996年第4期）看来的：〃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二余英时氏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为《〈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写的跋语中，推测他的揭发刺着了《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的痛处，引起了郭的反弹，如此说道：〃《十批判书》的作者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几年之后《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第122页）摘完了以后又总结说：〃此文特别强调《系年》是'剽窃'而成，又刻意把《系年》的考据说成一无是处，而《十批判书》则处处精到，充满创见。在我看来，这两点似乎正是针对着我的文章而发。否则也未免太巧合了。我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推测，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推测大概是虽不中，亦不远。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但是我所引的还是属于比较'文雅'的，至于更精彩的样板，只好请读者去通读全文了。〃（第124页）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证明自己当初揭发得正确吗？我虽然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只是觉得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不疑有他。但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部分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时究竟省略了什么。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却还是找不到这篇文章。幸好余氏在引文时，注明了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于是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并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历史学家、仍然健在、刚刚编完了《中国通史》的白寿彝先生！
有没有可能是余氏记错了，把作者搞混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