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五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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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
？ 翟清福
本刊特辑
关于郭沫若的学术著作，有两件事在学术界流传已久，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其一，有人指责郭沫若的学术，缺乏应有的道德。其理由是说他有抄袭行为。其证据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抄袭了钱穆于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下简称《系年》）；另一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自己还有要〃焚书〃之说。这两件事都是关系到人们对郭沫若著作的看法问题，因此，有必要弄清真相。
一、郭沫若〃抄袭〃说
这桩学术公案，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台湾学术界，有不少人是深信不疑的，甚至认为，郭沫若的一切著作都应否定。
一桩学术冤案说郭沫若〃抄袭〃者，只将《十批》和《系年》两书中，讨论同一问题所征引的文献资料和论断进行简单的比较，加上有倾向性的按语，摆出了两书相同的文字，很能蒙蔽人。
从表面看，两书都是研究先秦诸子的，郭书比钱书晚出十年，确有抄书之嫌。然而，人们只要跳出〃相同文字〃对比的圈子，就会豁然开朗，见到这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两书性质不同。《十批》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是用年轮推算方法考证诸子年代之作。因此两书侧重点不同。
〃抄袭〃说的真相任何一位学者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郭沫若、钱穆也不例外。人们只要将《系年》出版以前的有关论著和《系年》做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该书与《十批》论断相同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是早于《系年》的学者讲过的。当代学者有之，清代著作有之，有的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宋代人。如列子与子产是同一时代人的问题，不是钱穆考证发现的。早在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一书，在讨论列子时就有。该书所征引的文献，被《系年》所采用，论断也用了。但是，《系年》在其《列御寇考》中，对《困学纪闻》及其作者只字未提。
关于列子，《四库全书总目》论述列子所征引的古文献，如刘向《叙录》、柳宗元《列子辨》、高似孙《子略》诸书，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都引用了，先后顺序一样，论断也相似。所不同的是，《四库提要》所说〃刘向校上奏〃语，在梁书中称〃刘向《叙录》〃；《系年》呢？也用了，而且也称〃《叙录》〃。可见，钱穆用了梁氏的论著，但未注明出处。梁氏循《四库提要》的思路讨论《列子》，用了该书的观点，在文中提到《四库提要》；而《系年》虽然用了前人的著作，但在其文中我们既找不到梁氏之书名，也未见有《四库提要》的文字。
《系年》受益于早于它的论著，是至为明显的，有的考证从材料到结论与早于它的有关论著的字句都一样。如《系年·吴起传左传》条与《四库提要·春秋左传正义》条，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当然，钱穆也稍稍改动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号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为〃王荆公〃，前者为名，〃荆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荆国公〃的简称；〃叶梦得〃，钱穆改为〃叶石林〃，〃石林〃是叶梦得的号；〃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号，大概查不到，为了有所区别，将〃丘〃加了一个〃阝〃，成了〃邱〃。至于〃宋元诸儒〃，则被改成〃宋后诸儒〃。还有的字句被钱穆置于其双行小字的夹注内。可以肯定地说，《四库提要》的文字，钱穆用了，但在《系年·吴起传左传》考中未注明出处。
《系年》得益于梁启超的论著不少。如有关孔子门人漆雕开的考证，梁氏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漆雕子》和《宓子》两条中的有关文字虽然不多，但使《系年》获益不浅，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过，梁误将《漆雕子》一书的篇数〃十三篇〃，说成了〃十二篇〃，也给《系年》制造了一个矛盾。《系年》对此产生了两说。一为考辨二九，与梁说同，此说我们仅见于梁氏之书；一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说。再如，吴起为法家说钱氏受益于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书》非商鞅所著〃说，梁启超在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用了《四库提要·商子》条的材料，证明《商君书》为后人所作：1。该书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2。《徕民篇》、《弱民篇》为商鞅死后之作。梁氏注明了引自《四库提要》；《系年》却未说引自何书。因此，不查早于《系年》的梁氏等人之书，人们还以为，这是钱穆的一大发现呢！这样的例子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钱穆对前人研究的成果，有的吸收；有的取折衷；有的持与前人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被化整为零，分别放进其数〃考〃之中，而且这类〃考〃多属细小问题。
至此，真相大白，郭沫若〃抄袭〃说，是不能成立的，此说纯属无中生有，诟诬贤者！
二、郭沫若的〃烧书〃说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突然宣布：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模糊。（《十批判书》手迹影印初版1945年重庆群益出版社）
两个星期后，《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全文发表了这一讲话，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又过了一个星期，即五月五日才转载。这件爆炸性的新闻，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和不理解，人们一时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这是郭沫若发出〃他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对象的信号，说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国朋友，特别是日本朋友，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焚书〃说缘起早在〃文革〃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对明史专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就已经牵连到了不少历史学家，郭沫若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虽然已经预感到不妙，并且向他的秘书说了如下的话：
我只是摆设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了运动我就要检讨（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
谈话充分表达了郭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从谈话内容，人们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文革〃的破坏性，以及〃文革〃可能给他带来的灾难的估计是不足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得他开始清醒。虽然他早有辞去行政职务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文革〃使他下决心，于一九六六年初写信给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提出辞去自己所担任的院长职务。但未获准。尽管郭沫若仍然担任着许多要职，然而，在那个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样，已到了基本上无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届人大代表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在听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后，讲出了要将自己以前的东西全部烧掉的意向。
〃讲话〃记录发表的内幕郭沫若关于〃烧书〃的发言，引起了已经红极一时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筹备小组〃领导人之一康生的兴趣，他向人大常委会要这个发言记录。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为慎重起见，拿着整理好的记录稿，亲自到郭沫若家中，请他斟酌一下。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连贯带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发言记录后，曾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不久，康生让《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发表了这个发言。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才由《人民日报》转载。这是极为反常的事件。因为在过去，大多是别的报刊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所以反常，主要是由于〃中央文革筹备小组〃当时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态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穆欣此时又是〃中央文革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至于康生要讲话记录的事，郭沫若在当时是一无所知。
郭沫若对〃烧书〃说的解释郭沫若对自己发言的解释，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释是〃讲话〃公开发表后不久。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来访的外宾时，他深知由于国际友人的关心，这是接待交谈的必然话题，所以郭沫若有意识地把接待来访者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里，以便让这些关心他的国际友人知道：郭沫若还是原来的郭沫若，郭沫若写的书还放在书橱里，并没有烧掉。他在回答朋友们的询问时，先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劳动果实，然后告诉人们关于〃烧书〃不是真的要烧，本意是〃要像凤凰涅槃那样在自焚后从火中再生〃，来访的友人听了郭沫若的解释之后，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头解释〃焚书〃说之外，郭沫若还有一个书面的答疑。
青年教师徐正之，正在撰写一篇有关郭沫若历史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他读了郭沫若的〃烧书〃说后，认为郭沫若的发言是缺乏辩证观点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这种过激的思想与言论，极易把运动引入歧途。于是徐正之就将自己对发言的看法增进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稿中。对〃烧书〃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简单的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他还援引了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语录，〃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徐正之带着写好的文章来到北京王府井，走访《人民日报》社。一位老编辑接待了他。当接待者知道徐正之来访的意图后，阅读了他的文章，并提出了三条处理文章的建议，请他选择。其三点建议是：一、将文章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二、在群众办的小报上发表；三、由《人民日报》社代为转交郭沫若处理。徐正之采纳了第三种办法，当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要求郭沫若阅后对文章提出意见，并用〃挂号退还〃作者。
八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读了徐正之的信稿后，还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如下：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辨证'唯物主义者。〃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看来，郭沫若〃烧掉〃的意思，就是〃凤凰再生〃、〃新生〃的意思。
余英时先生其人其事
？ 林 康
本刊特辑
余英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负有盛名，近年在中国某些文化人中间也颇有名声，这名声主要来自他评介陈寅恪和批评郭沫若，尤其是批评郭沫若（指出郭沫若曾〃抄袭〃钱穆及其他）使某些中国文人有顿受〃启蒙〃因而豁然醒悟之感，并作为〃创见〃代为传播。余英时先生究竟是何等样学者专家？笔者有幸读到香港出版的《镜报》月刊一九九六年九月号刊登的有关余英时一文，题为《评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求商于余英时先生》，此文评介余氏的经历及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很值得注意。
这篇文章披露，余氏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史学家，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的高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失国〃时随同由大陆迁港台，在港台和美国求学，后来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鞭（是否已称〃华裔〃不详），同时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此人一个特点是，身居美国，有联络中国学人的嗜好，且时有资助中国出访美国的学人的〃义〃举。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他对〃中国〃所采取的态度。
这几年，在台港刮起一阵风，批判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首先是李登辉在当选为台湾〃总统〃后，接受美国CNN记者的访问，直说：〃中国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比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还强……用来对付台湾，对付美国，对付日本。〃（见《镜报》1996年7月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余英时先生写《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一文，载台北《中国时报》（3月29日），此文将李登辉的重新当选说成是〃台湾的民主制度〃战胜了〃大陆的民族主义〃，将中国人反对台湾的分裂活动说成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公然挑战〃。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将中国的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说成是在制造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李登辉五月二十日上任前夕，余英时又发表《海外危机今昔谈——一个民族主义的解读》一文（同上，5月9日至15日），说〃中共用尽一切心机，极力把这种民族情结导入'反台独'、'反西方'的轨道〃（以上见香港《文汇报》1996年7月10日报道）。一九九六年六月香港《明报》又在卷首刊出余英时的大作《提防〃文革〃借民族主义还魂》，此文竟牵强附会地将〃文革〃归因于民族主义，并警告说：〃广义的文革在中国大陆并未结束〃，〃以民族主义情绪为中心的中国式的纳粹主义也许会在未来出现〃。
以上摘自《镜报》文章，文章对于余氏上述观点用了相当的篇幅予以分析批判。我想关于这些我们在这里可以从略，因为对余氏的这些观点及其立场，只要稍有政治常识的国人都不难自己作出判断。更令人惊讶的是以研究中国历史成名并在其著作中连篇累牍地明确指认中国的余英时先生，如今忽然对于〃中国〃的概念表示模糊弄不清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透了，这件事也源自李登辉的〃台独〃理念。这几年李登辉在各种谈话中，包括与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那次最引人注目的谈话，竭力渲染〃中国〃概念的模糊性，他说他弄不清〃中国〃究竟何所指。殊不料，专写中国历史的余英时先生也竟于此时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来：〃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此话亦引自香港《文汇报》报道）笔者读《镜报》文后一直纳闷：那么余英时先生究竟是怎样看〃中国这两个字〃的内容的呢？
事有凑巧，今年一月间偶然在国内一张报纸上读到余英时先生所写《〈论士衡史〉序》一文；上述的谜底总算在这里找到了。就在这篇〃序〃中，余英时自我介绍说：〃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注意：〃中国人〃是被打上引号的），而且我也曾论证过，'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哦，原来余英时认为〃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否〃自始便是〃呢？倒不见得。例如（这里也是引《镜报》文）纪念抗日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余英时也写一文，内称：〃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不但在朝鲜取代了中国的地位，而且还夺去了台湾，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战略演出的序幕。〃如果按照余先生后来对我们的〃解惑〃，指明〃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那么，他这里所谓的〃日本夺去了台湾〃，不就变成了日本并非夺去了作为中国领土主权一部分的台湾，而只是夺去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吗？请问史家余先生：这说得通吗？由此可见，所谓〃自始〃者，诳也；后来终于变卦倒是真的。李登辉口口声声称〃台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