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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书屋 1999年第四期-第13章

小说: 书屋 1999年第四期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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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的上帝似的感觉,又岂是俗人可以体会得到的?福内斯的本领也不需要验证,他那固执的存在曾使我们大家无比的惶惑、内疚,他那张模糊的脸曾使我们震惊,这就够了。在我们大家的记忆中,他同时在彼岸又在此岸。现在我们可以猜出他的历史了,他属于那个比埃及还要古老的家族,那个在地球上永远繁衍着的家族。
  六
  《阿莱夫》这篇故事的调子十分伤感。主人公“我”失去了美丽的情人贝亚特丽丝,她临终前消除不了的痛苦留在了我的心上,使我无法排遣。我不断往她家中跑,其实只是为了一次次刷新这痛苦,但一切都是隔膜的,我永远失去了贝亚特丽丝,我也不可能将痛苦在我心中固定下来,因为它会被时间所消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同贝亚特丽丝的表哥达内里熟悉起来。
  作者对达内里的描述充满了幽默和反讽,但还是不难看出他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达内里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矛盾的狂热的人,他有一个最大的妄想,就是要将文学的功能提到无限的高度,并在自己狂放的诗歌里超越语言本身,达到极限。而从表面看,他浅薄造作,有点自恋狂,作品有拼凑之嫌,说话也自相矛盾。一开始我就和达内里不相通,我们各自的思绪南辕北辙。达内里在谈论永恒,我却认为他在玩弄词藻;他在自己诗中的想象空间里飞翔,我却认为他的诗空洞苍白;他雄心勃勃地要表现整个地球,我却发现他有精神病。达内里的行为也是前后矛盾的。比如他刚刚抨击了作品的前言癖,接下去马上又希望一位有声望的学者为他即将出版的长诗写前言,还逼着我去替他做说客,同时又担心自己的创作得不到很好的理解,于是对我反复强调他的作品将要有十全十美的形式和严格的科学内容,“因为在那个优美比喻和形象的花园里最小的细节都严格符合真实”(《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331页)。他用他使我深为厌恶的行为麻烦了我之后,自己却又将这件事忘了个一干二净,再也不提起。达内里的这种反复无常正是艺术家对待自己作品的特征。住在世俗中的艺术家,不论他是多么的为矛盾所困扰,他终究有自己的正事要干。不久之后达内里的事业就暴露在我面前了,这件事是达内里给我的真正的馈赠,由于我的长期不变的痛苦,也许还由于我对贝亚特丽丝的忠诚。这位奇怪的表哥为我无望的精神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出路。
  达内里经营的事业就是阿莱夫,黑洞洞的地下室里那闪亮的小圆球。阿莱夫是什么呢?它是一切幻想的发源地,又是包罗宇宙的奇迹。从它里面可以延伸出无限的时间,人在身临其境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了无限。阿莱夫,难以理解的阿莱夫,它是一切,又是每一个,它玲珑剔透,又残忍无比,它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看见了美中的丑,生命中的死亡。我,这个从狭窄的世界里走出来的头脑狭窄的人,我哭了,为人的悲哀,也为人的幸运。是的,我和贝亚特丽丝相遇了,那种相遇却是我承受不了的——因为美的真相是死亡。一走出阿莱夫,大千世界便如山一样压过来(“它饶不了任何人!”),我请求达内里离开世俗,皈依到乡村的宁静中去;一走出阿莱夫,生活就变得不可能了,我在每个人的脸上看到了死亡的印记——那是我在阿莱夫里见过的脸。幸运的是我拥有遗忘的武器。
  因为有阿莱夫,达内里终于完成了他的长诗,并获得了成功。乡村的宁静与这成功无关,因为阿莱夫不属于宁静,它只能是喧闹的城市中地下室里的黑暗处那烦人的存在。达内里就是在同阿莱夫一道与外面世界抗争的过程中,写下了那些永恒的、不为我所理解的诗篇。
  阿莱夫使我战胜了旧的悲哀,找到了精神的出路,但阿莱夫的认识论将我带进更深的悲哀,所谓的精神出路原来是炼狱。我终于懂得了阿莱夫。阿莱夫的无处不在,正如同宇宙的无处不在,把耳朵贴在石柱上,就能听到宇宙繁忙的声响,而阿莱夫,它是宇宙的镜子。每一个人,只要他去看,就能看见阿莱夫。只可惜人的生命和记忆都是短暂的,要不断看见阿莱夫,就只能不断刷新记忆,制造创伤。然而即使这样,我也还是在歪曲和遗忘贝亚特丽丝的面貌,因为终极之美是达不到的,它只存在于瞬息即逝的片断里。哪怕如达内里这样的艺术家,也只有生命的某一时期受到阿莱夫的纠缠。但是渴望与痛苦,就是阿莱夫要求于人的,阿莱夫就是为了这而呆在地下室里的。

  您高寿,梅玖相公

  
  ? 陈四益 文/黄永厚 画
  ——————错读儒林
  梅玖真能活。要按《儒林外史》所写的时代,他生活在明朝;按作者吴敬梓的时代,那是清朝;可是,直到今天还常常见到他老的身影——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老先生高寿,比“自信人生二百年”还多出了二三百年去。
  他不算大人物,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在《儒林外史》里,也仅是昙花一现,不曾唱过大轴儿,但有个性,有特色,叫人一面难忘。他当年该是穿一袭青衿——明清时期秀才的服色——亮着身份的。今天的服饰多元化了,他也早已更换了新装。皮尔·卡丹之类高档服装他或许没有钱去买,但仕奇西服,保罗、鳄鱼、阿迪达斯,准定有好几件倒着穿,管他是正牌还是冒牌呢。不然,按今天的说法,便不够份儿了。
  梅玖写过几篇文章,破题、承题勉强还看得过去,所以进了学,成了秀才。到了今天,他在县报、市报上也登过几块“豆腐干”。为了这“豆腐干”他进贡了多少,难于细考,兴许编辑念他是个乡里人,兼之平素嘴甜,也有些孝敬,所以卖个关系人情也说不准,但在那兖州府汶上县的薛家集上,梅玖凭此也就算得当地一尊人物——虽说做官还不够格儿,但毕竟离做官的主儿近了一步,有酒肉之时,可以帮衬个人场,打打牙祭。长衫先生,是不能同老百姓划等号的。
  观音庵接待周进那场戏,余生也晚,没有赶上,好在文木先生记录在先,也可以省却许多转述的麻烦。我见梅玖时,递过来的一张名片下面,还附有梅撰文章的复印件——一篇是赞扬县里太爷勤政为民的顺口溜,末了的一个字,也还凑合能合辙押韵;一篇是说写诗(就是那段顺口溜)要有真情实感的,似曾相识,不记得在哪本书里见过;还有一篇,是写县里太爷如何亲切接见,如何称赞他的文章有才气,就是有点不合规矩——嘴里说着“讨教”,口气透着自豪:“就说不合规矩吧,那是才气太大,规矩约束不住了,太爷怕我到考试时碰上冬烘试官吃亏,这才拍着肩膀提醒于我的。”听着梅玖同县里太爷的近乎,乡里人肃然起敬,说起梅玖,一口一个“梅秀才”,好像科举没有废除,大清朝也还活着似的。
  梅玖运道真好,县里太爷官运亨通,直升到省里主管了报纸,手下需要几个信得过的人,想起梅玖鞍前马后没有少卖过气力,笔下也还来得几句,便提拔他到省报当了一个部的主管。
  当年编发梅玖顺口溜的县报编辑,到省城找到梅玖,带了一篇县里的稿子来,希望在省报登一下。梅玖乜斜着眼,看他两手空空,一脸的不高兴,懒懒地说:“搁这儿吧,这阵儿稿挤,版面没空。再说,太爷正要我带头抓作风,杜绝关系稿呢。”编辑本以为梅玖上调,有他一份功劳,念着旧情,发篇稿子不成问题。一听这话,略一思索,顿然醒悟,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嘴里说道:“稿子能不能发都没关系,我是特意来看望梅主任的。感谢梅主任当初对报社的大力支持,梅主任的文章使报纸生色,今后希望多加指示,多加关照,继续赐稿,稿费从优。”梅玖接过信封,看也没看(但手里已掂出了份量),丢在了一旁,脸上这才浮起一丝笑意,拉足了官腔道:“赐稿的事是别谈了,忙啊,等以后吧。部里的事,太爷交办的事,多了。也难怪,太爷把事交给别人不放心啊。不是我比别人能干,是别人没我这样尽心。不过,家乡的事嘛,该关照的总是要关照的。你们干得好,也是太爷留下的德政嘛。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敢不照顾吗?”编辑见口风活了,赶紧送上稿件,一迭声地“梅主任关照”,告辞走了。回到家里,少不得在熟人面前把梅玖那副尊容描绘一通,也少不得仰天长叹道:“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赶上了不是?”
  编辑部里多的是资深编辑。论学问、论文字、论水平,梅玖哪儿轮得上?但梅玖是太爷(现在是社长)调来的,又三天两头往太爷处跑。太爷私事、家事都是他在操劳,办公室主任都插不上手。回到部里审稿,动辄搬出了太爷,谁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好顺着他改来改去。好在报纸的稿件,多一句少一句无碍大局,按梅主任的意思,无非多加几句套话废话——加就加呗。梅玖不懂这个,他认为,改来改去就是他的工作,改得越多,表明他越是尽职。太爷有时提到某篇文章不错,他赶紧说,“您不知我费了多少劲,开始那稿子根本没法看。”如果太爷说哪篇文章废话太多,他就说,“我这已经给他删了好些了,原先,好,恨不得每段都加上好些废话。”
  太爷调走了。这回没把梅玖带走,兴许有更合适的人了。新来的老总对梅玖很不满意,几次撤下上了版的稿件,还把他叫去申斥了几回。每回申斥归来,他都要向部里传达总编的指示。他说,老总最关心的是咱们部,叫我去得最多,有的部一次还没挨上,咱们可已经五六次亲聆教诲了。要不是老总看重,谁有这福份儿?
  他在办公室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四个大字:“老总指示”,把老总每次的训话都贴在上面,以示永志不忘。如果哪次因为没有他的干预,稿子出了点彩,老总夸上几句,他必定说道:“我们能有这点儿长进,都是老总把着手教的。”
  新老总也渐渐喜欢上了梅玖,虽说业务考试好几回没及格,但会办事,有眼头见识。于是,把他调任报社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进了报社领导班子。听说原先那位太爷犯了事,梅玖每事必拿老总同太爷做比较。太爷不懂业务,太爷太贪,太爷待下苛刻,太爷任人惟亲,太爷用人不当……太爷缺的,正是老总富余的。
  有一件事,使老总深为感动。老总喜欢写字。每到一处,只要主人有意,必定即兴挥毫。写罢之后,必问梅玖:“你看写得怎样?”这时,梅玖会作欣赏状,近看、远看、再近看,然后说:“字,我不懂。跟着您,看得多了;觉得跟沈尹默也差不到哪儿去,骨力好像还胜些。”这时,老总脸上会绽开灿烂的笑容,哈哈大笑道:“你懂什么!不过我倒是真的学过沈尹默沈先生。”回宾馆的路上,老总见梅玖的包里鼓鼓囊囊,问他带的什么东西。梅玖拿出来,全是老总写废了的字纸,说是“老总的墨宝,别糟践了。我拿回去,铰一铰,贴一贴,不就成了一本字帖了吗?跟着老总,咱们各方面也得长进着点不是。”老总听了点点头,“有你这份心思,也就不容易了。”
  梅玖秀才的文章大概不会有什么长进了,但梅玖相公的官运正不可限量。人们称赞会做文章的秀才,其实他们不懂,会做文章是最没有用处的。真正有用的,是梅玖这样的。您瞧,他活得多滋润,虽然他不曾唱过主角,但哪个时代都少不了他。老实说,主角们的戏,多一半还是靠他们在唱呢!
  梅玖高寿,直到今儿,还没见老年痴呆的迹象。看来,他且得活一阵儿呢。

  批判传统文化仍是当务之急

  
  ? 王彬彬
  ——————岂好辩哉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这个转型的过程应该说始于上世纪中叶,它与中国的一批志士仁人睁开眼睛看西方是同时开始的。中国人在睁开眼睛看西方的同时,也开始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正视传统文化的弊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社会的转型,正是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为先导的。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的社会路向的偏离,那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根本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这些,本来早就是一种常识了。然而,这种常识在九十年代却遭到了否弃;遭到了践踏。在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九十年代以来,从官方到学术文化界,一直到民间,观念都颇为混乱。总的说来,“弘扬”传统文化的阵势,大大压过了“批判”传统文化的声音。“弘扬”,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则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过时与落伍之举。是否应该继续批判传统文化,在今天又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像这个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法回避一样。
  昨天,晚饭后我打开电视,荧屏上是一个诗人在朗诵自己的诗。原来,这是去年召开的一次全国性诗歌讨论会的专题报道。一个接一个诗人朗诵了自己的诗之后,又发表对诗的看法。其中一位不老不少的诗人说道:“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中国诗歌也将全面复兴。”听到如此高论,坦率地说,我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粗话。当然,此类高论已不是第一次听到。早有今日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宣称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化称霸世界,是全球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而到二十一世纪,则是东方文化,具体说来,便是中国文化反败为胜,风靡世界之时。到那时,全球都将奉行“中国中心主义”,因为到那时候,各民族都会彻悟到,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人类,拯救世界。被这些人认为将要“全面复兴”并主宰世界的“中国文化”,并非指一种再生的新文化,而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
  把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传统文化的“复兴”等同起来,可算是这个“世纪末”最大的怪论之一。“复兴”是相对于“衰落”而言的。中华民族的全面衰落,是从一百五十多年前与西方列强相遇时开始的。此后,一代又一代优秀之士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求索、而奋斗。他们的一种共识,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导致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改造。尽管他们也有一些分歧,例如,有人态度更激进,主张全盘抛弃传统文化,有人则稍温和,认为传统文化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但在传统文化不能原封不动地继承下去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然而,到了今天,社会转型的过程还远未完成,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却被视作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一种条件或一种结果。不知以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将是何种面目,是“复兴”到鸦片战争前的“我大清”,还是更早些的汉唐宋明?
  的确有很充分的理由把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分成两个阶段。在八十年代,人们正确地看到了传统文化是导致包括“文革”在内的种种“左”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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