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四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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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身”这东西，就像一块长长的烙铁烫在这些人的心上，剧痛和流血永无止期。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仅此计算便横跨了三个十年，这是一个何等深重的伤口！这批先天的罪人，从识字开始，就害怕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太多的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沉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生活，由来这样教会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份：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他们期待我们什么呢？为什么要期待？难道真的存在着“人类之爱”？什么正义和良知，它们在哪里？有谁能说出它们在哪里？
一个叫遇罗克的说了！
这个孱弱的青年，内倾的青年，二十出头就开始变得驼背的青年，如果不是属于他们当中的一分子，不是过早地失去那么多，不是有着数倍于同代人的折磨一般的思考，他有勇气说出他意识到的一切吗？
他终于说了！当他伸手在《中学文革报》上点燃第一支火焰，那逆风千里的气势，顷刻间便惊动朝野。人们排着长队购买它，阅读它，读者来信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一样飞来，以致邮递员不堪负载，要他的伙伴蹬着三轮车到邮局领取邮袋；袋里的来信，每天都有几千封。《出身论》！多少怯弱的心灵因它而猛烈地跳动！多少阴郁而干涸的眼睛，因它而泪水滂沱！多少绷紧的嘴唇因它而撕裂般地号啕不止……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遇罗克不免要使用一种近乎狂热的语言，表达属于自己的思想。但是，他抨击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老红卫兵鼓吹的“血统论”，中国式的“新的种姓制度”。这是抗议的声音。他为他广大的同类向社会吁求，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那里要回来应有的权利：平等的权利，“革命”的权利，用当时规范的语言说，就是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
后来，我读到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读到了卢梭、洛克、潘恩，我才知道什么叫作“人”，什么叫作“人权”。不曾拥有人权的人算什么人呢？法国人勒鲁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关于平等的词条中说到，公民平等和人的平等是两个彼此不同的、互不依赖的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殊相罢了。也就是说，仅仅要求公民平等是不够的。他的结论是，要确立政治权利的基础，必须达到人类平等；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权利可言。人人生而平等，这个现代人权观念，大约已经写进各个民族国家的宪法里去了。然而，我们——连这个词也是虚构的，因为实际上只有遇罗克一个人——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得为出身问题辩护。《出身论》说：我们是一批齿轮和螺丝钉，一模一样的齿轮和螺丝钉，并不生锈，让我们回到革命大机器那里去吧！
可怜的遇罗克！
他说的仅仅是这些。仅仅为了这些，当局便如此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而一个人，仅仅为了说出这些，便如此献出了青春的生命，惟一的生命。
在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我的一位“右派”老师见到我，这样向我讲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第一要能生存。要生存，就必须适应环境，不然就要被淘汰掉。至于改造，那是退一步的；因为没有适应，也就没有了改造。”可是，已经适应了的人还会想到改造么？后来挨了批斗，才知道老师的话，原来是经验之谈。关于国民性，我们说过许多，要而言之，其实无非“适应”两个字。原先在哪里，现在当然一样在那里，——这就是传统。
我们极力设法适应社会，从不要求社会适应我们；我们的所有个人为社会尽义务，从不要求社会为个人尽义务。所谓人权，本来是包含了社会的义务在内的。可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曾经强迫过社会就范呢？
遇罗克，我们这一代的佼佼者，只要比较一下文集中的日记和文章，就会知道，这中间有着多大程度的区别。只要他跨出个人的房间，就会立刻变得拘谨起来。在日记里，他是一个怀疑论者，十足的思想者和革命者；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总不免要蒙上一具庸人的面具。他那么认真地划分“阶级论”和“唯成分论”的界限，指斥工作队抹杀了“阶级路线”，认为所有的青年都不能放弃“思想改造”；他以极其时髦的语言，鼓励自己的同类握紧“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起而捍卫“革命路线”，紧跟一个人干革命。这就是“重在表现”的全部。什么叫革命？它首先是千千万万个人的内在风暴，是合目的性的出路要求，是源自底层的巨大的历史变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国家政要到草野小民，谁能确切地知道道路最终通往哪里？所谓“革命”，不过清扫一下塔楼而已。我们乱哄哄地帮忙清扫，然后有秩序地下来，回到原来的所在，一个依然满布污泥浊水的地方。革命，或者变换了温和的口气叫改革，无疑是一种主体行动，然而始终外在于我们。革命成了主体。我们匍匐在它下面，以奴隶的语言乞讨被接纳的资格，然后从这资格出发，去恩许给我们以资格的人或神，谋取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是谁？我们是狗崽子或者不是狗崽子有什么区别呢？临到最后，我们仍然遭到了拒绝。
人是一种乌托邦。人应当有无限发展的余地，但起点是有限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或反抗压迫。惟其是有限的、基本的，因而是最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人权，称指的是个人权利，而不是集体的权利、社会的权利。现代人权观念意味着个人权利永远处于优先的地位，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容许借用“集体”、“人民”、“社会”、“国家”的名义，将它牺牲在某一个人或集团手里。的确，权利观念承认对权利的一定的限制，但限制必须受限制，而不能随意地，也即无限地扩大到足以吞噬权利的地步，尤其是生命权。
然而，社会是强大的。权力无所不至。作为受难的一代的代表——遇罗克，随着思想自由的丧失，竟是极其轻易地把生命权给失掉了！
遇罗克要做“革命者”，结果成了“反革命”。这是一个嘲讽。社会以不可违抗的意志翻云覆雨。我们的尊贵的学者总是诅咒革命，对于这样一个灭绝理性的社会，居心叵测的社会，草菅人命的社会，除了革命，在你们所有宽容优雅的疗治方案中，有哪一个方案可以使我们免于恐怖？
革命总是无法预期发生。在沙漠中酝酿一场雷暴雨也许容易，要在缺乏一定湿度的人文空气中爆发一场革命，则实在太难。世界革命是近代的事情。在中世纪以前，为史书所记载的所有的暴力行动都只能是造反、暴乱、政变，并非革命，如果没有但丁和薄伽丘，没有藐视教会的路德，没有多疑的笛卡尔，没有处心积虑引导人们把自己看作惟一合法的主人的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什么叫“近代”或者“现代”？因为在那里有人的产生。首先，这不是一个时间概念问题。如果没有人，没有人的生存空间，现代也可以退为野蛮的往古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都是带有现代性的，为人立法的，是人的革命。革命只能给我们带来自由和平等，带来合乎人性的新秩序，而不是相反。遇罗克反驳“血统论”时，曾经辩护说社会影响超过家庭影响，这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人要成其为人，就必先改造社会。但是，他接着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好在哪里呢？“血统论”在一个共和的国度里居然成了问题。从四十年代开始，我们批判“人性论”；直至八十年代，人道主义仍然大倒其霉，不是异端的理论，就是“伟大的空话”。在一个普遍缺乏人权观念和个人道德的社会里，革命将从哪里获取它的资源？遇罗克，一个富于革命热忱的年轻的思想者，结果为一场号称“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所扼死。应当说，这是合乎逻辑的。
可以肯定，一个连生命权也得不到保证的时代，无辜的死者绝对不只一人。正当遇罗克饮弹死去的同时，大批的黑七类及其子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迅速陷入死亡，有如一场鼠疫。我的熟人圈子本来十分有限，其中，便有不少人死于这场无妄之灾：有枪杀的，有用棍棒打死的，有捆绑了推到河里淹死的；有活埋的，死后往往不见尸首。“革命”之前有法制，“革命”之际有权威，为什么都无法制止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惟有兽的教育，没有人的教育。仇恨和杀戮是受到鼓励的。我们只知道“阶级敌人”，不知道他们是“人类伙伴”，不懂得爱他们，甚至根本不懂得爱。生命是同爱连在一起的。在这个世界上，既不被爱，也不能爱，遇罗克居然还会想到要一张叫作“革命权”——其实是政治参与权——的入门券，现在回头看起来，未免太奢侈一点了！
此时临近除夕；在这个最深最黑的夜晚，读着遇罗克当年写下的灼烈的文字，想着他存在或不存在的意义，心里是无边的荒寒。
据说，当今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那么《出身论》将继续以檄文的形式，还是以文献的形式出现？其中的原则是永存的，抑或只配封存于历史的记忆？那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话语，当变换了新的语境之后，是否仍然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说法？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我们到底走了多远呢？
“夜正长，路也正长。”我的脑际不断缠绕着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的结尾，眼前像有一个影子，渐渐向我走来。我看清了那是遇罗克。他那么孤独。他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却又始终被西方世界抛在后头。他越来越近地走向我，仿佛是一种提醒或催促，苍茫间猛然记起他的诗句来：
千里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也迢迢夜也长！……
本马非野
⊙林贤治
《书屋》今年第二期刊出丁东《中国思想界的三匹野马》一文，承蒙作者美意，把我也算作“三匹野马”中的一匹，读后很有点惶悚。
惶悚之余，不免觉得好笑：仅此一端，便知本“马”实在非“野”。
丁东回忆起一九九七年初我们初识时对我的“偏激”的印象，说：
当时他说，邵燕祥让他作序。他觉得，邵先生的文字绕弯子的话太多，有三分之二是废话，应该删掉。……
事情于我，别人如何笑骂倒也罢了，最怕的是因此伤及邵先生和喜爱邵先生的读者。应当承认，我不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径直说是信口开河分子也未尝不可；所以，遇到了据说与邵先生相熟的丁东，自然无话不谈。记得谈及时下作文之难，确曾把邵先生拉出来作了“靶子”：像他这样的富于良知的作家，尚且不能不带出废话来，其余可想而知。所谓“废话”，在这里是专指作者知其累赘而又非装点不可的话。官腔官话，是我所憎恶的；就说假话，我至今也还不认为言说者一律便坏。“文革”时，高帽子满街打滚，大批判层出不穷，不说假话便“休想蒙混过关”，我虽不敏，亦能体味其间的苦心孤诣。如此说来，废话虽废，倒不见得有伤大雅，因此我不会有丁东描述的那种必欲铲除而后快的义愤。邵先生是一个勇猛而不失小心的人，为了防弹，有时披挂则未免太重了一些。这点感觉，我是可以直言不讳的。至于重到何等程度，是否及于“三分之二”，丁东言之凿凿，此刻我也不好反说他诬枉了。要交代的只是，即使说过罢，也当是一时笑谈，当不得真的。如果把彼时彼地的“语境”给拿掉，单单摘出一句话来，我担心真的要成为鲁迅讥说摘句时描画过的那一种“大师”！
本马非野，其实远不止乎喋喋。普天之下，过一种有组织的生活，况味人所共知。单说写作，如果不问收获，光是一味的播种耕耘，或许自有其乐趣在；一旦虑及发表，那种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情形，就颇令人气闷了。千虑一得，要是直截地写将下来，那结果大抵不是发不出，就是被删汰得可以。总之，绝没有丁东说到野马时形容的那种“无拘无束”；恰恰相反，却像他说我不满于邵先生的那样，“绕”了不少“弯子”。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当真算得是一匹马罢，我是早已失去了原野，而且自觉到了骑者的压力的，即使浑身挂满各种好看的饰物，仍然得装辔头，配鞍鞯，前进或不前进都少不了挨鞭子。
呜呼噫嘻！卡夫卡变虫子容易，而吾侪变“野马”甚难！丁东眼中的三匹“野马”，君不见余下两匹，不是有一匹径奔“西域”而去，而另一匹；竟也连同“废都”主人一起；被“酋长”的溜溜地拉到他的马厩去了吗？
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
罪案之谜——《上帝的预谋》之六
？ 易中天
灯下随笔
让我们回到法庭。
上帝问亚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供曰：“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上帝又问夏娃：“你作的什么事呢？”夏娃供曰：“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亚当怪罪夏娃，夏娃怪罪蛇，蛇怪罪谁？
蛇没有吭声，上帝也没有追问。然而受刑者的名单上却有了地，尽管地不在法庭上，后来也没有接到判决书。
没有人感到奇怪，没有人感到意外，也没有人出来鸣冤叫屈。
莫非大家都心照不宣？
这样也好。蛇不必出卖同志，上帝也可以保全面子，而该罚的又都得到了惩罚。在缺席审判的沉默中，大家共同为一桩不可告人的密谋守口如瓶。
这个密谋显然是最高的机密。
这个机密也只能是上帝的机密。
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不是上帝的策划、指派，或者默许、纵容，以地之憨厚和蛇之卑微，岂能相互勾结又得逞于一时？
看来，地与蛇，都不过是上帝的工具，而从再造夏娃，到蛇的诱惑、偷吃禁果和逐出乐园，伊甸园里发生的这一切，也都不过是上帝的预谋。如果不是上帝在冥冥之中运筹帷幄，精心策划，妥善安排，所有这一切，又怎么会发生进展得那样丝丝入扣万无一失？
我们只能作这样的猜测和解释。否则，我们就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被上帝用来造人的，偏偏是原本含有原罪种子的泥土？为什么特地指给人看的，偏偏是不准人去碰的知善恶树？为什么亚当在知道了什么是禁果之后，偏偏就有一个既不安分又易受蛊惑的夏娃来做他的配偶？为什么夏娃一诞生，伊甸园里就突然出现了蛇？为什么蛇出来作案时，上帝又偏偏不在场？为什么人的犯罪刚刚成为事实，上帝就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一切，都实在是太“巧”了，简直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