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四期-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系塾制辉诔。课裁慈说姆缸锔崭粘晌率担系劬统鱿衷谒敲媲埃空庖磺校际翟谑翘扒伞绷耍蛑鼻傻锰煲挛薹臁�
显然，如果不是上帝的预谋，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我们不妨最后一次分析一下伊甸园里的罪案。
本案的关键，是人违反上帝的禁令，违抗上帝的意志而偷吃了禁果。那么，人怎么知道伊甸园里有一棵知善恶树，而且树上长着也许别人可吃惟独自己不可吃的果子呢？是上帝告诉他的。上帝如果不告诉他，他就不知道。当然，蛇也可以告诉他。但如果没有上帝的禁止在先，则人即使在蛇的诱惑下吃了它，也不构成犯罪。
要禁止，就必须告诉。一旦告诉，又可能造成诱惑。古人云“财不露白”，就是为了防止因暴露而生诱惑，因知道而起歹心，而银行尽管戒备森严，却仍然屡屡遭劫，就因为案犯知道那里面有钱，无法抵挡其诱惑之故。但是，上帝不告诉人，也是不行的。因为不告诉，就无法禁止；而事先如无禁止，事后却来惩罚，岂非师出无名，不教而诛？
告诉等于诱惑，不说又无从禁止，于是，告诉与禁止，或者说，禁止与诱惑，便成了一个不可解的矛盾。
要想不生矛盾，除非根本就没有那棵树。
然而上帝又偏偏种了那棵树。不但种了，而且还告诉了人。上帝对人说，园子里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上帝明明白白地告诉人，别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又没说那禁果别的动物不能吃，这就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为什么只有这种果子不能吃，又为什么只有我吃不得？这种疑窦，同样会造成诱惑。更何况，上帝的第一句话就靠不住，因为还有生命树上的果子不准人吃。
因此我们怀疑，上帝原本就是想让人吃那果子。
那么，上帝又何必要禁止人去吃呢？公开的说法，是如果人吃了那果子，就和上帝一样，心明眼亮，知善辨恶了。
这话不通。且不说人吃了那果子后，是否果真和上帝“一样”，——其实当然不可能“一样”，因为他还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他还会死。即便和上帝一样，也没有什么不好。人毕竟是上帝的宠儿，而且是按照上帝的模样创造的。如果上帝只让他外表和自己相似，却不让他心灵和自己相同，岂非存心制造赝品？
再说，上帝又是怎样禁止人去吃它的呢？他竟然对人说：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话可笑。人从来没见过死，不知死为何物，他为什么要怕死？人既然并不怕死，为什么要用死来恐吓他？这可真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了。恐吓之物既然是并不可怕的东西，则恐吓也就无异于引诱。
因此我们只能说，不是蛇，也不是地，更不是夏娃，而是上帝自己，诱惑了人。
更何况，夏娃、蛇和地，还有那棵惹是生非的树，也都不过是上帝所造。上帝不把他们造出来，难道还会有别的什么东西来诱惑人，又难道还会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构成对人的诱惑？可见，正是上帝亲自策划了这一切。他布置了现场，投放了诱饵，找来了帮凶，设定了程序，总之，他做好了一个个圈套，单等人去钻。
那么，上帝精心策划了这一切，究竟要干什么呢？
也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让人真正成其为人。
真正的人，就是有自我意识、能够自我发现和自我证明的人。这里的关键是，建立自我意识也好，自我发现和自我证明也好，都只能是人自己的事情，也只能由人自己去完成。也就是说，人必须自己发现自己是人，自己证明自己是人，上帝不能替代。但是，人又是或者被说成是上帝的创造物。作为上帝的宠物、赝品和附庸，他永远也不可能自我发现和自我证明，更遑论建立自我意识？
惟一办法，就是让人背叛上帝，背叛伊甸园。
然而，这真是谈何容易！上帝的怀抱何等温暖，伊甸园里的日子多么好过，人怎么舍得离开呢？没法子，只有赶。但是，要赶，也不容易。比方说，一只狗或一匹猫，在家里养熟了，你就赶它不出去。猫狗尚且如此，况乎人？再说，即使赶出去了，没过多久他自己又跑了回来，岂不白搭？到那时，你再想赶他走，就更不容易了。
显然，赶，或者说，一般的赶，是不行的，只有逼，逼得他非走不可，逼得他走了以后再也不能、不想、不敢，或者不好意思回来。
也就是说，必须让他有“负罪感”。
于是，上帝便预谋了伊甸园里的罪案。不过，罪案虽然是上帝的预谋，犯罪的却还必须是人自己。因为“犯罪”的目的，是建立自我意识，是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证明。所以，上帝只能引诱，不能教唆。甚至引诱，也不能公开。因为倘若公开引诱，就成了上帝叫人犯罪了。这就只能用种树养蛇来创造契机，用禁忌恐吓来变相引诱，也只能用蛇诱惑夏娃、夏娃诱惑亚当的方式，绕一个大弯子来“曲线救国”。
上帝到底不愧是上帝啊！一切都没有超出他的神机妙算：由泥土带来而又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犯罪基因”，果然在沉睡中苏醒并外化为蛇，蛇果然去诱惑夏娃，夏娃果然作为一面镜子照亮了亚当的心，最后，人果然在伪装和转移为外部诱因的内心冲动驱使下犯了罪，并带着“负罪感”心甘情愿地离开了伊甸园。
也就是说，人终于背叛了上帝，终于因违抗上帝而自知其为人。
直到这时，上帝才松了一口气。
因为直到这时，他的工作才算真正完成，才能彻底歇了自己的工，去过退休老人的闲适生活。从此，上帝的时代将让位于人的时代，人将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主人。
所以，当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伊甸园时，上帝一定会用仁慈的眼光看着他的背影，并为他祈祷：去吧，孩子，祝你好运气！
或许有人要问：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这我可就回答不上来了。上面说的这些，也许都不过是神话吧！但有一点却是真的，这就是：人是通过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证明自知其为人，亦即通过自我意识的建立而真正成为人的。既然如此，人就必须终其一生，去不断地发现和证明自己。如果人不能自己为自己作主，不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不能自己去争取自由和幸福，却傻乎乎地等待着别的什么人来救赎，那可就真的“没救了”。
这，大概就是作为天启宗教的创世神话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初冬的朝颜
？ 止庵灯下随笔今年二月二日往访丽雅兄，携鹤西散文集《初冬的朝颜》归。我早知道这本书出版，不知怎么没有买到。记得从前读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其中提到“可爱的小朋友”，据说就是鹤西；废名还写过《跋〈落叶树〉》，也是关于鹤西之作；此外《骆驼草》里还收有他们两人的通信，所以我对鹤西这名字印象很深，但是他的文章却没有读过几篇。那天告辞出来，一路上边走边看。书的前半是《野菜集》，多数写在三十年代，笔意近乎古人作词，且是南宋婉约一脉；又有点儿像梁遇春，只是没有那般浓郁周折，安安静静一个少年书生样子，一字一句却都从锤炼得来。我想起废名在《谈新诗》中好像提起过这些文字，回家一查，果然有这样一段话：“此外程鹤西有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是真正的新文学，几位诗人都爱好，都是二十六年（按即1937年）前的事，到现在无处出版，所以‘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句话也很不容易了。”
关于散文，我尝有“诗文有别”一说，鹤西之作应该算是上品的散文诗，怪不得废名要说“几位诗人都爱好”呢。我觉得这里真是文心相通，不由得好生喜欢。此书出版在一九九七年，算来距作者写作已有六十年了，就是废名也是隔着整整半个世纪在那儿太息。“初冬的朝颜”，出自日本的俳句，或许乃是一点生意，一种慰藉，但到底还是悲哀的；犹如一说“但愿人长久”，一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难道我们真的当它是两回事么。
书的后半才是《初冬的朝颜》，大约皆为近年所作随笔。还是给我安安静静的感觉，但不复是当年安静的忧伤，而是老人安静而平和的深思了。据书中所写推算，鹤西当已年过九旬，没想到废名“可爱的小朋友”这么老了。他也正写得非常好的老人文章，老而沉着，老而有趣，《追忆知堂先生》即为一例，末尾有云：“虽然涉世以来，也不是没有看到前后（或一度）判若两人的人和事，但仔细思索之后，多少都还能追溯到一些主客观的轨迹。惟独他的失足在我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最后，在百思莫解之余，我想到的竟是美国梭罗的话；‘奢华与舒适成了人类走向崇高的真正障碍’。而先生的生活，似乎又还够不上奢华，于是这一猜想也就只可供我自警了。”
我这些年来于出版周氏著作稍稍用心，顺便也就关注他的生平，只是不敢妄谈研究，因为好多地方不能懂得，却又好像无法绕过去，所以一向也没写过什么。这回看见鹤西的话，眼前为之一亮，实在佩服他说得如此干净实在。遂想起《论语》里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本来意思已经完了，然而跟着他又找补一句“是知也”，敢是因为若没有“不知为不知”，“知之为知之”也就谈不上，所以要特地点明不成。孔子还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本是对己而言，然而对人正有如对己；不逾“知之”与“不知”的界限，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可以胸怀坦荡地对待了。我想鹤西是担得起古风可存这句话了罢。
当时时光已晚，次日早上打电话给丽雅兄，想要鹤西的地址。“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位君子还是智者，我须得写信去问一声好才是。她说鹤西一定回信，而且他是爱写长信的。末了还叮嘱一句，要联系就赶快啊，他可是都九十二了。又过一天我约丽雅兄见面于“三联”，在三楼的咖啡厅里，匆匆写了一封短信，附带提到：我最心仪废名，从他的文字中早就熟悉您了，所以感觉很亲切。连同我的一本《如面谈》，一并麻烦她代我寄给鹤西。谁知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说赵丽雅来过电话：刚得到消息，鹤西在十天前已经去世。那一晚我良久不能入睡，把《初冬的朝颜》翻了又翻，觉得若有所失。可是我失去了什么呢？仿佛失之交臂，又仿佛连这也算不上。“初冬的朝颜”，不啻一个幻影。又想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的心情也只是惘然而已。
记韦君宜
？ 许觉民
其人其事
在六十年代前，我知道韦君宜这个名字，她在编团中央办的《文艺学习》，但是我并不认识她。六十年代初，我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因故人事大变动，一九五七年社长冯雪峰被划上右派而下台，一九五九年，接任的社长王任叔（巴人）又因大谈“人情、人性”而被免职，因此这个“社长”的交椅就一直空着。一次在开会时周扬告诉我，作家出版社与中国戏剧出版社将合并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可以加强领导力量。不久，作家协会调来了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几位，戏剧出版社来了孟超。上面决定由严文井任社长，韦君宜为第一副社长，其余再按顺序排列。此时我方才认识了韦君宜。
韦君宜的特点是除开会外，平时不大说话。她有一点异样之处便是一个人坐着会不停地自言自语，说什么因为并不发出声来，所以别人也不知道，看样子她一人说得很有滋味。说着忽而露出笑容，忽而又收去了笑容，接着两唇翕动不止。说不定她在准备什么腹稿，像演戏一样，先来一个彩排。这可能是一种习惯，不足为奇。
韦君宜一九五七年在作协时，为丁玲陈企霞的所谓“反党集团”事说过几句公道话，为此也被批了一通，差一点戴上帽子，以后因胡乔木的说情，免了戴帽，到农村去改造了一阵。自此后她沉默少语，遇事不敢决断。她从作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带来作协下属的一些人一起来，其中有一个编辑，文化水平虽不高，却极有能量，实际上是一个隐性领导，韦君宜是很怕他的。有一次要出版杨朔写的一本《非洲游记》，封面设计是一群飞禽猛兽，画得不错，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不好，说把非洲人民都认作是野兽，是对非洲人民的侮辱，必须撕去重印。他在韦君宜面前力主要重印，韦未置可否，把我找去，要我判断一下。我说，非洲的奇异兽类是非洲风景的一大特色，写的是游记，用来作封面是可以的。那个隐性领导听了，勃然变色，同我争论起来，他要重印，我坚持不必重印，相持不下，那么决定权在二把手韦君宜，她终于同意了那个隐性领导的话，决定撕去重新设计。这时我方知，那隐性领导的权力之大。
还有一次，出版社印了曲波的一本长篇小说《桥隆飙》，内容是写抗日战争年代的一支民间游击队，首领名桥隆飙；神出鬼没，弄得鬼子兵晓夜不宁。这支游击队以后为八路军所收编，但桥隆飙有时仍有些我行我素。此书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此书要销毁，原因是主人公不服从党的领导，有损于党的形象。他又到韦君宜那边去力陈利害，韦无计，仍把我找去。我把小说全部看完后认为无妨，桥隆飙之被收编，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至于其部队有时有些越轨，正说明其要成为真正的八路军还有待于不断的给以教育，而且在小说中八路军正是那样耐心地做了，这也正是表现了小说布局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不料那个隐性领导仍大不以为然，声嘶力竭地要销毁此书。我说完就走了。以后知道，韦君宜还是听了他的，将此书印好的五万册全部销毁。
自此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出版社十分复杂，我这个第二副社长说话等于放屁，那隐性领导成了太上皇。这样，我对韦君宜也从此疏远起来，相处多年，几乎没有谈过一次心。
韦君宜的胆怯，只因是一九五七年的那块心病，隐性领导是知道的，弄得她事事都没有主意。论人品，她是个好人。我看得出，她不整人，只要隐性领导不出场干预，她说话条理分明，有逻辑性，讲道理，不是糊涂人，更不是“左”的。
韦君宜在工作之暇也写小说，不过她从不告诉别人，起码不告知我，我只是偶尔在刊物上看到她的小说。我觉得写得很好，不但没有什么“左”气，而且文笔清丽，很耐读。这些小说不知又触动了什么长官的注意，认为不健康。一九六五年“四清”时，她奉命参加“四清”，据说与写了几篇小说有关。那年文化部改组，夏衍、陈荒煤、齐燕铭等下了台，调来了萧望东。萧的做法是派员到各单位了解情况向他汇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位年轻人是部队里的，来后找我，首先了解韦君宜，我对韦君宜虽略有芥蒂，但觉得她为人正派，没什么邪门歪道，文艺思想也是好的。说到文艺思想，那个年轻人说不然，她的小说不行，有问题，什么问题他不说。我记得他说了两篇，一篇是《月夜清歌》，还有一篇现在不记得了。这两篇我都看过，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他再三问我问题在哪里。我想不出，只说可能调子低一些，但也是可以允许的。他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更大的错误，我问他什么错误，他不说。每次他来，问长问短，我有些讨厌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