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四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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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历史阶段，我们很少看到那些“被养起来”的“头面人物”（伟人常用的一种说法），对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表现出积极而强烈的责任感。考虑到他们的地位——或许是有职无权，力所不逮；或许是知情甚少，无从下手；或许是圣眷优隆，感恩图报；或许是兼而有之——总之，事出有因，不可苛责。就连最耿介的梁漱溟先生，尽管他曾经发出过“一个在九天之上，一个在九天之下”的呼吁（无论这个呼吁在客观上是否站得住脚，它总不失为一种呼吁），但他的勇气的出发点也只不过是要检验一下“主席是否有纳言的雅量”。平心而论，这充其量是一名三品御史的心态和器宇。而且此后他连这样的“检验”也放弃了，当然，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放弃是无可指责的；但失去了自由批评能力，还能用什么去证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艰难地维系着自由主义的传统呢？
和梁漱溟相比，陈寅恪先生算是幸运得多了。陈先生一方面跟政治的关系疏远之极，另一方面又以学业之精专而名满天下，他不仅没有和最高领袖当面冲撞的机缘，相反，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对他极具谦恭照顾之诚。人们很少听到陈寅恪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在“拔白旗”运动之前，他一直得到特殊的保护，没有受过什么强烈冲击，可以说是生活在与现实隔绝的另一个世界里（恶人如龙潜之流的寻衅只可视为意外的个别现象）。就是到了一九五八年以后，在政治琴弦越绷越紧、“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里，他老人家也仍然可以从容不迫地撰写《柳如是别传》。今天，有的学者在努力发掘钱、柳爱情故事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无非想证明陈寅恪于此项研究中胸襟的博大和寄寓的高远。然而，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条件、有兴致了解钱谦益、柳如是或者《再生缘》的弹词作者陈端生其人的，恐怕为数不多，就连他本人对这项研究的缘起和意义，也作过一段极精简的概括：
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
虽然是自谦而兼自嘲，但于此亦可窥见老人衷曲之一斑。
那时一般人对陈先生的认识，大概主要通过他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应景诗词。他的诗作甚多，但绝大部分是在他身后才得以和读者见面，年深月久，人事俱非，典僻词艰，难求达诂，仅余英时和冯衣北两家，便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势同水火，看来很难作为判断他内心世界特别是政治倾向的主要依据。不过人们从报上读到的陈诗却并不难懂，比如他在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之后写下的诗句：
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
还有在大跃进开始前一年的除夕之夜，他写下的那副春联：
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虽然是偶一为之，但一眼看去，实在和千百年来的“应制”、“颂圣”之作没有多少区别。陈先生当然不会曲意讴歌太平以邀宠，但那份怡然自得的闲适心情，却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国家民族的命运处在怎样的转折关头，他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梦里——蒋介石请他吃饭，他事后有诗曰：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广州京剧团到中山大学为老教授们举办清唱表演会，其间情景，使他重温了青年时代的往事：作为簪缨世家的翩翩佳公子，听谭鑫培唱堂会。怀着一种岁月不居的怅惘，他写下的诗句是：
贞元朝士曾陪坐，一梦华胥四十秋。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其内涵是何等的沉重而艰辛！而在老先生那里，却不过是“华胥一梦”，由此可以想见他和现实生活之间的遥远距离。陈寅恪确实坚守着自己的一片文化园地，但在文化思想上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者，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和“自由主义传统”实在很难挂起钩来。
至于吴宓先生，固然精于西学，但和西方现代思想的距离似乎更为遥远，由忠厚而及于迂腐，实在令人不免想起钱钟书所云，怎一个“笨”字了得！仅凭他早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便有那么大一篇自白面世，就让人有理由怀疑他除了糊涂，还有着太强的发表欲和虚荣心。张紫葛先生的一部《心香泪酒祭吴宓》，曾经激发了几位专家学者查明真相的义愤和勇气，然而在一般读者看来，书中的内容对吴宓老人并无不敬之处，相反，作者笔下分明饱含着尊敬和同情。如果说吴宓的儿辈有些不满，那倒还在情理之中——其实也没有必要，那个年代里，“划清界限”、“大义灭亲”乃是人之常情，有许多比他们过分的人还经常在回忆录或电视访谈节目里把自己美化成节妇孝子，他们又何必那么耿耿于怀呢？我不理解的是那几位“学者”，他们凭什么那样义愤填膺？似乎非要把那位囹圄半生、失明跛足的张紫葛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后快！事既不关乎主持正义，文又不足以炫示渊博，我真为某位颇著文名的教授感到遗憾：先生此举，未免有伤忠厚啊！
把若干位受到优待的文化遗民奉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这纯粹是某些学人的炒作行为。他们显然是在迎合一种时髦，即倡导自由主义的高调以取悦于在市场竞争中占尽先机的强者和精英，但这种自由主义却绝对有悖于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因为，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体的平等，如果说它要强调什么，那首先也是弱者、穷人、体力劳动者、低文化程度者的权利，而不是强者和精英的权利，不如此，全部人权理论的基础就将动摇而且瓦解，那样，自由主义也就自然失去了立足之基，而崇尚精英的人提倡的自由主义，也就只能是对自由主义的歪曲和反动。
评价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确实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特别是对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下行为的是非作出简单的判断尤为不易。比如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撇开那些在两朝政权中都做过大官的“贰臣”们地位有些尴尬可以不论外，其他出仕清廷的（无论是自动应科举还是被动受征辟），似乎并未在气节方面受到什么指责，即使终生不仕的某些名儒，其实也和朝廷达成了某种默契，公开坚持自己的敌对立场，绝对难得善终。这两类人（仕与不仕）遵循的都是“君君臣臣”的儒家传统，所谓“夷夏之防”云云，并不是儒家文化原初的根本要义，直至今日，仍然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所以，总结历史，最重要的只能是尊重它的本来面貌，脱离了真实，一方面会抹杀了时代的严酷性，另一方面也无法认清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华传统文化本身的缺陷，从而也得不到有价值的经验。其实，只要认真地回顾历史，就不必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去寻找什么自由主义的传统了。巴金老人晚年对自己的过去所作的严格批评，已经充分地论证了这一点。为什么他对自己的剖析越深刻，就越受到人们的推崇和尊敬？这大约正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却还保留着未泯灭的良知。
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
？ 谢泳
说长论短
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评价。这种学术的变化不仅仅是学术自身的发展，更有一个深刻的社会背景，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太没有生气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留下的思想遗产没有给予重视，或者说因为时代的关系，我们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不能客观地还他们本来的历史面目。
我个人在九十年代的研究工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想重新了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我选择的角度是一个人、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学。我所用的方法是历史研究中最简单的实证方法，也就是说，如果我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有传统的，我决不从理论上找原因，更不做主观的推演，而是要找出具体的事例，让这些事例来证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
中国有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我以为是有的。远的不说了，比如严复那一代人的情况，因为隔得远一些，说起来也比较费事，我们就说近一点的，从胡适他们那一班人说起。
我从来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什么是自由主义，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我们有许多现成的专家，也有不少现成的专著。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是因为我从许多历史事实中发现这套东西第一合乎常识，第二合乎人情，没有什么神秘的。比如它认为要容纳异己，我以为这就比不容纳好；它认为要市场经济，我以为就比计划经济好；它认为民主比独裁好，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想法；还有人独立就比依附好，等等。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它是说理的，它是商量的，它是温和的，它想让人多一点自由，多一点随便说话的地方。我是认同自由主义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按它的规则来为人处事，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一点。现在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就说它不好，或者认为它是虚伪的，不现实的。这不对，我还没有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有比自由主义更好的为人处事原则。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还是让我们从具体的事例中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吧！
能把学术和政治分开的，我以为还是胡适他们。五十年代，胡适在台湾对冯友兰是有看法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贡献。四十年代中期，顾颉刚写作《当代中国史学》一书时，并不是不知道郭沫若在政治上的选择，但他在自己的书中却对郭沫若做了这样的评价：“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这部书的影响极大，可惜的是：受它影响最深的倒是中国古史的研究者，而一般所谓‘社会史的研究者’，受到他的影响却反不大，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郭先生这部伟著，在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反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顾颉刚先生还认为，在甲骨文的研究上，王国维之后，能继承他的“是郭沫若先生”。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时，最初人文组候选人有五十五人，经过五轮选举，在最后当选的二十八人中始终有郭沫若。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出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说力主郭沫若当选的就是傅斯年。由此可见他们那一班人的气质和风度。一九四九年，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给他看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录，陈毅都说中央研究院有兼收并蓄的胸怀。什么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这就是。
下面还以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情况为例。在选举中，马寅初也是二十八位人文组院士中的一位，而我们知道马寅初在四十年代的政治选择和郭沫若是一致的。国民党软禁过马寅初，三十年代末期，他通过经济学家沈志远、许涤新和中共发生了联系，以后的马寅初就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左倾的知识分子了。在四十年代，他是在经济上批评国民党最激烈的一个经济学家，对国民党政权、对蒋介石、对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马寅初都写过很多文章。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才对他恨之入骨。他也是一九四八年秋由中共接到香港然后到了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前几年，我看过一本《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出版，周永林、张廷钰编），其中所收的文章都是在一九四八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前写的，也就是说，他的那些抨击官僚资本的文章并没有影响他的当选。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组候选人的评语中对他的介绍是：“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等问题”。（李扬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史》第143页）当时人文组的院士候选人共有五十五人，最后有二十八人当选，是两个人中才选一个。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把人文组五十五名候选人的名单抄在下面（下划线为当选者）：
吴敬恒、金岳霖、陈康、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李剑农、柳诒徵、徐中舒、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陈受颐、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王力、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徐鸿宝、王世杰、王宠惠、吴经熊、李浩培、郭云观、燕树棠、周鲠生、张忠绂、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方显廷、何廉、巫宝三、马寅初、陈总、杨西孟、杨端六、刘大钧、吴景超、凌纯声、陈达、陶孟和、潘光旦。
从上面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五十五人中多数是主张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官的人也不少，像蒋廷黻、吴景超、何廉等，他们和胡适、傅斯年都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们都没有当选。在这次院士选举中，胡适和傅斯年是关键人物，但我们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和胡适、傅斯年关系好的学者当中没有当选的很多，如张忠绂，他是胡适做驻美大使时身边的两个助手之一（另一个是钱端升），还有潘光旦也没有当选。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是抽象的，而是由这一点一滴的小事构成的。
现在还是要多向胡适他们那一班人学习。他们不是没有缺点，但他们对待政治观点、学术观点不同的人所取的那种方式，是不应当丢失的。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他们是有意识从自己开始就要学会这一套现代人的文明习惯的。这从他们当年办《独立评论》所具有的风度就可以看出来。《独立评论》的创刊“引言”是胡适写的，现在看来，这些话虽然平实到了极点，但它的意味还是很深长的。胡适说：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