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四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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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意见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地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这些都是家常话，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但我们正是从这些平常的言谈中感觉到胡适他们那一班人的学者风度。教育的结果应当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而最能见出一个人文化素养的，很多时候不是大事，而是小事。
那时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还组织过一个名为平社的团体。平社不是正式的文人社团，而是胡适他们那班新月社同人在新月活动期间，又生出的一个以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为主要活动的定期朋友聚会。《新月》在第二卷第二号的“编辑后言”中曾说：“我们本想为这时代，为这时代的青年，贡献一个努力的目标：建设一个健康与尊严的人生，但我们微薄的呼声如何能在这闹市里希冀散布到遥远？我们是不会使用传声喇叭的，也不会相机占得一个便利于呐喊的地位，更没有适宜于呐喊的天赋佳嗓：这里只是站立在时代的低凹里的几个不合时宜的书生，他们的声音，即使偶而听得到，正如他们的思想，决不是惊人的一道，无非是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再没有别的——因此为便于发表我们偶而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另提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这些话可以说是“平”社的宣言，可惜这本设想好了的刊物，最终没有能够问世。胡适他们编刊物总是要用这样的话来说明自己的立场，从二十年代的《努力》《现代评论》到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四十年代的《观察》《新路》《世纪评论》等，都是这个风格，如果不信，可以去看他们写的发刊辞或者编后记，这就是自由主义传统。
对事是这样，对于人也是这样。三十年代胡适在许多问题上和罗隆基都有分歧。胡适在日记中曾写到他对于这一时期罗隆基的看法，他说：“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认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11册）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胡适和罗隆基的个人关系依然很好，他到天津办事，还住在罗隆基家中。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四点到罗努生处写了几幅字，都不好。打牌到深夜，次日早车回北平”。（11册）那时胡适和他的清华朋友们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谈论政治，《独立评论》的活动罗隆基参加的不是很多，他只在这本周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训政应该结束了》（171号），另一篇是《国联还可以抬头？》（204号）。后一篇是罗隆基为天津《益世报》写的一篇社评，由《独立评论》转载。此文是和胡适唱反调的，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罗隆基先生驳我的‘国联可以抬头’的文章，虽然不能改变我乐观的观察，却是我们的读者应该读读的。”胡适虽然只比罗隆基他们大四五岁，但在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上却比他们要有远见。“七·七”事变以后，胡适曾当面批评过罗隆基一次。“这天晚饭时，先生还有我同时吃饭的几个人商量明天到庐山开会的事情。饭后会谈，在座者还有罗隆基。当时罗隆基发言，‘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适之先生严厉指责罗隆基。他说：‘国民党抗日，被迫撤退。各党各派如果抗日，也不能不撤退。若是不抗日的党派，在河北干什么？那不是卖国吗？’胡先生一向批评训政制度，此刻却说：‘依训政约法，国家的政权由国民党代行。敌人迫国民党退出河北，就是迫主权者退出河北。这是什么时候？努生！你不应该这样说。’”（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见1951年2月6日《中央日报》，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5册第1598页）这些方面，当时也许看不出什么，但多少年以后，我们还是认为胡适这个人了不起。他是一个能在热情中保持理性的知识分子，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
胡适是这样，到了储安平那一代人，他们在待人接物方面，走的也是胡适的路子。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他希望这本周刊能成为自由主义的刊物。他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客观》第1期第1页）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就说过：“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他还告诉胡适：“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168页）
说了这么多具体的事，无非想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是一些瞎胡闹的人，他们确实是想做事的。说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张东荪在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就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史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观察》第5卷第11期）王浩回忆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的情景，他的感受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有时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清华校友通讯》18册66页）肯定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他们的毛病是很多的。这一两年人们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优点多了一些，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命运太悲惨了。为了恢复失去的传统，多说他们的一点好处，我以为并不过分。
有话好好说
？ 朱学勤
说长论短
《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发表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南方周末》，韩毓海先生的反驳文字《新年答客问》，发表在今年二月九日北京《书评周刊》。由于春节邮寄耽搁，我一个月后才读到这张报纸，读后受教益，也有些感想。看来目前这场讨论，大家都希望深入发展，但文风问题已十分突出，可以先提出来说一说。
毓海兄文章以大段指摘《南方周末》开头，说是发行量大，恶性炒作，误导读者，是对真思想的遮蔽。这样的批评恐怕不太合适。到目前为止，发表毓海兄或其他新左派朋友文章的报刊可谓多矣，如《读书》和《天涯》，无论就数量言，或是发表次数言，远远超过《南方周末》，但没有一家是因为发表这些文章而遭如此批评的。此前知识界发生的学术争论也不少了，但也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况。不同观点尽可交锋，提供篇幅的报刊杂志则无过，这已是知识界不成文的默契，也是常识。如果别人也这样不讨论你文章中的观点，而是痛骂发表你文章的《天涯》杂志，如此对骂，这场讨论还能深入吗？此外，人家也会想，你痛诋《南方周末》发对方一次文章是传媒行为，而你这一次发表文章选择在《书评周刊》，不也是大众传媒吗？总不能别人发表文章是传媒炒作，我发表文章就是宣布真思想，这就有点霸道了。
我曾引用毓海兄原文，提出三个质疑，与此同时，以更多篇幅既批评历史上自由主义发生的失误，又将现实中自由主义的困境、陷阱、有可能出现的失误，一共有四个，比质疑毓海兄的问题还要多，公开告诉新左派朋友，希望得到他们的批评帮助，双方能前进得更好。我始终在等待毓海兄的批评和反驳，等来的不是对具体问题的回应，而是笼而统之地说我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本质主义”的理解，是“本质化思维”，是“制度拜物教”。这样批评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否紧扣原文，给出一点具体的论据？究竟是我哪一段，哪一句有“本质主义”嫌疑？也好让我明白一点。我不仅承认自由主义有内在困境，而且在《书评周刊》上那篇文字又特意说明对待自由主义不能搞标签拜物，是“先有自由，后有主义”。批评我的观点，言辞激烈不要紧，最好能踩着证据，一步一步往前推，而不是眼一闭，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诸如“本质主义”这样的空洞概念在文章中还很多，但几乎都没有定义和说明，就这么一鼓作气哗哗哗地冲下来了，接都接不住。毓海兄拍着胸脯很自信：“毫不客气地说，我作为‘文人’在这方面比那些人阅读得多一些。”文人加不加引号没关系，读过那么多著作，知道有那么多名词概念，则更好。但是光这么说没有用，最好能区分文人抒情和学术讨论的界限，紧扣原文，有一分论据说一分话，批得对方心服口服。如果只是把形容词换成学术名词，而且还是一连串大而无当的外国概念，概念之下没有论据，概念之间又没有逻辑，随情绪任意跳跃，人家会不会说，从前文人抒情，用的是副词、形容词，现在文人抒情，怎么忽然改用概念、名词了呢？
新左派朋友大多文风晦涩芜杂，行文充塞半生不熟的舶来概念，一些论辩文字似乎下决心不让普通读者读懂。文风生涩，食洋不化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恐怕是想不清楚才说不清楚？只要想清楚了，说点家常白话又何妨？反而能让更多人听个明白。“深入”者“浅出”，“浅入”者“深出”，成了很普遍的现象。无庸讳言，某些持自由主义学术立场的朋友也在不同程度上沾染有这一毛病。其实，一时想不清楚是常有的事，可以将自己的困惑公之于众，邀对方一起讨论；说不清楚也不要紧，对方提出具体问题，迎着问题讨论就是了；不愿将自己的困惑公之于众，也不要紧，但不能强词夺理，反过来给对方扣帽子。这样强词夺理，是会说出破绽的。比如这篇《新年答客问》，把主张市场经济产权私有的观点夸大为“私有制万岁”，写下“致私有制万岁的‘朋友们’”这样耸动人心的标题，文学激情是足够了，但一不小心，却捅出了一个纰漏：
跨国资本一方面加强了民族国家压迫的一面，另一方面则迫使民族国家修改法律，杜绝罢工来维护他们的投资安全。
这段文字在原文中是以黑体出现的，以标示醒目。虽然没有明示中国，但从上下文辱骂本土自由主义者是在维护化公为私和腐败有理（？）判断，没有理由不是在说中国。目前的社会不公和压制异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三年前我给何清涟一书作序，明确反对腐败有理，并最早把社会不公和化公为私称为“政治之癌”，因此而不能放在国内版，只能附于海外版。但若将社会不公、化公为私、压制异己等丑恶现象，归结于“跨国资本入侵”，能符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正常感受吗？即以事实而论，法律条文中删去罢工权，是在跨国资本进来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八十年代初删去这一条款时，市场经济在宪法中连个影都没有，跨国资本则远拒于国门之外。不是说市场经济、跨国资本不能批，而是说总要分个前后时序，轻重利弊，不能白菜、豆腐一锅煮。我是宁可相信上述纰漏是毓海兄一时情急，笔下出乱。但如此张冠李戴，就不怕再次印证人们对新左派的这一不满吗：只敢批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却刻意回避踩在市场经济上那只“看得见的脚”？有勇气批判固然好，但这样的批判所向，哪怕是胸脯拍得山响，也算不得英雄。说句不好听的，这叫“柿子拣软的捏”。
承毓海兄美意，行文中两次表达对我的善意，心领了。但同时不能理解的是，既然任剑涛文章《解读新左派》被说成是和我一起“党同伐异”，那么称我之善意，又是从何而来呢？同一篇文章不能对同一个所指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这也是常识。我是欣赏毓海兄才气的，从文字中看出，他也是性情中人。既是文字之交，不妨直道而行，不必拉一个，打一个，搞分而治之。这样进行论战反而有悖性情，不够诚恳了。
我是与所有的读者在同一时间读到《天涯》今年第一期任剑涛文章的，事先毫不知晓。任在广州，我在上海，文章发表时，任本人已去哈佛，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对毓海兄文章的反应。能因为他的文章与我观点相近，就说是“党同伐异”吗？这个逻辑如能成立，以后再有学术论辩，谁还敢参加呢？再说了，人们又该如何理解毓海兄这一时期每文必称汪晖，这一次更不得了，一口气说了几十个人的名字，连费孝通和张承志也拉上？别人是否更有理由反赠一顶“党同伐异”的帽子呢？再这样说下去，就有点无聊了。幸运的是，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我也不希望发生。
说任文是“打人的棍子”，也有欠思考。此前毓海兄在《天涯》杂志上发表《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长文，不分清红皂白，一篙打翻一船人，这场论辩就是这样开的头。我与汪晖兄在电话中交换看法，他也认为打击面太大，应该有区别。但我还是欣赏毓海兄之才情与坦率，可以与之耐心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