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世纪经济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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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期中世纪宣告结束以后才有更大的发展。并且，这一时期法国的较
大型的集中生产的手工工场，大多是在政府鼓励和扶植下发展起来的。从亨
利四世时代 （1594—1610）起，法国开始创办官办的大型手工工场。继位的
路易十三 （1610—1660）及其大臣黎世留则通过发给补助金、授予特权、免
除租税等办法，扶植手工工场的发展。这些“王家手工工场”虽是以资本主
义的经营方式管理，却和封建王室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尼德兰，北部各
省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达到较高水平，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中的手
工工场。16世纪末，在这里诞生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荷兰共和国。南
部的佛兰德尔和不拉奔、安特卫普等地是手工工场最早出现的地区之一。16
世纪时，在纺织、冶金、制糖、制皂、印刷业中，手工工场广泛发展，其中
以毛织业和麻织业工场最为发达。但毛织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都依赖
国外市场，特别是西班牙和英国的市场。印刷业工场也达到一定规模，安特
卫普的普兰汀印刷所，拥有24部印刷机，使用100个工人，向国际市场销售
书籍。在意大利，虽然早在14至15世纪就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到
16世纪，由于种种原因，它的经济发展却显得迟滞不前。资本主义手工工场
局限于少数手工业部门，南部和北部都保持着闭塞的封建经济。这时的德意
志和意大利的命运极为相似，经济处于衰落状态，仅在纺织、采矿业中，出
现少量的手工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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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资本主义生产在其它领域也有重大发展。在商业方面，前述商业
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清楚地表明，16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显著成
长，商业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实力大大加强，并且成为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向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较
为缓慢，但在某些局部地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尼德
兰北部，16世纪时，土地已大部分掌握在大富商和资产阶级手中。他们或者
直接经营农场、牧场，或以短期租佃方式，把土地租给自由农民耕种，收取
货币地租。有的贵族也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场。荷兰共和国成立之后，尼
德兰革命时期没收的西班牙贵族的土地，也转入资产阶级和市民之手，由他
们进行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在尼德兰南部，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的经营
方式。在英国，16世纪时，由于“价格革命”的作用，早在14世纪时就已
出现的圈地现象，急速蔓延开来。贵族领主们纷纷剥夺农民的份地，把原来
租给小佃农的土地收回，把敞田圈围起来变成大农场，高价租给大租佃农场
主经营。这种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活动，不仅在世俗领地而且在教会领地上
进行。圈地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中的发展，扩大了资产阶级
化的新贵族阶层，形成了一批由富裕农民、商人、企业主转化而来的资本主
义大租佃农场主，同时也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大批雇佣工人和国内
市场。
17世纪中期，中世纪的发展终于达到了终点。但这时，在西欧的各个国
家中，只有荷兰和英国率先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资本主义生产在法国、德
意志和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仍然处于艰难的成长过程中。在法国，
资本主义生产虽有发展，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却是到18世纪末才完成。在德
意志，18世纪时，手工工场的发展仅取得初步成果，到19世纪上半期，终
于有了广泛的发展。德意志和资本主义生产萌芽最早出现的意大利都是在19
世纪下半期才迈着沉重的脚步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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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隋、唐、宋、元时期封建经济的大发展
1。经济制度的嬗变
（1）土地制度
中国古代自秦废井田，开阡陌，建立土地私有制以来，私有土地是中国
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各朝代也有各种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数量
都不及私有土地多。只有在公元485年至780年这将近300年的时间内，以
私有土地为主体的制度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内实行的均田法，使私有土地
的范围大为缩小。到唐中叶这种制度被破坏，全国又恢复了以私有土地为主
流的制度。485年北魏倡行均田法，是自秦废井田以后两千年内最重要的一
次土地制度变革。晋室南迁后，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混乱状态。战争
的伤亡及人民的逃避，使农村出现大量荒田；很多农民流落城市中，变成不
事生产的游民；很多未南迁的巨室士族，靠了族人的力量自成一个生产单位，
在其保护的范围内从事耕种，许多乡民为避战祸，也投靠这些有自卫武力的
士族，寻求庇护，乡民们以士族为核心，聚居在一起，每单位耕种面积上的
人口密度极高，形成人力的浪费。其结果是农业产量低，而政府又不能依法
征收租税。
为了解决荒田和游民的问题，也为了从豪强手中挖出大量的荫户，使之
向国家缴纳赋税。孝文帝在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下诏实行均田法。
均田法的基础是土地国有化。北魏政府把无主荒地，产权不确定的农地，
以及有主的私有土地一概没收，化为公地，然后按劳动力多寡分配给农民耕
种。男丁受露田40亩，休耕之地加倍。另外桑田20亩作为世业。女子受露
田20亩。此外另有麻田及宅地。男女受田额虽不同，但都从15岁开始受田，
70岁或死亡时还田。均田法也未完全放弃土地私有制。此法令规定桑田要种
植桑枣等多年生树木，其生长周期很长，不宜频繁换主，于是桑田一般不在
还受之限。宅地与桑田一样，也为世业。这两类土地实际上变成了使用人的
私有土地，不过在数量上政府没有限制。“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
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魏书》卷110，食货志），以此
维持法令所限定的私有土地数量。
北魏以后，北齐、北周、隋及唐初，各朝政府都沿袭均田法。不过具体
规定上有若干变动。北魏时每一男丁受露田40亩，休耕之地倍之或再倍之，
桑田20亩为此业。北齐不管休耕与不休耕，一律受露田80亩，另外永业田
20亩。北周无室男丁受田百亩，无露田、桑田之分。隋又恢复北齐规定，每
男丁露田80亩，桑田20亩。唐时是男丁受口分田80亩及永业田20亩，以
所有权来区分，而不以作物来区分桑露。在受收田的年龄上，北魏15岁受田，
70岁还田。北齐则为18岁受田，66岁还田。北周64岁即还田。隋袭北齐之
制，唐的退田年龄降为60岁。奴婢受田，在北魏时没有人数限制，北齐与隋
则限制人数，北周及唐均无奴婢受田之规定。其他如关于残疾者及寡居妇女
等的优待方法等等也有所变更。唐代的均田制法令比北魏的法令要详备得
多。
均田制下的露田或口分田是国家的公田。国家掌握这些土地的所有权，
但并不直接使用或经营，而是分派给农民去耕种。除此以外，历朝政府还掌
握了许多公田，以各种不同方式来直接使用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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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法在300年的实施中逐渐暴露出严重的缺点，再加上外在的破坏因
素，均田制终于在唐中叶崩溃了。
促使均田制崩溃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国内全部耕地面积赶不上人口的增
长。南北朝以及隋朝，政权更迭，人口统计十分混乱。唐朝进入承平时代，
人口增殖较快。唐高宗永徽三年 （公元652年）全国户数是380万户，到了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便增至900多万户。到后来人口越来越多，耕地
不敷分配，不论宽乡狭乡普遍发生给田不给足额的现象。据开元十八年裴耀
卿上疏说，有剩田的州郡只有三四十州，只占全国州郡总数八九分之一。在
这种情形下法定授田额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它们只代表农民可获得的耕地
限额，绝少有人能分到足额土地。
均田制破产的另一个主因是私有土地的扩大。均田制是在国家掌握较多
空荒土地的情况下，为了控制土地和人民，以便于进行剥削和增加收入，从
而把土地分配给人民的一种办法。但是，从北朝实行均田制以来，土地私有
和买卖的范围却在不断扩大。到唐代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例如，北朝专授给
王公、官吏的永业田，而唐代授永业田已授到下级官吏，土地私有的范围进
一步扩大；北朝和隋，仅允许出卖桑田或相当于桑田的永业田。而唐代则不
但永业田可以出卖，口分田在狭乡迁往宽乡等情况下也允许出卖；北魏、隋
对工商业者都不授田，而唐代在宽乡则授以一半的土地。工商业者并不从事
农耕，他们得到土地自然就出租或出卖。可见，唐代对土地私有和买卖的范
围比以往扩大了。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买卖限制的放宽，助长了土
地的兼并之风。在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的情况下，朝廷所掌握可供授田的
土地自然就很少了。以公有土地为基础的均田制自然难以为继。
最后，战乱也是导致均田制破坏的一项因素。均田制需要详尽的地籍与
户籍，记录每户耕地的还授。长期的战争往往导致地方政府地籍及户籍的丧
失。安史之乱，战祸涉及的地方都出现这种情况，豪强乘机侵吞土地，人民
大量流亡。到唐德宗时，均田制已彻底破产，乃用宰相杨炎之议，完全承认
土地私有制，并以两税法课税。从此以后，土地私有已取得绝对统治地位。
偶尔有限田与均田立法，或是未贯彻执行，或限于某局部，历时不久。例如
北宋真宗初年的限田法，南宋理宗时贾似道的“限民名田”。
宋代和秦汉一样，有国家直接控制的官田和作为私人土地的所谓民田。
官田中有官庄、屯田、营田等名目。民田中绝大部分是官僚地主占有的土地，
至于自耕农所有的土地，在全国耕地中所占有的比重是很小的。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因久经战乱，旷土很多，曾鼓励农民发展农业。在
土地问题上，为了取得大地主的支持，采取了“不抑兼并”的政策，致使土
地兼并比前代更为激烈。土地兼并的情形，在当时的户籍中是有所反映的。
宋代的户籍有主户、客户、形势户 （官户）三大类。主户是纳税户，包括中
小地主、城市工商业者和自耕农。客户分为乡村客户即居住于农村，不占有
土地而佃耕地主土地的农民和坊郭客户即城市和城郊不占有土地的居民。客
户不占有土地，不是纳税户，至于形势户则是当时的大小官僚，这些人占有
全国耕地的很大部分，并且享有优免赋税的封建特权。
在这三种人户当中，占人数极少的官僚地主 （官户）约占全国耕地的
7/10；大约占户口2/3的中小地主、工商业者和自耕农（主户）约占全国耕
地的3/10。其中自耕农只占很少一部分，从占有土地总的情况来看，全国耕
地的 70％—85％集中在地主阶级（包括官僚地主、中小地主和封建政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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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大农民占有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
宋室南渡以后，土地问题更加严重。皇亲国戚、文臣武将都纷纷在江南
掠夺土地，使土地更加集中。同时，宋代在法律上允许买卖官田，这更为地
主扩张占有土地，把官田变成私田赋予了法律根据。封建大土地私有得到加
速发展，使国有土地与私有土地有倾向合一之势。广大农民没有片瓦寸土，
只有租种地主土地，忍受残酷的剥削。
元代的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私田两种。
元代的官地主要来自宋、金的官田，两朝皇亲国戚、权贵的土地，掠夺
的民田，以及经过长期战乱所形成的无主荒地。元政府把所掌握的官田一部
分作为屯田，一部分赏赐王公贵族和寺院僧侣，余下的则由政府直接招民耕
种，收取地租。
元代的屯田数量很大。《元史·兵志》说：“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域大
敌，则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次
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为虑盖甚详密矣。”屯田面积约占全
国耕地面积1/3。其中民屯是役使汉人屯垦收租，军屯则分给各军户，强迫
相当于奴隶的“驱丁”耕种。
私田是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的占地以及少量自耕农所有的田地。
元统治者曾经用大量的土地赏赐贵族，也以大量的土地赏赐寺院。元代
各朝所赐诸王公主百官寺院的土地比全国的屯田总数还大。至于蒙古贵族、
官僚、兵将和汉族地主侵占民田土地，更是普遍和严重。据说，蒙古贵族都
广占田土，“诸赐田者”往往在各地“驰驿征租”。在北方，很多地主都有
数顷以上的土地，田连阡陌，家资巨万。这些大地主役使农民为他们耕种，
收取沉重的地租。元王朝也有一定数量的自耕农。在蒙元贵族的统治之下，
自耕农的地位十分低下，生活十分贫困。
（2）赋役制度
隋唐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直接控制土地和人民以及保证财政收
入，也实行了均田制。唐在天宝以前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就是租庸调。按规
定，每丁每年纳粟2石，是为“租”。每丁还要根据当地的出产纳绢或绫絁
2丈，纳布的加1/5，兼纳绵2两，麻3斤，是为“调”。每丁每岁还要服役
20日，闰月加2天，不愿服役的每日折绢3尺，是为“庸”。国家有事需要
加役，达25日可以免调，达30日可以租调皆免。但连正役在内不得超过50
天。所以“庸”并不是单纯的赋税，而只是不愿服役者的一种折纳。劳役可
以用交纳实物代替，对人民有很大便利，对安定人民生活和发展生产都是有
好处的。在唐前期的赋税制度中，作为政府基本收入的除租庸调外，还有与
租、调性质很相近的户税钱和地税。
唐中叶后，随着均田制的被破坏，国家的直接税源受到了影响，赋税制
也要随之而有所改变，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逐渐被两税法所代替。两
税法于德宗建中元年 （公元780年）正式颁布，以春秋两征得名的，夏税输
纳不过六月，秋税输纳不过十一月，国家设两税使掌其事。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两税法无疑是一种比较能够解决国家财政收入问题的办法。根据有关
史料看来，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各项：第一，过去以授田的人丁为租庸
调的负担人，两税法则以户为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