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世纪经济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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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皇帝的总督之一、卡帕多利亚地区的约翰曾用酷刑敲诈勒索,迫使人
民纳税,同时他们卖官鬻爵,做小麦投机勾当,甚至尅扣军饷,以求获得更
大的收入。亚美尼亚的约翰·兹波斯曾实施商业垄断,他以低价购进一切商
品,再以高价强制居民买回它们。在其他行省,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广大
人民在赋税负担和压迫之下呻吟着。在君士坦丁堡,由于商业税非常沉重,
以致有些船主宁愿把自己的船只烧掉,以逃脱皇帝的收税人的敲榨。农民为
逃避重税,也开始逃离乡村。为此,查士丁尼实行了所谓“联保地税”,依
此规定,同一“保”内的农民,若一人弃田而走或无力纳税,他人有义务为
之纳税。
查士丁尼时代所建造的大厦 (其中圣索菲亚大教堂迄今还是令人惊叹的
建筑)、石子路、港口工程、灯塔、防止水灾的堤坝、达达尔尼海峡和亚历
山大港口的设防仓库和小麦栈房、为招待到耶路撒冷去的过路香客而设的半
旅馆半医院性质的“公家招待所”,这一切建筑,就事情的本身而言,对发
展商业等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它消耗了巨额资金和千百万人的强制劳动,所
以,就所付的高昂代价来说,则是得不偿失的。
查士丁尼死后,租税继续增加。例如列奥三世 (公元717—741年)在
739年把土地税增加了1/12,其借口是重修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城墙修复后,
政府照旧严格征收这笔附加税。9世纪时,不仅保留了以前的赋税制度,尼
斯福鲁斯一世(公元802—811年)甚至用倒填日期的办法向那些被他的前任
女皇伊琳娜(公元797—802年)豁免租税的人征税。印花税也开征了,从此
租税名目中又多了一项。虽然政府大量征收商业收入 (关税、间接税、作坊
和专营事业的进款),但向农民征收的税(土地税、灶税、人头税、牧场税、
养畜税、养蜂税等等)始终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繁重的赋税使尼斯福鲁
斯极不得人心,常常有人企图暗杀他。
由此可见,拜占庭帝国繁重的赋税制度促使人民、首先是农民破产,从
而加速了他们的农奴化,为封建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波斯、阿拉伯、匈奴等邻族人民的不断侵袭也加速了拜占庭的封建化,
这些入侵者当中包括了不断严重破坏帝国疆土的游牧民族。每一次入侵都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第6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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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了农民多年的劳动果实,促使农民完全变为农奴。
早在5世纪时,波斯同拜占庭大体上维持了和平关系,只在421—422
年发生过边境冲突。但到了6世纪,正如532年的和约所表明的那样,拜占
庭不得不向波斯人纳贡,以避免波斯人的危险的入侵。但11000镑黄金不能
一直奏效,波斯王科斯罗埃斯大帝(公元531—579年)和查士丁尼一样有征
服世界的野心,在540年的哥特战争中,他率领波斯人大肆蹂躏叙利亚、占
领安条克、渡过上幼发拉底河,迫进亚美尼亚。7世纪时,波斯人再次占领
拜占庭东部各行省,夺走了安条克、大马士革,最后又侵占了埃及。直到627
年,皇帝希拉克略 (公元610—641年)才使拜占庭收回所丧失的土地。
不久,阿拉伯人取代了波斯人。早在635年,阿拉伯人就已夺取了大马
士革,接着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而到642年,又占据了
埃及。随后阿拉伯人又出现于现代突尼斯境内;他们进攻塞浦路斯,曾占领
罗得斯岛和小亚细亚的某些地区。8世纪初年,阿拉伯人再度穿过了小亚细
亚全境,717年再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西西里岛在827年被阿拉伯人
占领,塞浦路斯也重新被他们占领。尽管拜占庭在10世纪时又重新夺回了许
多领土,但由于阿拉伯人的不断入侵,使拜占庭主要成了一个希腊人的国家,
它的国际贸易也遭到严重的打击。通往东方的商路,甚至有很大程度上通往
西方的商路也都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所以拜占庭的经济必然趋向自然经济。
由此可见,阿拉伯人的侵略促使拜占庭农民破产,加强了拜占庭经济向自然
经济的趋势发展,从而也加速了拜占庭乡村的封建化。
拜占庭还经常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匈奴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等等
部落的侵袭。同保加利亚人 (也称保加尔人)的多次战争使拜占庭受到严重
的破坏,尤其是913年保加利亚人逼近君士坦丁堡,占领亚得里雅堡。拜占
庭费了很大力量才在971年击溃保加利亚,在1018年彻底摧毁了保加利亚。
战争带来的巴尔干半岛各省的荒废,大大加速了拜占庭农民的农奴化,因为
它使乡村破产,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常运行。
这些来自东方和北方的入侵增加了军事贵族的作用。7世纪时代表封建
化贵族利益的希拉克略王朝为保证有足够的精兵戌边,把帝国划分为11个军
管区,以没收叛乱贵族的土地分封给部下的将士。军管区长官(督军)在军
管区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不仅控制土地税收,且在国家需要时率本区农
兵前去征战。这种制度称为军管区制(或称吉莫制),自由农民被编入军队,
并分得世袭份地,成为屯田的农兵。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 (公元741—
775年)统治时,拜占庭进一步确立了军管区制度、士兵的财产制度,服军
役成为世袭,并在巴尔干授蛮族以土地。以上措施,尤其是军管区制度的确
立,一方面保证了国家军队士兵的来源,加强了军事力量,因此能够屡次扛
退北部边境的敌人和南部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另一方面由于对军
队上层的大规模分封,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军事封建贵族阶层,他们和旧
贵族结合,共同构成新兴封建主阶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由破产农民、隶
农和残存的奴隶耕种,形成拜占庭早期的封建关系。拜占庭的农业和商业也
因此开始恢复发展,农业技术比同时期的西欧远为先进。
僧侣在拜占庭封建主义的发展中也起过特别积极的作用;人数众多的僧
侣吃尽了人民劳动的果实,把寺院变成了农奴制度的堡垒、封建型大土地所
有制的基础。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拜占庭的僧侣人数特别众多,他们不仅威胁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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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自由,而且也威胁了拜占庭国家的生存。在查士丁尼一世时代,君士坦
丁堡的男僧院就有62所以上(女尼院不包括在内)。拜占庭东部的巴勒斯坦、
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各省的寺院数目也相当多。7世纪时帝国土地几乎
有1/3落入教会和寺院手中。由于阿拉伯人入侵,大批僧侣逃往西方聚集在
缩小了版图的拜占庭境内,使得寺院数目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多起来。
加之当时政局紊乱,促使更多的人逃往寺院寻求庇护。寺院也运用一切办法
扩大自己的领地,使得教会大地产成为农耕的大中心,领地内有管理员、稽
查员、收税员、财务员、管家、教会执事等人员;有筑有墙垣、设置防御的
中央建筑物、医院、客栈、地窖及手工业作坊,四周住的是大群隶农。到8
世纪初年,数目众多的僧侣已威胁到了国家的生存发展,因为有过多的可能
服兵役和纳税的人躲避在寺院内。帝国丧失了服兵役和纳税的臣民,得到的
是“圣徒”。但是在同阿拉伯人作战时,它所需要的并不是虔诚的僧侣,而
是英勇善战的士兵。寺院的土地和收入,正是帝国为弥补军费所必需的物质
财富的来源。
8世纪20年代初,在拜占庭开始了破坏圣像运动,这个运动持续了整整
100年,它被伊苏里亚王朝(公元717—802年)的皇帝们利用来消灭寺院的
大土地所有制,以加强皇帝的作用。他们竭力反对教会扩大地产,禁止个人
把财物转送给教会,并试图通过把僧侣的一部分地产还俗,以及用军事采邑
的形式加以重新分配的办法,将其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在726年,皇帝利奥
三世就已颁布法令反对圣像崇拜,因为僧侣曾普遍利用圣像来扩大自己的势
力。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五世以最坚决的方式查禁寺院,没收寺院财产,命
令僧侣结婚和缴税。当时曾根据皇帝的指令安排了集体结婚仪式:如760年
小亚细亚艾迭斯城的僧侣曾奉命立刻择偶结婚,否则当处以盲刑和流放到塞
浦路斯岛。寺院的土地被分配给移民、屯兵和军事贵族。
虽然在8世纪末年停止了对僧侣的压迫,僧侣也恢复了自己的地位;但
在 9世纪初的尼斯福鲁斯一世时代,又重新开始没收寺院占有的土地;833
年狄奥菲勒斯皇帝 (公元829—842年)颁布命令查封一切寺院。但过了10
年,圣像崇拜就完全恢复了。破坏圣像运动只取得暂时的胜利,僧侣重新开
始扩展自己的领地。在瓦西里一世时代(公元867—886年),政府宣布以前
各个破坏圣像的立法是不正确的。10世纪时,寺院财富不断增长。居民纷纷
加入僧侣行列,托庇于寺院,企图借此免于封建主和官吏的迫害,躲避士兵
的劫掠。因为寺院享有所谓特许权,可以免纳租税,僧侣可以从政、经商,
过着相当自由的生活。在964年颁布的新法中,皇帝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
(公元963—969年)埋怨寺院占有的土地增加过多,对国家形成威胁。因此
他禁止建立新寺院,禁止寺院得到新土地,对教会地产征收高额租税。但所
有这些办法并未改变教会地产迅速集中的现状。教会大地产依然不断地增
加。破坏圣像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派本身是依靠封建贵族支持
的,所以它想排斥大土地占有形式之一的教会大地产的企图自然不会实现。
(2)封建主义的发展及其阶段
当拜占庭在政治上脱离罗马之后,封建主义就立刻开始发展了。帝国在
5世纪时就已存在拥有大量财产和许多特权的元老阶层。这个阶层可以免纳
城市赋税,可以不受各省地方官员的审判。5世纪下半期时,拜占庭的大土
地所有制日益增长,地主们甚至还设置了由奴隶和“蛮族”充任的私人卫队
“寄食人”。5世纪末期,皇帝阿那斯塔修斯(公元491—518年)把小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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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的收税权转交给包税人,从而更巩固了贵族的经济地位。7至11世纪
是封建主义因素不断发展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拜占庭的封建制度是帝
国早期的封建因素和斯拉夫人农村公社制度结合的产物。
庇护制是建立封建依附关系的形式之一,它在后期罗马帝国时期就已存
在。经济上贫苦无靠的农民,为逃避帝国的赋税压迫和官吏的侵夺,有的人
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和人身交给有权势的人以求庇护。因而土地所有权转到
权势者手中,农民自己再领回土地耕种,但必须向自己的庇护人缴纳实物代
役租或货币代役租。随着赋税不断加重,农民的依附程度日益加剧,最终沦
为农奴。
由于越来越多的乡村归属大地主私人统治,帝国面临丧失自己臣民的威
胁。所以在4世纪时(368年),罗马帝国就已颁布法规禁止庇护制的发展,
如果违反禁令,庇护人必须缴纳25磅黄金作为罚款,并把农民还给从前的庇
护人。后来,拜占庭政府一再重申这些禁令,并根据368年的法律,凡是寻
求庇护的人以及“庇护”农民的人都必须缴纳巨额罚金,但庇护制仍在日益
广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同时,帝国政府出于国库方面和政治方面的理由,事实上却和庇护制妥
协,它甚至还企图利用大地主的威势和他们对依附农民的统治来及时征集租
税。例如,帝国政府在415年就已承认397年以前所产生的庇护关系是合法
的,同时庇护人应负责及时上缴向依附于他们的居民征收的税款。
庇护制在6世纪时继续发展着,一切想禁止它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况且
政府的政策也显得极端矛盾。由于查士丁尼在535年和556年的法令责成各
省执政者用自己的财产负责征集租税,因此他实际上加速了庇护制的发展。
在7至8世纪内,正当拜占庭帝国东方各省已被阿拉伯人侵占的时候,
拜占庭的欧洲各行省的斯拉夫化过程正日益加紧地进行着,斯拉夫人的移民
甚至扩展到了小亚细亚。查士丁尼二世(公元685—711年)时为补充长期战
乱所造成的劳力不足,用强制手段将斯拉夫人大量迁移到小亚细亚和其他地
区。8世纪时,拜占庭继续推行利用斯拉夫人的国内移民政策,在762年移
到小亚细亚的斯拉夫人就达202000人之多,数量众多的斯拉夫移民改变了拜
占庭帝国的民族构成,并且斯拉夫人带来了农村公社,使帝国的社会结构发
生巨大变化。8世纪前期形成的“农业法”反映了这一变化。当时农村公社
广泛存在,耕地归公社自由农民占有,份地要定期轮换,使用权受到公社保
护,作物收割后,休耕地要暂时收回作为公共牧场。其它如森林、草地、牧
场则为公共所有。“农业法”也表明自由农民已开始分化,有的农民因无力
耕种而放弃份地,有的农民则租种别人的份地,向土地所有者缴纳一部分收
获物,成为分成制佃农或“什一租户”。至于富裕农民,不仅拥有牲畜和劳
动工具,而且拥有奴隶。公社保护私人财产,盗窃或损害他人财物要受惩罚。
由于自由农民数目大量增加,个体农民的小土地占有制加强,使隶农也发生
相应的变化。7世纪以后,帝国政府不再以法律形式将隶农束缚在土地上,
从而使隶农获得一定的自由,处境得到一些改善。奴隶制的大领地大部分趋
于衰落,奴隶制已经不是基本的剥削方式。同时由于土地变为私有财产,特
别是个体劳动和私人占有的出现,使公社的财产分化和阶级分化成为不可避
免,因此公社制度的瓦解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斯拉夫人的入侵及其在拜占庭
地区的移民,带来了种族构成和土地关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增加了
拜占庭的生命力,成了封建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出发点。但在巴尔干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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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其他地方巩固起来的农村公社在一段时间内曾抵抗了封建贵族,保护了
农民的自由,制止了农奴制度在拜占庭的扩张。不过它的抵抗只是暂时的。
前述8世纪时的“破坏圣像运动”,实质上是教会和军事封建主土地和
财产的再分配。这一运动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以军事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势
力更加强大,村社农民更快地沦为依附农民或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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