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5-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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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也不是一定难事，且好变做一大同盛治了。眼高于顶，笔大如椽。无如我国人一般心理，只守定上古九州的范围，不许外人羼入，又因圣帝明王，寥寥无几，护国乏良将相，殖民乏贤牧守，仅仅局守本部，还是治多乱少；所以旧儒学说，主张小康，专把华夷大防，牢记心中，一些儿不肯通融，好似此界一溃，中国是有乱无治，从此没有干净土了。看官！试搜览古史，何朝不注重边防，何代能尽除外患？日日攘外夷，那外夷反得步进步，闹得七乱八糟，不可收拾。究竟是备御不周呢？还是别有他故呢？古人说得好：“人必自侮，然后人侮；家必自毁，然后人毁；国必自伐，然后人伐。”又云：“木朽虫生，墙罅蚁入。”这却是千古不易的名言。历朝外患，往往从内乱引入，内乱越多，外患亦趋深。照此看来，明明是咎由自取，应了前人的遗诫，怎得专咎外夷与防边未善呢？别具只眼。〔３〕
在民国六年教育极不普及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了解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听说书艺人讲史，再就是直接看这些讲史的话本。《三国演义》、《水浒》之所以至今为人们喜闻乐见，就是因为它们比高头讲章亲切易懂。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在当时付印后“不胫而走”（许廑父语），对民众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蔡东藩讲史演义出版最火爆的时代是上个世纪的八十至九十年代，浙江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了蔡氏全套的历史演义，其中《清史通俗演义》上下册第一次印刷就达十万册，总印数达数百万册之巨，此后其他出版社又不断续印多次，可见其作品问世后半个世纪的生命力。蔡东藩读书甚多，不但一人通读了二十四史（今天能读完廿四史的人已经不多了），而且还阅读了许多野史笔记，他作演义往往喜欢“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４〕。所以他的演义往往包含了一些正史所没有的材料，有的还十分生动。许多人都知道太平天国名将陈玉成，可很少有人知道陈玉成是近视眼，平时戴眼镜。蔡东藩在书中常常直呼其“四眼狗”〔５〕，虽不敬不雅，倒十分醒目，让人记得住。
左宗棠克复杭州，浙江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蔡东藩收集到四首当时民谣，“不忍割爱”，次第录出，笔者这里仅转录一首《猪换妇》：
朝作牧猪奴，暮作牧猪妇，贩猪过桐庐，睦州妇人贱于肉，一妇价廉一斗粟。牧猪奴牵猪入市廛，一猪卖钱十数千，将猪卖钱钱买妇，中妇少妇载满船，蓬头垢面清泪涟。我闻此语坐长吁：就中亦有千金躯，嗟哉妇人不如猪。
这四首民谣皆是做历史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极好的材料。蔡东藩曾说明是出自《闻见篇》。蔡东藩历史演义中有不少信手拈来的史料足可留待将来治史者考证之。近五十年多以“太平天国”为革命，其实它究竟发展了多少社会生产力？其负面影响实可深究之。
蔡东藩力图熔史学文学于一炉，于今天看他的创作不能算太成功，但却是一种可贵的尝试。
中国当今的主流史学似乎是非常忽略史学之美的，似乎一谈生动和美就一定不学术，这其实是长期受乾嘉学派和德国兰克（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Ｒａｎｋｅ）“科学的历史”论影响的结果。“无一字无来历”，尽管从古至今无一人能真正做到，但一直被中国史家奉为圭臬。司马迁不懂什么乾嘉学派和科学历史论，可他的《史记》是二十四史中写得最棒的。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赫（Ｍａｒｃ
Ｂｌｏｃｈ）从不反对“系统严谨的研究”，他说：“系统严谨的研究一旦展开，历史的魅力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相反，所有真正的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魅力。其他任何脑力劳动同样如此，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它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了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之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６〕
请注意这位大师的种种提法：
历史要有魅力！
历史要有美感！
历史要有诗意！
历史要有感情！
而以上四点正是目前中国主流史学所缺乏的，它使我们的史学遭遇困境〔７〕。我们的史学著作读者日少乃不争之事实。可是蔡东藩的著作恰恰是与以上四点暗合的，虽然他可能根本没有读过马克·布洛赫。蔡东藩与马克·布洛赫是同时代的人，均在二战中去世，所不同的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马克·布洛赫在牺牲前用笔记写出了自己的理论（他的手稿是后人整理发表的）；而蔡东藩是用一枝迅猛的笔在二战前就朦胧地实践了这种理论，他在抗战中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中国有许多写历史演义的人，尤其是杭州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罗贯中〔８〕、施耐安都曾居住于此〔９〕，至清代又出了一个写《说岳全传》的钱彩，在蔡东藩之后又出了一个当代善于考据的清史小说家高阳（即许晏骈）。虽然高阳的作品基本上是在台湾出版的，但他在１９４９年之前是生活在杭州，他的作品虽然剥离了“章回体”的袈裟，但蔡东藩的影响宛然可见，尤其是老派的正统观念和小说的“考据癖”特点。蔡东藩的清史演义至高阳才真正小说化了。高阳的清史系列小说的美感在今天是被专家和大众普遍认同的。我们在赞扬高阳的小说时不可以忘记他的乡前辈蔡东藩，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至于蔡东藩的历史演义自两汉一气呵至民国，至今能玩此大器者前不见古人，后尚不见来者，就这一点来说他可称是中国第一人。
谨以此文纪念蔡东藩先生。
注释：
〔１〕１９２１年蔡东藩写出了《民国通俗演义》一至三集，１９２９年由其萧山同乡许廑父续四至五集。
〔２〕见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册，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３〕蔡东藩：《两晋演义》第一回。
〔４〕蔡东藩：《元史通俗演义》序，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５〕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下，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６７１页。
〔６〕（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页。
〔７〕参见罗以民：《史学的困惑与突围》，《东方》２０００年１１期，第１９页。
〔８〕（明）田艺衡《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列罗贯中为钱塘人，述其子孙居杭州“三代皆哑”。
〔９〕《水浒》中有许多元明时杭州方言俚语，且述杭州地理甚详细，对山东地理反而闹出不少笑话，这至少说明施耐安、罗贯中久居杭州而陌生于山东。详见拙文《建立西溪区乃当务之急》，《杭州发展》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也来替鲁迅算账
？ 赵陵江
手头有一则剪报，题为《鲁迅一生挣多少钱？——文化人经济生活》〔１〕，作者是陈明远先生。陈先生在该文中替鲁迅算了一回账，计算出鲁迅一生所挣的钱相当于今三百九十二万元，并提出了“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真正的鲁迅，更不是完整的鲁迅”这样一个虽然浮浅却不乏新意的命题。实话实说，我很喜欢这篇文章，但对于该文提出的“鲁迅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身分”的论点却不敢苟同。鲁迅后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吗？这是凭空立论，戏说历史。后期，通常是从鲁迅定居上海开始算起的，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该时期鲁迅的真实情况吧。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初，鲁迅从广州抵达上海。离粤前夕，曾致信翟永坤云：“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我于三月间早已辞去了，在此已闲住了六个月，现在是肚子饿而头昏……我先到上海，无非是想寻一点饭。”〔２〕然而到沪之后，很快感到这上海滩上的饭碗并不好寻，居大不易。做学问么，没有参考书；写小说么，缺乏相关的生活积累；教书么，不感兴趣；回北平么？有这个念头，但又顾虑重重。靠辛辛苦苦爬格子、编刊物所得的收入，实属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此时期的鲁迅，思想处于“彷徨”状态，经济上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并不奇怪，因为“生计问题”从来就不是阿Ｑ们的“专利”。处于失业状态的鲁迅日益焦虑，其焦虑之情在当时给江绍原的一封信中留下了真实的记录：“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没有益处的。”〔３〕
然而，正应了咱们中国“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老话，正当鲁迅在上海因失业而弄得心力交瘁之际，大救星从天而降，老上司兼绍兴老乡蔡元培先生又一次（上一次是在１９１２年）救助了他。１９２７年１２月，经鲁迅挚友许寿裳的牵线帮忙，时为国民党要员兼任中央监察院院长、大学院（教育部前身）院长的蔡元培为鲁迅和江绍原安排了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挂名闲差，月薪三百元大洋（实为干薪，光拿钱而不必做事）。大学院的薪水“定期支付四十九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陈明远语）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插曲，我们不妨顺便提上一笔。当年鲁迅在通过许寿裳获知蔡元培已口头表示要聘其为“特约撰述员”的消息之后，曾先后在给江绍原、章廷谦的几封信中就“饭碗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无非两层意思，一是反复表示对该饭碗实在不太“感冒”，二是对曾被尊为前辈的蔡元培多有微词。七八十年后当我们翻读这几封信时，真是觉得意趣盎然。这年１０月２１日，鲁迅致信江绍原云：“季弗（按，许寿裳字季弗）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４〕“与兄相宜”四字妙甚，难道“特约撰述员”这一美差于“弟”（自己）便不相宜？读鲁迅这几句话，我总觉得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又十天之后，复致信江绍原云：“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５〕口头上明确表示不想去端大学院的饭碗。又七天之后，致信章廷谦云：“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按，此处显然省略了“与我”二字），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６〕在对蔡元培的人格表示怀疑的同时，仍不忘发一通“谁稀罕你那碗饭”的豪语。又一个月之后，也就是蔡元培的聘书送达的前十几天，盼聘书盼得焦躁不安的鲁迅，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气，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尽情地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７〕（按，“太史”指蔡元培，旧时称翰林公为“太史”，蔡系清末翰林）鲁迅不愧学过师爷笔法，仅仅一个“类”字，便境界全出，使得自己对于蔡元培的鄙夷之情跃然纸上了。
有人说，鲁迅的书简均是很好的文章，此言不假，只不过我有一个问题百思不解：既然盼大学院的聘书如大旱之望云霓，为什么又要屡出豪言，表面上故作清高之态？既然视蔡太史为不屑一顾的政治傀儡（这一看法于１９２７年前后的蔡元培来说本来不无洞见）、言而无信的小人，但为什么又一门心思要到“傀儡”门下去当食客，总嫌人家的聘书来得慢？平心而论，不管是讲新道德还是旧道德，我对于鲁迅当年面对大学院的饭碗所表现出来的为人处世的心态与作派实在不敢恭维。透过上述几封书信，人们真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走近鲁迅”，发现一个原来未曾见过的陌生的鲁迅。要之，有事实表明，由于与蔡元培曾有旧怨，鲁迅当年在是否去吃“撰述员”这碗饭的问题上曾有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但历史的结论告诉我们，他最终是“吃你没商量”地接受了蔡元培所安排的这个“无聊”的饭碗，一吃便是四年多，直到因“绝无成绩”〔８〕被大学院裁撤为止。
闲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月薪三百元大洋”这个本题上来罢。每月三百元大洋，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据陈明远先生在《中国第一代自由撰稿人经济状况》〔９〕一文中的考证，同时期上海一个五口贫困之家每年有四百元即可维持基本生活；当时典型的自由撰稿人柔石刚出道时月收入只有三十至四十元，二三年后才提高到百元左右。通过这一横向比较，可略知月薪三百元大洋的份量。正是这笔丰厚的固定收入，正是这只“平平稳稳”的饭碗，成了初到上海的鲁迅的救命钱，使他得以在上海滩上安身立命，并为他进而操自由撰稿之业、打“壕堑战”奠定了牢靠的经济基础。１９３２年，“特约撰述员”的待遇被裁，鲁迅的经济状况顿感拮据，无奈之下，竟想到了把与许广平的往还书信拿来出书换钱。他当时曾致信许寿裳云：“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１０〕此事亦可从侧面说明大学院的干薪对于鲁迅来说是何等重要。可以这样讲，假如没有这四百九十两黄金（相当于今五十一万元）的收入，以鲁迅那样的性格，那样的健康状况，他能否活到五十六岁，肯定是一个未知数。这样说并非耸人听闻，因为在旧社会的上海滩上，年纪轻轻的文化人早殁于贫病交加（如蒋光慈、朱湘等便是如此）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新闻。
对于鲁迅当年面对大学院的丰厚“官饭”所作出的抉择，我们今天的人们自然没有必要更多地说三道四，鲁迅毕竟也要吃饭呀。如果有人据此而指责鲁迅无节操无骨气，则未免有钻牛角尖之嫌，但是，如果竭力掩盖、淡化乃至曲解这段历史，则同样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陈明远先生为鲁迅算账达数年之久，他当然非常清楚来自大学院的收入对于鲁迅的极端重要性，但他却强史就我地硬说后期鲁迅“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何出此论，实令人匪夷所思。自由撰稿人者，卖文为生也；坐领大学院干薪者，吃“官饭”也。卖文为生与吃“官饭”，二者泾渭分明，不容假借。既认定鲁迅四年中累计从大学院领得四百九十两黄金，又说同时期的鲁迅身为自由撰稿人，这难道不是明显地前后矛盾么？或许，在陈先生看来，区区四百九十两黄金对于鲁迅这样的“大腕”来说，实属“毛毛雨”，充其量只够爱子海婴的糖果钱，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吧！
陈文谓：鲁迅“后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九年收入相当于今二百一十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二万元以上”，远远超过北京公务员时期（相当于今）“九千多元”的月收入。这里的算账方法很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