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5-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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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个“反”字并不坏，如“反专制”、“反腐败”、“反恐怖”，都是褒扬性概念。但“文化”（包括连带的“传统”）这个概念可并不全是中性的，而且还有相当的褒义成分，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某种文化之前加个“反”字，这种文化的面目就不太好看了，如指“文革”没错，指五四运动则有误导性，因此有必要做个梳理。
　　既然“文化”这个概念中性偏褒，它就应具有其必要的品质。所以笔者认为，人类随其走出动物界而成为人所产生的文化，其品质首先应该是人性化（没有人性还成为人吗？），在发展过程中，支持人性化品质的应该是人文化、正义化、理性化、科学化、道德化、规则化、开放化、革新化。人性化，当然包括人格独立化，精神自由化，因为舍此则无任何人性化可言。其后的多种“化”，都是以人性化为目标的，为人的自我发展服务的。尽管在已往历史社会阶段，上述各种“化”的程度有限，但从整体看来之所以能成其为文化，就是因为其品质保证了这个进步的方向，而不是与之相反。只要其积极性和进取性不会磨灭，它就是文化，就有发展的生命力，一直是人的希望之所在。
　　如果我们这样界定文化的品质，那么，什么是反文化，就十分清楚了。
　　以此观之，五四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谁是文化，谁是反文化呢？显然，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精神，核心是人性化的，具有人文化、正义化、理性化、科学化、道德化、规则化、开放化、革新化等基本文化品质。而以专制为其基本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呢？它是反人文、反正义、反理性、反科学、反道德、反规则、反开放和反革新的。中国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几千年来反人性化即反文化的结果。五四精神反这种反文化，它就是文化。我们说“文革”是反文化，就是因为“文革”所反的就是文化的上述品质和内容。毫无疑问，“文革”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反文化，但是，当我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时，有人就认为这是“全盘否定”式的“咸式思维”，是“文革”行为。其实，“文革”不但没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专制性发展到空前残酷的程度，使其所积蓄的丑恶性和破坏性史无前例地大爆发。和苏联克格勃的上层特务杀害基层特务并不是终止特务政治而是强化特务政治是一个逻辑，“文革”看似“全盘否定”，中国的一切都可以不要，但都是为了发展更狠的专制——“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我们看清“文革”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统关系，批判传统文化，是为了切断“文革”之源，而以批判“文革”之名而有意或无意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制性内核，可是相当有害的啊。当然，这首先是因为文化和反文化概念上的错位所带来的后果。
　　我们在承认文化这个概念之褒性意义的同时，并不否认各种文化品质上的差异。由于历史社会原因所形成的文化品质之高低，使文化有了先进和落后之分。而落后文化虽然落后，但也不属于反文化，只要它有开放性、包容性、革新性品质，它就会形成一套新陈代谢机制，弃旧图新，吸收新的血液，主动朝进步文化靠拢，赶上进步文化，不会堕落成反文化。但是，落后文化要是没有这样的品质，为了自己的一统天下，以排他性代替开放性，以保守代替革新，尤其是不为各种意见搭建争鸣的平台，压制不同意见，封锁文化信息，限制交流自由，敌视进步文化，那就异化为反文化了。西方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二战时所形成的法西斯文化和当前世界上出现的恐怖文化，就是异化而来的反文化。
　　文化形成之初的地域性，决定了任何文化都有其品质上的不足，只有在互补中寻求发展。但互补不是自以为是，总想以一统天下的帝王式观念征服他人，而是要在交流中碰撞，在改造中图新，甚至在脱胎换骨中求生。如今世界迎来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纪，地球村势必建立不以任何文化意志为转移的地球文化。这就为各种文化开辟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迎来了严峻的考验。是发展还是停滞，是生存还是淘汰，是成为更进步的文化还是沦为反文化，全取决于其品质。不要一上升到“文化”二字，总带着某种永恒性的自负，认为应该也一定能与天地共存的了，而忽视了文化品质上的考虑。
　　文化的首要品质是人性化，人性化如何，决定着是文化、落后文化还是反文化。

　　焦虑与危机

　　
　　——《旗与歌——在北大的六次对话》批判
　　？　丁国强
　　《旗与歌——在北大的六次对话》是北大中文系所开设的学术讨论课的课堂实录。在高度商业化的今天，大学的思想空气也理所当然地稀薄起来。提问的兴致、研究的冲动、言说的激情越来越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面。即便是在离世俗很远的大学里面，问题中人、性情中人、孤独中人也实在是难以寻见了。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纯学者”都只是一种理想，一个幻影而已，即使是自由率真的灵魂之子在碰壁之后，也难保不世故起来，有的甚至越发变本加厉，像是发泄、报复一般，义无反顾地走向自我的反面。在平庸者、趋炎附势者之间，是没有真正的思想对话可言的。在当下这个批量生产知识的喧哗时代，挡在电视镜头和媒体炒作之外的自由对话是不多的。这在无形中显露了商业时代心智退化的危机。对话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并不仅仅在于人们在里面谈了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它启动了一种机制，张扬了一种追求，确立了一种精神秩序。冠名“旗歌”的一群研究生在这六次对话中所获得的是一种高于学术演练和文字游戏的精神狂欢。这些极富现场感的即兴表达向人们传递了一种不同于书面话语的别样智慧。
　　在这个躁动、媚俗的时代，舌头已经成为很顺手的作秀工具，谎话连篇而不脸红已经变得稀松平常了，而提问有时也背离了怀疑和追寻的本质，成为成就发言者的虚荣心、优越感的“托儿”。譬如说，某作家为了显示自己的天才和幸运，大肆渲染自己未成名前在一个小县城里的传奇。他看到文化馆的人不用按时上班，整天在大街上逛，于是就到文化馆上班，因为干什么都不行所以写小说，结果就出名了。这一套话跑到北大课堂上讲，明显带有挑战智性和学院风格的意味。奇怪的是，中文系研究生并不恼怒。“大师”的吹嘘、调侃或者前言不搭后语，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原始文本，他们居然从中听出了一种节奏，一种味道，一种神韵，而且还能够从中找到某种内在逻辑，以证明他们早已设定的学术观点。这种交流完全是在心领神会中完成的，贯穿着相互诠释、相互论证、相互迁就的原则。这是一种以谋生为目的的合作，谁都不好意思砸掉对方的饭碗。当然，我们并不指望在一场体制内的讨论里面发现什么颠覆性。在这个很势利的年代，无论是对暴富者还是暴得大名者，人们是不惮于献上最肉麻的赞美的，直到黔驴技穷。大学课堂作为一个“探究性空间”，炒作性成分被限制到最低限度，在这种话语氛围中，居然还未能彻底摆脱世俗的明星崇拜的纠缠，说明了融合、混杂、妥协的力量已经超过质疑、反思、拷问和审视。可见，成功人士的统治已无处不在。
　　今天的“旗与歌”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理想主义激情已经相去甚远。用“转型期”这个暧昧的词汇来描绘当下的尴尬处境倒是颇有意味。转型带来了危机，也催生了投机，这一切都在喧嚣中进行。无论是小资情调还是愤青面孔，无论是私人写作还是公共表达，无论是体制内的生存者还是被放逐的边缘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放肆地生长，并行不悖。谁也不必幻想包揽什么，谁也不必指望别人来拯救。在这样一个分化的时代，人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从过去的生活经验和心造的优越感中摆脱出来。流行文化对偶像的疯狂追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失落情绪的变态流露，对“文革”那样的集体记忆的猛烈改写。其实，私人化表达的限度是可以看得见的，“个性”一旦泛滥到可以批量复制的地步，挂在人们口头的“立场”二字将是多么脆弱和可笑。这是一个言不及义、心不在焉的时代，在会议、课堂、影院等各种各样的现场里，手机声此起彼伏。人们举着被刘震云、冯小刚称作“手雷”的小玩意儿旁若无人地又喊又笑，仿佛在同这个嘈杂的世界叫板。对于不享有媒体特权的脆弱的个人来说，像严守一那样利用手机来制造令自己老婆上火的谎言和假象，也算是“自谋生路”的一种吧，自然也可以看做是与媒体的合谋。
　　“文化研究”成为北大课堂上的时髦词儿，大有取代文学批评之势。在我看来，出现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因为文学越来越冷清，文化越来越热闹。以纸质传媒为中心的文化时代似乎已经终结。电视、广告、互联网等等无时无刻地向人们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号，扩展着种种可能性。学术人对“文化研究”的钟情发生在文字泛滥、激情流失、文学梦想破碎的时候，显然有食尽鸟投林之感。难怪有人惊呼：文学批评扔下文学去享清福了。很少有批评者耐着性子去通读作品、解析文本了。他们所竭力保住的是一种话语权力，当文学无法赋予批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批评家只能通过割断传统来寻求另外一种秩序上的生存了。失去了批评，文学生态必定会严重受损，这里面有一个角色平衡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批评家放弃对文学发言，并不影响作家写作，也不影响文本传播，但是，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上看，批评的缺席无疑是一种价值的裂痕。匮乏文学气质的批评无论冠以什么样的名号，都是不伦不类的。温儒敏说：“中文系不宜改为文化研究系。”跨学科性质对于文化研究来说，是一种优势，也可能转化为一种劣势。从文学视野中游离出来，寻求社会学、经济学、思想史、政治学、女性学等驳杂学术资源的支持，对于解决“纯文学”的焦虑的意义其实是很有限的。从盲视状态跨入炫目的问题域中，“文学何以成为文学”难免会被忽略。
　　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构成现实世界的符号体系，而文学批评在乎的是文本及其影响。用文化来解释当下现实，来诠释观念变迁，确实能够改变传统文学批评中用概念和标签来对文学进行命名的恶习，但是，置身于文本之外、过于亲近传媒的文化研究，同样会陷入过度阐释和意义膨胀的误区。文化研究不是万能的，像汪晖这种中文系背景的学者所启动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论争，大都是茶杯里的风暴。他们所炮制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方案，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提出而已。在现有的学术体制内，在“思想无能”的状态下，批判知识分子的自身使命的完成，仍旧面临着许多障碍。无论是对于“他者”，还是对于自身，要想获得一种“同情的理解”，无不充满了对普遍性的界定、对可比性问题的把握、对特殊性问题的描述以及对生活世界的体验，是意义、价值和利益相互纠缠的过程。如何处理好终极关怀、价值中立与关注当下、参与操作的关系，对于学术人来说，异常微妙和复杂。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在流行文化、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知识分子沦落为文化市侩的危险更加突出。在精英梦碎之后，不少不肯退居边缘的知识分子用降低知识人格、放弃学术伦理的方式来完成自我的体制内生存。层出不穷的“潜规则”替代了秩序和规范，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越来越少。活着就是意义，生存就是硬道理，没有人再无缘无故地与周围世界过不去。即使是有人扮出叛逆者的模样，也仍然是相当可疑的。黄纪苏就断定：“一些号称体制的仇人很可能是体制的亲人。”他的发问很有意思：“那些‘反体制’的英雄，常看他们在电视里做嘉宾，国家课题费也没少拿。那些难道不是体制么？”《旗与歌》一书所谓的“另类现场”，其实也还是大学体制内的一种讨论课，虽然所到场的嘉宾口口声声“大家提的问题越尖锐越好”，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激烈碰撞。在学术对话的名号下所进行的不过是一种话语游戏，一种疲惫之后的敷衍。
　　其实，所谓的“文化研究”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那些对“文化研究”津津乐道的人，其真正兴趣并不在“文化”上面，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从表面上看，文化研究是对精英话语的消解和对民间意识的融合，实质上是从自说自话的危机中摆脱出来的一种权宜之计。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种种变化和波动最直接地体现在文学以外的种种文化形式上，如网络、电视、广告、手机短信等等。对复杂的社会心态和斑驳的文化现象视而不见，无疑是对文化自我的一种放逐。当下的种种文化喧嚣，如二十世纪文化偶像评选、五花八门的排行榜、金庸华山论剑等炒作看似不伦不类，驴唇不对马嘴，实则是对以往那种纯粹的文学理想的一种反讽。文化研究的处境之所以如此尴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文学出身的研究者刚刚跳出文学的框框，就陷入了大众文化的陷阱之中。文化向来都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文学是个人的，而文化则属于乌合之众。美国社会学家戴安娜·克兰在《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一书中就指出，以赢利为目的的文化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则，这里面包含着商业消费、娱乐休闲、个人偏嗜等诸多因素。这些东西更多的是感性的、欲望化的，是反对阐释的。苏珊·桑塔格说：“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反对阐释》）《旗与歌》所树立的正是这样一种传递虚假声音和异化风格的阐释精神。阐释，是沉默视界的反面，是对世俗真实的一种歪曲。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在这个不可理喻的时代，那些硬要表白些什么、形容些什么的人，很难证明自己不是自找没趣。他们满口都是西方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他们所运用的说话方式只能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获得回应。“旗与歌”学术对话的主持人韩毓海那句开场白是有一种别样的幽默：“爱好学术的就这么多人，今晚全来了。”这是何等悲壮的精英立场，何等自我陶醉的优越感。他们的学术话语根源全在内部。他们有一种身份的敏感，将自己与乌合之众区分开来。这种警觉固然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某种角色本能，但是也透出了几分无奈和退缩。“文化研究”是挽救学院、文学、学术对社会的影响危机的一张王牌。在无人理睬的时候，在一个人跳舞的时候，你总得想办法热闹一下，给自己一个体面而舒服的台阶。你玩的是文化，我研究的是文化。孰上孰下，不言自明，让人想起王朔作品的一句话：“你得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你。”这在无意间暴露出了对规训式权力的迷恋。南帆发问：“为什么大家要把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后娘养的孩子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既然是野种就没有必要非往家谱正宗里去挤不可。“旗”是政治，“歌”是艺术，对两者相互纠缠、相互攀附的想象需求，意味着当下知识者价值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