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5-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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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国务院大部分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陆续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多次培训班对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有的还出台了新闻发言人手册，要求新闻发言人“不要撒谎；不要说‘无可奉告’；不要说‘对不起’、‘这件事情尚未证明’；回答记者提问要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将“无可奉告”列为新闻发言人的禁忌〔２１〕。
曾当过我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建议，外交官在回答提问时尽量少说“无可奉告”，以他个人应对记者的经验是“因为这句话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２２〕。
“无可奉告”虽然说不得，但新闻发言人或其他公众人物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也不可能事事都说个原原本本。“按新闻规律办事，全力与世界接轨，以展现中国政府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形象”，这是政治原则，是一种政治理念，但不是政治技术尤其不是应对记者的技术。具体语境中的问答交流，具体的信息追逐与信息掌控之间的博弈真是千变万化，岂能简单到一个不许“无可奉告”了事？１９７７年春天，法国电视二台制作一部题为《二十五名中学生到总统家作客》的电视节目。一名学生问总统德斯坦：“您作为国家元首能不能做到在统治国家的时候不说假话？”总统回答他说：“治理国家可以不说假话，我认为三年以来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秘密是不能说的。”他接着说，“其实，秘密也没有人想象的那么多！目前我至多掌握三四个秘密。”德斯坦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我的脑海里闪现了在我看来是重要的国家机密，例如我掌握了勃列日涅夫选定的接班人的名字，萨达特企图推翻卡扎菲上校的政权……一名女学生以清脆悦耳的声音问我：‘那您能告诉我们吗？’‘不，我不能告诉你们。尽管你们会保密，但一旦告诉你们，秘密就公开了。’全场哄堂大笑。”〔２３〕德斯坦面对的毕竟是中学生而不是刁钻的记者。任何一个人所能提供的都是有限的新闻资源，不仅是因为每个人的所知有限，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秘密公开了就不是秘密了。永远不要说“无可奉告”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比“无可奉告”还要狡猾的替代品。当然，一劳永逸的办法是彻底消灭秘密，记者们愿意这样，公众也愿意这样，但政治家等一类公众人物是不想这样做的。秘密，就其本质来说，是权力的一部分。
注释：
〔１〕《英国连颁两项搞笑文学奖》，《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２〕董桥：《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０４页。
〔３〕斯汀·马丁：《格林斯潘：金钱背后的人物》，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２１４页。
〔４〕〔５〕宋文京：《格林斯潘：仅次于上帝的人》，《畅销书摘》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２７页。
〔６〕〔７〕（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天下风云一报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４４、１页。
〔８〕〔１４〕〔１５〕（美）史塔生：《推动和平》，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９〕（美）尼克松：《角斗场上》，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月版，第７２页。
〔１０〕（美）杰克·海敦：《新闻的采访与写作》，新华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０９页。
〔１１〕王纬：《国际新闻的采访和编写》，《国际新闻界》，１９８２年１期，第３５页。
〔１２〕〔１３〕（英）凯·萨莫斯比·摩根：《我与艾森豪威尔的爱情》，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版，第３页。
〔１６〕袁征、陈宪奎：《问鼎白宫——戈尔与小布什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９页。
〔１７〕周立、龙翔编著：《美国新总统小布什》，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版，第１７７页。
〔１８〕弗兰德·格林斯顿：《总统的魅力——从罗斯福到克林顿的领袖风格》，北方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版，第２６０页。
〔１９〕《索尔仁尼琴拒绝领奖》，《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３年２月４日。
〔２０〕（苏）伊利亚·爱伦坡：《人·岁月·生活》第二卷，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４２页。
〔２１〕《新闻发言人禁说“无可奉告”》，《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
〔２２〕《钱其琛“破例”十记外交》，《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２３〕《德斯坦回忆录——对峙》，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５０页。
总统性丑闻与社会公众的反应
？ 祁民富
读了袁传旭先生《传媒自由与美国宪政制度》一文（见《书屋》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使我想起一件往事，就此信笔写来，作为袁先生文章的一个注脚。
１９９８年春夏克林顿性丑闻案开始曝光的时候，我正准备去美国伊利诺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当时国内传媒对此事也有一些零星的报道，不过由于这些报道都是以花边新闻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并未十分在意。
８月份抵达美国的时候，发现这件事已经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一个中心话题。但在“斯塔报告”公布之前，美国各大传媒对此事的报道与评论，措辞依然十分谨慎，常常冠以“据说”、“未经证实”等字样，大多数文章的标题和媒体版面安排也不显得特别突出。
事件的高潮始于独立检察官科内斯·斯塔调查报告的公开发布。围绕是否公布“斯塔报告”的问题，美国国会曾经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反对公布的一方强调公布这个调查报告可能产生的不良社会后果，还可能危及美国的国际形象；而赞成公布报告的一方，则强调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结果后一种意见在表决中以微弱的优势获得通过。随后，美国的各大传媒迅疾通报了“斯塔报告”上网发布的确切时间。
我记得那是９月份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伊利诺大学学生会宽敞的微机实验室上机。中部时间下午两点整，机房内突然产生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扭头一看，发现机房内的一百多号学生都在兴奋地浏览“斯塔报告”网页！我也迅速加入了这个行列。
“斯塔报告”很长，除了独立检察官斯塔的调查综述和结论性文字外，还包括大量详尽的原始询问记录。斯塔以免于起诉为交换条件，迫使该案女主角莱文斯基做彻底的供述，其中颇多关于性事的细节描述。香港一家网站在公布中文版“斯塔报告”时，曾用“十翻云雨情，香艳胜小说”为标题，读来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但细细一想，还真不算是离谱的炒作。
“斯塔报告”的公布，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后的几周内，美国各大传媒都聚焦到这个问题上。ＮＢＣ电视台一位非常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Ｊａｙ
Ｌｅｎｏ在他的强档节目Ｔｏｎｉｇｈｔ
Ｓｈｏｗ中，公然戴着克林顿的橡皮面具，手持一根硕大无比的雪茄，与三位漂亮的小姐（一式海军蓝贝雷帽和长裙穿戴，扮作莱文斯基状）在电视镜头前且歌且舞，插科打诨，引得观众们哈哈大笑；美国一家著名色情网站此间也遭到“黑客”的入侵，网页上的广告照片与动画都被改头换面，变成了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看起来不伦不类，令人捧腹。余波所及，我的ｈｏｓｔ
ｆａｍｉｌｙ（与外国留学生、访问学者“结对子”的美国家庭）——一对年轻的法学教授夫妇——在一次家庭化妆晚会上，也是一副“克—莱”氏打扮，为了突出“真实”的效果，女主人还特地用鸡蛋清在海军蓝长裙上制造了一摊“污渍”，见到每一位来宾都要特别炫耀一番……克林顿的政敌们借助这个事件搞臭克林顿的策略显然奏效。
经过媒体的这番炒作，克林顿受到沉重地打击。在电视直播的国会特别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他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看起来显得十分拘谨、颓丧和木讷，与往日出镜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充满朝气、机智诙谐的形象判若两人。
我们这一期在伊大东亚研究中心进修的访问学者共有十五人，分别来自中国各地的若干所大学。作为置身事外的中国人，有幸近距离地观看这出政治闹剧，当然觉得很新鲜也很有趣。茶余饭后，我们聚在一起时也常常谈到这个话题，并对克林顿的政治命运作了一些推测。我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常识和价值判断所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克林顿必将下台无疑。
我们的推测并非没有道理。我们知道：虽然一般美国民众的道德伦理观念与中国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注重个性解放的理念使得婚外性关系在美国社会得到较多的理解与宽容，但是基督教教义中的道德约束内容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若干国际性大都会（如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以外的“乡土美国”民间社区中。况且，这种事情发生在总统这样一位公众人物身上，便不再纯然是一个一般的个人道德问题。在支持弹劾克林顿的民众呼声中，我们听到了来自教会和教育界的一股强音：如果我们容忍了克林顿的这种行为，不对他提出弹劾，那么我们将为美国的年轻一代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典范？其次，克林顿政府与美国国会的矛盾，交织着个人意气之争和党派利益之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前此，为了迫使共和党人把持的国会批准一项财政拨款，克林顿曾经动用非常手段，下令中央政府各机关停止办公一个星期，最终国会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克林顿由此获得美国政坛“坏小子”的称号。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将这视为国会的奇耻大辱和克林顿总统践踏民主的劣迹。为了报这一箭之仇，他们可谓处心积虑。任命独立检察官和公开发布“斯塔报告”，在在显示出共和党必欲置克林顿于死地而后快的决心。
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我们的预料。克林顿“硬着头皮顶住”，拒绝主动提出辞职。此后国会又就弹劾总统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因为共和党无法获得国会中多数的支持，不得不放弃这项提案。而在总统性丑闻案件中一度积极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传媒，在经过几个星期的热炒之后，兴趣也发生转移，克林顿、莱文斯基和斯塔的名字逐渐在媒体上淡出。被“黑”的色情网站也恢复了原貌。至此，共和党借助性丑闻事件扳倒克林顿的企图功亏一篑。克林顿在经历了那场令人极度难堪的羞辱之后，依然厚着脸皮做他的总统。
根据我的观察与分析，克林顿之所以能够保住他的总统宝座，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在位期间，美国经济呈现出数十年来少有的繁荣景象，财政盈余不断增加，失业率降至历史的低点。大多数美国人担心撤换总统所带来的政治动荡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其次，Ｊｏａｎ——我们进修班的“班主任”（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告诉我，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之所以主张克林顿留任，并非是因为他们喜欢克林顿，而是因为他们更不喜欢他的法定继任者——副总统戈尔。因此，对这部分人来说，主张克林顿留任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在调查和处理克林顿性丑闻案的全过程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曾经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一般美国社会公众的心理调适能力及其方式。具体一点说，就是大多数美国人是如何实现对克林顿本人由厌恶到宽容的心理转变？毕竟，政治家的道德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啊！
但是我发现，很多美国人在经过权衡之后，很快找到了新的心理平衡支点，即将政治问题与道德问题相互分离。这样一来，整个事件的严重性就大大地降低了。我的朋友Ｂｏｂ和Ｓｕｅ——一对年近七旬的老夫妻——在和我们闲聊的时候说：克林顿与莱文斯基的关系是他们两人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我的另一位朋友Ｄｏｎ——一位严肃的基督教牧师——虽然曾经明确地对我说：克林顿应该受到严厉谴责。但是他又说：在这个问题上，一般人所能做的事，就是告诫他的女儿（们）远离像克林顿那样的人。当我追问他对克林顿去留的具体态度时，他便“顾左右而言他”了。最绝的是一位来自密苏里州的年满八旬的美国老太太，一家媒体曾经引用她的话说：“我们对克林顿的要求，仅限于他努力尽一个美国总统的职责，至于他在床上的事情，还是让希拉里去管吧。”
归纳起来，克林顿性丑闻案调查和处理的经过，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式民主政治的几个基本面相：第一，公众知情权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要义。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任何人都无法逃离公众的视线，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内发生的故事也不例外。克林顿不能以所谓“国家利益”的名义，动用行政权力阻碍性丑闻案件的调查和案情的公布；同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也不能以所谓“个人名誉权”受损为借口向大众媒体发难。第二，党派政治斗争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在宪政法治的框架体制内进行。国会对克林顿的调查和弹劾，以及白宫的应对，都必须照章办事，有法可依。同时，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作为一种外在的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对两党政争起到了强大的约束与规范作用。媒体常常刊登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让各种主张公开交锋，并不断公布民意调查的统计结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事态的发展走向。由此可见，宪政法治与舆论监督是美国国家政治生活理性化的的制度性保障。第三，决定克林顿政治命运的，不是共和党反对派，更不是克林顿本人，而是大多数美国民众。虽然这次没有采用全民公决的方式，而是在国会中进行投票表决，但是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表态，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般社会公众的意愿。第四，大多数美国民众在考虑克林顿总统去留问题时，现实的、切身的个人经济利益的考量显然优先于抽象的、空泛的道德伦理价值判断。换言之，政治家的道德问题固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民众的政治态度并不完全取决于道德因素。政治家同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行与行政才干固然很好，但是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对政治家行政能力的考量优先于对道德品行的考量（当然，这必须以政治家的个人道德问题不影响其对国家政治问题的判断与处理为前提）。这或许可以归结为美国人的务实的经验理性吧。
政治家的个人道德问题和民主、共和两党的党派斗争之所以不至于对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是因为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制约无处不在。比如，克林顿性丑闻曝光以后，并未因为他是美国总统便能逃脱社会舆论的谴责；国会内部反对派可以依法调查和公布总统的劣迹，并借助媒体进行大肆渲染，但是当弹劾总统的议案遭到否决以后，他们便不得不改换策略，另谋扳倒克林顿的合法途径，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一意孤行；国会中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党团阵营分野，但是在决定案情公布和克林顿去留等关键问题上，两党议员都不能不考虑社会公众的心态和反应。克林顿性丑闻得以曝光和他得以留任总统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