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5-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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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化包罗万象，并非只是礼仪习俗。有的文化中，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东西就要砍手，再偷再砍手，把手砍光了，自然也就再偷不成了。有的文化中，男人通奸要受鞭打，女人通奸更要被乱石打死。这也是多样性之一样，倘要说这一种文化与偷东西不砍手、通奸不处石刑的别的样式的文化没有高下之分，我看实在是说不过去。
自由必然产生多样性，民主就是承认多样性。有人就说了，萨达姆统治人民的方式就是多样中的一样，既要讲“国际民主”，岂能以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萨达姆的统治方式呢？我想，按照这样的“齐物论”，秦始皇、希特勒也都是“多样中的一样”，也得让他去“自由”地统治人民，“民主”地存在于国际社会了。
极端主张文化多样性的人，态度与“原教旨主义”主义相似。按照他们的主张，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没有高下之分，平等社会与等级社会没有高下之分，传播自由不自由没有高下之分，教育发展不发展没有高下之分，信息公开不公开没有高下之分……一句话，一些地方的人充分享有公民权利，一些地方的人根本不许有公民权利，这都属于“多样性”的表现，天然合理，没有高下之分。
一个欧洲人，或者一个美国人，说“所有文化都是没有高下之分的”，是否意味着他愿意接受“平等”的另一套文化规则的管制呢？例如他报税时作了假，有人来砍他的手，他与婚外性伴侣作爱，有人来鞭打或者乱石打死他，他们是不愿意的。霍桑的小说《红字》描述的那种规则，他们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他们就是从那种规则中走出来的。当他们承受着这种处罚规则时，他们不会说“这便是多样性之一种”，与通奸了不挂红字没有什么高下之分。２００３年获得首届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波兰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说，文化没有高下之分的论调，“并不是对我们所讨论的其它文化的尊重态度而是侮辱”。
序文的变异
？ 赵 畅
我原来是很喜欢读序文的。周日每每逛书店，我总是拼命往刚出炉的新书面前挤，以一睹序文为快。只要能撩动我心，适合我阅读的，我必掏袋而购，不论贵贱。
然而，渐渐的，我有了逆反心理，对有些序文更是生嫌厌之心。何故？原来，这些序文大多成了清一色的“报喜不报忧”、尽言至善至美的东西。细细读上一遍，现代汉语中凡最能歌颂人、褒奖人，最能调动人的情绪的好词佳句，大抵都能在这些序文中找到。难怪，有人不无揶揄曰：“地道的马屁文章。”
序文，作为一册书籍的起领文章，一把引导读者登堂入室的“钥匙”，自须对书籍作出总体评价，根据需要，还可以对某些重点章节中富有特色的创作思想、创作手法进行必要的有重点的解析、阐述。然而，任何一册书，不管创作有多成功，白璧之中必有微瑕。作为序文，自当秉着“好处说好，阙处说阙”的原则，做到有褒有贬。这般序文，才能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事实上这既是对读者负责，又何以不是对作者负责呢？
从直观的角度看，序文如斯式微，撰序者当负其责。然而，撰序者多有难言之隐呵！撰序者基本上是那些为人所知的文人雅士、学者名流，作者之所以请这些名人名家替自己新书作序，谁能否认不是看中了他们的知名度，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呢？这心照不宣之秘，对于撰序者又何以没有“灵犀”？在朋友相托、盛情难却面前，在润笔多多、利润诱惑面前，这些撰序者大多听其使唤而去。更有甚者，竟不看原作而只是在作者授意写就的吹捧序文上签上大名就告“完稿”。真该问一声这些所谓的撰序者：你没有一点被“强奸”的感觉吗？
真正的序文确乎不好写，当你面对读者，指出书中的不足之处时，怕会得罪作者甚至出版者，但一个真诚的撰序者，决不会忽略书籍里的美中不足之处。由此笔者想到了茅盾作序一事：１９３０年初，戏剧家阳翰笙请茅盾为自己的长篇小说《地泉》再版作序。茅盾直言不讳地说：“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作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它。”阳翰笙笑了笑说：“批评也是好事。”后来茅盾在序中果然作了极其尖锐的批评，以至称“从总体上看，是一部很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作品”。《地泉》再版时，阳翰笙竟一字不改地将这篇批评序文印在了里面。一个豁达，一个雅量。
序文理所当然地还原其本来的真实面目，这于作者、撰序者、读者何以不是一种福祉？
他的百姓
他 的 百 姓？ 黄永厚 文画他是谁？唐高宗时万年县县令杨德幹，又怎么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宦官仗着高宗李治的宠幸，随便放鹞子在百姓地里乱窜，毁了他们的庄稼，被杨德幹下令捉去打了廿板子，还把肇事鹞子的脑袋悉数拔了。当时万年县和长安县同治于都城，这倒霉的宦官便飞快地一把鼻子一把眼泪，袒露着被打的身子到高宗面前告了御状。按说在皇上面前袒露身子是有欺君之罪的，他既是皇上宠幸，在宫里做什么都属皇上私事，皇上不在意，别人就管不着。妙的是这位皇上对状子的表态：“你明知（杨德幹）这汉子脸不好看，干吗去招惹他的百姓呢？”竟不予追究。译成白话，意趣全失了，复原一下吧：“你情知此汉狞，何须犯他百姓？竟不之问。”（所引均见中华书局版《隋唐嘉话》）老实说，皇上、地方官、百姓之间多少复杂难缠的关系，被李治这“他的百姓”四个字说得如此明明白白，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听说呢。
姚 安
？ 韩 羽 文画
钟惦棐先生倡议合作《聊斋插图》，他编选并作序，我画。
选目有《姚安》。姚安不止是个大男子主义者，且是性变态狂。蒲翁对这个性变态狂写得甚妙，颇有点现代所谓的“意识流”。当他因妒生恨神智狂乱误杀了妻子之后，忽而看到“女（其妻）与髯丈夫狎亵榻上”，忽而听到“淫溺之声，亵不可言”，蒲翁说这是“新鬼为厉”，其实不就是变态心理的幻视幻听？
惦棐先生问我：“姚安最不放心的是什么？”我说：“书上写着哩：‘女欲归宁，则以两肘支袍，覆翼以出’，最不放心他妻子。”他说：“你再说具体一点。”我怔住了，虽然心里明白，却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话语回答。他说：“他最不放心的不就是他老婆的裤腰带！你画姚安用锁头把老婆的裤腰带给锁上如何？”一语破的，入骨三分。这用锁头锁裤腰带的荒唐行径，不正是姚安心理状态的形象化？不正是淋漓痛快地对他的嘲讽与鞭挞？不正是不为文学细节所缚却又紧紧扣住了文学主旨？不正是大胆夸张之如刘勰所说“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
这是１９７７年的往事。惦棐先生也已久归道山，墓木已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