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5-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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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澧 人
书屋讲坛 城乡二元社会是怎样形成的？何家栋
喻希来
说长论短 齐人物论（续五）张远山
周泽雄
说长论短 这叫“审读”吗？朱 正
说长论短 呼唤学理精神傅惠成
灯下随笔 思量“基尼系数一国两计论”黎 明
灯下随笔 历史偶然性的重合雷池月
灯下随笔 说“饭局”、“片子”兼及其他王子今
书屋品茗 “接班人”的忧思和痛切彭明道
书屋品茗 理性和原始之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残 雪
书屋品茗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黑 马
书屋品茗 自由主义：普遍的抑或多元的？毛兴贵
书屋品茗 真隐士与假隐士楚 人
其人其事 射击与坚守：胡风的狱中写作刘志荣
其人其事 “疯狂天才”？作秀大师？朱亚宁
其人其事 伯里克利的政治伦理思想李长林
前言后语 可贵的锋芒秦 晖
前言后语 中国道路：二十世纪的两次选择应克复
补 白 制度是怎样建立的？高志虎
补 白 如何面对大众政治热情党国英
封 二 爱之永恒杨福音 画
封 三 小丑的胡须韩 羽 文画
《书屋》2003年第五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澧 人伊拉克战争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基本结束了，美英联军控制了伊拉克全境。被诸多媒体渲染多时的巴格达城市巷战顿成泡影，徒令许多想看一场血腥搏杀的人失望。
这场战争以如此快的速度走向终结，一方面是因为美英联军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也植根于伊拉克国内的政治问题。在电视上，一个伊拉克人宣称：“伊拉克就是萨达姆，萨达姆就是伊拉克。”这句话在逻辑上是否成立且不去说它，但它只代表一部分伊拉克人的心声则是无疑的。萨达姆政权的反对派可不这样认为，他们想说的是：“伊拉克不是萨达姆，萨达姆也不是伊拉克。”伊拉克进行的是一场反入侵的战争，而萨达姆政权居然需要以悬赏的方式鼓励公民攻击敌军，这一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
巴格达哪里像第二个斯大林格勒，它几乎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中国的一位军事专家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好把巴格达的不设防归结为伊拉克人的懒惰。此论甚奇，其实不值一驳。毛泽东曾经说过：打仗没有什么了不起，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重要的是政治，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套用一下，似乎可以这样说：做军事评论员没有什么了不起，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谈得清就谈，谈不清就撤。重要的是政治，不懂政治的人就做不好军事评论员。
战争一结束，伊拉克重建问题成为焦点。大多数国家期望联合国从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个心愿固然不错，但条件是美国、英国必须合作。它们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拿下了伊拉克，要指望它们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与联合国很好地合作，其难度是可以想见的。美国、英国会试图按照它们的国家利益和价值标准重塑一个伊拉克，并改变整个中东的政治地图。其军队也很可能会长期在那里驻扎。在美国、英国看来，萨达姆政权既专制又邪恶，所以必欲推翻之而后快。它们不惜以血与火的方式，也就是用不民主的方式向伊拉克输出“民主”。但这一意识形态的考虑显然又是服务于美、英的国家利益的。
萨达姆政权不在了，但伊拉克这个国家依然存在。一些人认为，“战后”的伊拉克会成为美、英在中东的一块“民主”试验田，但耕耘这块试验田，只怕不会怎么得心应手。伊拉克人将不断地向它们发问：你们究竟什么时候走？
华夏民间俗信宗教——关圣帝君关帝圣君，又称“荡魔真君”、“伏魔大帝”等，简称“关帝”，亦与万世师表之“文圣人”孔子并立而被推崇为“武圣人”。原型为历史上之真实人物关羽，其形象乃至声名，通过《三国演义》的传播使人们耳熟能详。
关帝是华夏神谱中少有之为儒、释、道三教同时纳入祭祀谱系的人（神），据称有司禄命、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辟恶、诛叛罚逆、巡视冥司、招财进宝、庇佑商贾等全能法力，不止为帝王推崇、民间信奉，还有行伍、教育、命相、理发、屠宰、酱园、豆腐、银钱、皮革、庖厨等二十余种行业将其作为保护神祭祀。此即一联语所称：“三教尽皈依，九州隆享祀。”
关帝庙因此成为旧时最多的神庙。清代乾隆时，仅在北京城内就有一百一十六所，几乎占当时全城庙宇总数的十分之一；民间更是家家供奉关帝。此崇信普及程度至今仍见于港台等地，如香港影片中常见之警局必备的关帝神龛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关羽之声名初不彰显，将其神圣化乃是宋代以后事，亦为中国传统造神文化的产物。其最初之造势，并非如同城隍等神祗首先产生于民间，而是出自官方，目的是以神道设教，为世人树立封建纲常道德之模范。一般而言，民众取其义而为自身楷模，君主取其忠而让他人效法，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两种价值取向在关羽身上得到了最佳的结合。
自宋迄清，关羽神圣化封赠之品位由“王”而“帝”而“大帝”，全是褒奖之辞的精心堆砌。历史上，除完全虚构的神仙外，无论是世俗君主还是被神性化的人，尚无任何人敢于自称或被称之为“大帝”，关为一特例。
（万 方 文）
城
乡二元社会是怎样形成的？
？ 何家栋 喻希来
在世界各国，城乡分治只涉及行政建制与辖区划分以及政府组织与职能的繁简，而与居民的身份无关。市民抑或农民，只是一种职业或居住地的标识，并不存在一种行政上的身份管制或迁徙壁垒。在当代中国，却于城乡分治的行政建制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了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这种社会制度的核心是僵化的、强制性分类的居民身份制度（户籍制度）。不同的身份享受截然不同的社会待遇，它是由一系列具体制度建起来的，包括：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上述十几种制度性的城乡差异，将中国农民置于近乎二等公民的境地。个人没有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自由，更没有选择居民身份的权利。市民身份（非农业户口）和农民身份（农业户口）是前定的，子女的户口类别随母亲，如果母亲是农业户口，即使父亲是非农业户口而且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子女也只能登记为农业户口；即使子女长期随父亲居住在城市，也无缘改变自己的身份。只有政府才能改变一个人的身份，从而决定他一生的命运。这种城乡隔离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制度障碍，并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建制上的城乡分治变成了城乡合治，在政策的掌握尺度上略有放宽，但是城乡隔离二元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打破。
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说来不可思议，它的出发点，恰恰是要“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这种自由的历史，就是从“保障自由”到失去自由。现行户籍制度的前身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保甲制度。户口登记制度以户为单位，不同于以个人为单位的公民身份证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控制，而不利于个别家庭成员的迁徙和城市化。但在1949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初期，它还没有成为政府控制城市人口的工具。1951年7月16日，经政务院批准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在城市中一律实行户口登记，其第一条指明制定该条例的目的是“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11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公安治安工作会议指出：“户口工作的任务是……保证人民居住迁徙之自由。”1953年4月，政务院发布了《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并制定了《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通过这次人口普查在农村建立了简易的户口登记制度。1954年12月，内务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普遍建立农村的户口登记制度，加强人口统计工作，并规定农村户口登记由内务部主管，城镇、水上、工矿区、边防要塞区等户口登记由公安部主管，人口统计资料的汇总业务由国家统计局负责。1955年6月，国务院发出《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对人口的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等变动登记作了明确规定。1956年2月，国务院指示把全国的户口登记管理工作及人口资料的统计汇总业务，统交公安机关负责。3月，全国第一次户口工作会议规定户籍管理工作的任务是“证明公民身份，便利公民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统计人口数字，为国家经济、文化、国防建设提供人口资料；发现和防范反革命和各种犯罪分子活动，密切配合斗争”。在这一时期，还没有通过户籍制度对人口迁徙加以限制。1954年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1954年至1956年是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全国迁移人数达七千七百万，其中包括大量农民自发进入城镇居住并被企业招工。
户籍制度的普遍建立为政府对基本必需品的统购统销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手段，反过来，粮食等基本必需品的统购统销又为限制人口自由迁徙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控制工具。1953年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所有私营粮商，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一律不准私自经营粮食”；“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1955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农村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前者规定：对全国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并发给供应凭证的制度，供应凭证分为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四种。后者规定：除缺粮的经济作物产区人口、一般地区缺粮户、灾区的灾民外，农业人口一律自产粮食。这样一来，没有非农业户口从而也就没有粮食供应凭证的农民，如果自发迁移到城市中来，首先就会遇到无处觅食的困境。由于粮食统购统销和农村合作化的极速发展极大地打击了农村生产力，降低了农业生产率，政府面临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这就使控制城市人口成为当务之急。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做好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工作。1958年1月9日，毛泽东以主席令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根据该条例，户籍管理以户为基本单位。只有当人与住址相结合，在户口登记机关履行登记后，法律意义上的“户”才成立。户分为家庭户和集体户。公民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户口，一个公民在同一时间只能登记一个常住户口。公民在常住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地方暂住三日以上的须申报暂住登记。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以内须申报出生登记，并随母落户。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必须在迁出前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注销户口。不按条例规定申报户口或假报户口者须负法律责任。《条例》第10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样就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并以法规的形式限制农村户口迁往城市。1958年9月和1962年12月，有关部门先后规定：“对农村县镇前往大中城市”及“中小城市迁住大城市的，特别是迁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五大城市的”，要加以控制。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的规定》，确定了户口迁移的主要原则：“从农村迁往市、镇（含矿区、林区等，下同），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从其他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加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迁往大市，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农村或国营农场、蔬菜队、经济作物区的，应适当控制。”至此，以城乡二元为基本框架，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镇（含矿区、林区等）、市郊镇郊农村或国营农场、蔬菜队、经济作物区、一般农村梯次构成的等级制社会结构便完全成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的有关规定明显地与宪法相抵触，是严重违宪的立法。在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制定的三部宪法中，更是干脆取消了“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规定。
城乡隔离二元社会的形成，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赶超战略”和计划经济的产物。重工业、军事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在资金数量相同的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就意味着比优先发展轻工业大幅减少城市中的工业就业人口。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是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工业人均资本拥有量大体呈下降趋势，而中国从1952年到1978年，每一工业劳动力占有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了四点八倍。据专家估算，如果不实行“赶超战略”，以相同数量的工业资本积累，应能增纳工业劳动力一万七千一百一十三点七万人，而实际只吸纳了八千零九十一万人。同时，政府也不愿意把建设资金花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安置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上。五十年代确定的城市建设工作方针是：首先集中力量建设那些有重要工程的新工业城市。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建设不多的某些大城市和一般的中小城市，虽然还有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地方和目前还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要求的地方，但这些城市只能进行一般的维护检修，基本上不可能进行新的建设。为了集中力量保证工业建设，就是在各个重点城市中，也应以直接为工业生产服务的道路、上下水道、工人住宅等工程项目作为建设的重点。其他的生活福利设施虽然在做城市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但在建设的步骤上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必须随着工业的发展逐步地进行。1955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坚决降低非生产性建设标准》的指示，将城市基础设施作为非生产性项目，要求压缩投入，降低标准。如果放任农民自发流入城市生活居住，势必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要求，分散直接为工业生产服务的建设资金。在另一方面，由于统购统销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式损害农民利益（有人估计1954—1978年间总额达六千亿元，超过名义上的农业税两倍），导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倒退，对城市居民供应足够的粮食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陈云曾说：“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就促使中国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