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5-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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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一次“工作会议”，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开得比“人大”的时间还长。为什么？就是因为在研究《二十三条》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加深了。这使毛泽东对由他亲自选定、并已经得以全党确认的“接班人”刘少奇，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接班人”问题就在这时，忽然深深地困扰着毛泽东，他为此感到忧虑、烦恼、愠怒，甚至在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可名状的痛切。
在党内，刘少奇的“接班人”的地位，其实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时就确定了。虽然在七大选举中刘的得票排名第三（排一、二者是毛泽东、朱德），但从这时开始，协助毛处理党务，在特殊情况下代替毛主持中央工作的，都是刘少奇。1945年8月毛赴重庆谈判，刘在延安代理毛的职务；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与敌周旋，刘则受命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当时毛曾通告全体中委，如有意外，就由刘为首的“工委”代行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新中国成立后，毛在出访苏联和生病时，都是由刘主持中央工作。刘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从1945年起直到1955年由邓小平接替（此时，党中央已设书记处，原中央秘书长改为总书记），达十年之久。1958年底，毛泽东提出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辞去政府职务。于是，在1959年4月20日的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便顺理成章地当选为国家主席〔2〕。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曾多次受到毛的“接见”。尤其是中秋节那天，毛在武汉的东湖客舍又一次会见蒙哥马利。他们交谈的问题很多，也很融洽。当蒙哥马利问到毛的健康状况时，毛幽默地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呀（毛当时68岁——彭注），到时候，我就要去见我的上帝了，我的上帝是马克思啊！”蒙对毛的幽默大惑不解，于是他就直爽地问到了毛的“接班人”问题。当时，毛肯定而爽快地回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我死后，就是他。”〔3〕
同样意思的话，在1957年访问苏联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说过。
可是，自从毛泽东发动那场灾难性的“大跃进”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之间产生了裂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毛泽东将“阶级斗争”理论不断推向高峰，他们之间的这种裂痕也在不断地加深扩大。
众所周知，“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从“全民打麻雀”开始，毛似乎找到了一种写诗一般的“灵感”和“激情”。他觉得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不断地搞群众运动，就能使经济建设出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此期间，毛泽东虽然也看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也曾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以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作过一些有限的调整，甚至也承认自己对“高指标”等问题负有“责任”，但是他心灵深处的“大跃进情结”却始终没有松动过。谁要触动这个“情结”，他就会把谁当做“敌人”。庐山会议便是最好的例证。
于是，当时对于“大跃进”灾难性的后果，“天灾人祸”，
“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便是最好的解释。这里的所谓“天灾”，据说是指1959—1961年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4〕；
“人祸”则更多的是指“苏修逼债”——这是毛泽东比较满意的解释。
但是，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却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说的“人祸”，更多的是指全党在组织“大跃进”过程中的错误。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于是，分歧由此肇始。
在l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大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从此“左”的错误不断升温。1963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前十条”，并以它作为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的依据。当时，毛泽东估计，“基层单位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为了纠正“社教运动”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刘少奇在同年9月又主持制定了一个“后十条”。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事实上，“前十条”与“后十条”，并无根本的差别，都是当时进行“社教运动”的纲领。只是“后十条”对形势作了更严重的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后十条”虽然继承甚至发展了“左”的思想，但也作出了许多预防偏差，特别是防止“左”倾偏差的政策规定。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两个“十条”下发全国城乡，也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毛泽东的不满，主要是“前十条”是他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一个小型会议制定的；而四个月之后，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搞出了这个“后十条”。他说：……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5〕
从北戴河会议开始，刘少奇确实在认真地向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靠拢。平心而论，当时在狠抓“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上，中央高层领导应该说是一致的。在组织指挥“四清”的过程中，刘少奇在各地讲阶级斗争的形势，讲得比毛泽东还要严重。他强调干部要下去“蹲点”，说现在搞调查研究，按毛主席过去（开调查会）的方法不行了。他的夫人王光美到下面去“蹲点”，很快就搞出了一个“桃园经验”，到处作报告。这一切，对于极其敏感的毛泽东，当然是很难接受的。对于“桃园经验”，毛泽东开始还给予肯定，不久，他的口气就变了，说那是搞人海战术，烦琐哲学。就在这年（1964年）12月毛泽东过生日的那天，他发了一通脾气，话中有话：“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而且，就在第二天（12月27日），毛泽东严肃地提出：党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这已经是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工作会期间的事了。〔6〕
事实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早已有所流露。那年11月，在一次听工作汇报时，毛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可惜的是刘对这些话的弦外之音，似乎没有听懂。
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开会之初，负责组织会议的邓小平，以为这只不过是一般的工作会议（只是讨论一个“工作条例”），出于一种好意，曾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
毛泽东对此非常恼怒。第二天，毛不但参加会，而且在会上大发脾气。他说：不是有两本书吗！一本叫《党章》，一本叫《宪法》。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嘛。可是，现在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这样的话从毛泽东的口里说出来，应该是惊天动地了〔7〕。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农村的矛盾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刘少奇则对这些看法表示不赞成，甚至反对。他认为农村的矛盾是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解决什么，不要把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就这样，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平心而论，如果只是工作上和认识上的分歧，再激烈的争论也是正常的。问题是毛泽东对刘早已心存芥蒂。因为当时是“中央工作会”和“人大”同时召开。这边吵架归吵架，那边选举仍然照选。就在刘少奇再度当选为国家主席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上批评他“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十天后，毛泽东在和大区书记谈话中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而且，关于这个“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耸人听闻的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不在党内谈，却反复地和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过。从1963年5月起，他先后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的金日成、日本共产党的夸田里见等，直通通地谈过这个问题。甚至问金日成：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弄得人家手足无措。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向大区书记们端出他这块“心病”。
看来，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彻底丧失了信心。
这个问题，在“文革”中得到了证实。1970年斯诺访问中国时问过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那就早啦。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当场就反对。”〔8〕
可以断言，1964年12月，在毛泽东生日前后，这位跨过古稀之年的老人，对于自己编织的“接班人”之梦，已经感到在开始破碎了。
三
如果对“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样的戏谑之言也作点认真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捕捉到毛泽东的一丝心迹。他68岁的时候，就以幽默的方式说自己“还有一个五年计划”。现在，七十刚过，“接班人”却“出了问题”。他焉能不生出深深的忧虑、烦恼和痛切呢？
毛泽东的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必须保证他“亲自缔造”的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从进入六十年代开始，他在一片歌颂声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这时，以林彪为代表的“造神运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不但对“山呼万岁”早已习以为常，而且，对于什么“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四个伟大”、“最高最活”、“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一开始他都是接受的。另一方面，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曾使他极度反感，而由“反斯大林”引发的“修正主义”思潮，更使他的神经处于一种极度亢奋和紧张的状态。曾经是大智大勇的毛泽东，这时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种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同时又是自我恐惧之中。他总觉得，他不单属于中国，也应该是属于世界的了。他必须高举起“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而要举起“反修”的大旗，首先就得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筑起一道“反修防修”的高墙。所以，中国和“苏修”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反修”的大论战的作用有三：一是将“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化、系统化了，为以后的“左”的错误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在“四清”运动中“左”的错误不断升温，为后来的“文革”打下了“实践基础”；三是在“反修防修”的过程中，将对毛的个人崇拜不断推向极端，为“文革”这场浩劫营造了政治和社会的心理条件。又正是这场大论战，使毛泽东不断地在党内寻找“敌人”，而且总觉得他身边有敌人，“赫鲁晓夫”就睡在他的身边。到了这次中央工作会上，他终于“发现”身边的“赫鲁晓夫”竟然就是他的“接班人”。几年来，他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但搞得全党无所措手足，使得全党全国的阵脚大乱，同时，也搅乱了他自己的思维，减损了他自己的智慧，使得他的精神状态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困境。
上述给田家英的那张“条子”，就是写于他这年生日发脾气后的第三天。
因为，他忽然想起了这首《三垂冈》诗。
四
《三垂冈》的作者严遂成，字海珊，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在清代诗人中，声望并不很高。沈德潜的《清诗别裁》没有选入他的诗作。严生于1694（康熙三十三年），卒年不详，雍正年间进士。沈德潜虽然比他大21岁，但沈活到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97岁才去世。这时候，严应早已作古了。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清诗别裁》未选严诗。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只是说“海珊（严遂成字）自负咏古为第一”。在《诗话》卷二第六十二则中，他在赞扬几首咏岳墓的诗后，顺笔提到了《三垂冈》。平心而论，三垂冈战役只是一场恶战，称不上“战役”；《三垂冈》诗在汗牛充栋的咏史诗中，也难入上乘。但毛泽东的忽然钟情于它，自是别有隐情的。
始于公元907年，延续近半个世纪的“五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李克用本是沙陀部人，从小随父征战，当黄巢攻占长安时，他受召为代州刺史，出兵攻打黄巢，收复长安，被封为河东节度史，赐姓李，后封晋王，长期与朱温作战，有一出《沙陀搬兵》的戏，敷陈其事，将李克用描绘成英雄，流传甚广。
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生于公元885年（唐僖宗光启元年），5岁的时候（唐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曾随乃父校猎于三垂冈。李克用在酒酣耳热之际，听到伶人唱起了陆机的《百年歌》，忽感老之将至，感慨万千。他指着儿子说：“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果然，过了十九年，李存勖在这里殊死苦战，大败梁军。朱温听到消息后，感到很恐惧，叹息道：“生子当如是……”这年，李存勖才24岁。一仗把敌人打服了，应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事。所以《幼学琼林》中有句云：“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羡孙权之语；生子当如李亚子，朱温赞存勖之辞。”这些史事和名句，幼年读过八年私塾的毛泽东，应是烂熟于心的。
在“接班人”问题的忧虑与困惑中，《三垂冈》这样的诗，对毛泽东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共鸣。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这样的句子，此时此地，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会牵引起怎样的狂涛！
他当然会想起他的爱子岸英。
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爱情的结晶，1922年出生于长沙。1930年11月开慧遇难后，岸英三兄弟被送去上海进了大同幼稚园。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幼稚园也被解散，小兄弟便流落街头。直到1936年，党组织找到岸英和岸青，才将他们送去苏联。1940年，岸英加入了苏联共青团，先后进入舒亚军事学校、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3年加入了苏共，参加过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任坦克连指导员。1946年1月，岸英从苏联回国，先后在中央情报委、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又到山西、山东等地搞过土地改革。北京和平解放后，他是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先遣队员。随后，他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去北京机器总厂任中共总支副书记。当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时，他是当面向彭德怀报名去当志愿军的。彭德怀对岸英要随他赴朝的事，是非常犹豫的。当时，毛泽东端起一杯酒，对彭说：“那我就替岸英求个情，你收下他吧！”很显然，父子俩对这件事是商量好了，并共同作出决定的（见毛新宇《我的伯父毛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