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5-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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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真”，既不是指现实主义真理所声称的“真实性”，也不是可以当作大棒“横扫千军”的“客观真理”，这里的“真”指的是主体心灵上的“真”，即他在上文所说过的“意实”与“情真”——即对于自己所宣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仰，还是追随潮流，“惟顺大势而发声”。在这一点上，胡风与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表达的精神立场，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真正的主体性的树立，需与自己的本心经过摩擦，而非凭借外来权威或仅随大势而发声。对于鲁迅的这一精神立场，张新颖吸取木山英雄与伊藤虎丸的意见，对之作了一个集中的阐发〔11〕。他认为，鲁迅从章太炎的“以国粹激动种性”〔12〕“这一思想的理路和架构中继承了核心的精神，即以个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为根本要务，而要完成此种确立，则必须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必须从个人最深切处出发，仅仅靠引进的西方近代观念，靠流行的种种新式说词，是完全不足恃的。他早期的论文之一《破恶声论》（一九○八年），就像章太炎一样对引进的、流行的‘恶声’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指斥，而与此相对，则标举出根植于个体之中的‘心声’、‘内曜’、‘白心’等概念。置于全篇之首的‘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一句，显明地揭示出鲁迅思想关注的重心：‘本根’。而这民族、国家的‘本根’，实系于个人的‘本根’，所以接下来就说：‘吾未绝大翼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关其内曜。内曜者，破晦暗者也；心声者，离诈伪者也。’”〔13〕在下文，张新颖特别引用伊藤虎丸对“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这句话的阐述，进一步说明鲁迅的这种精神立场。伊藤虎丸认为：“鲁迅所说的‘伪士’，（1）其议论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2）但其精神态度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惟顺大势而发声；（3）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14〕鲁迅后来屡屡批判的“正人君子”、“做戏的虚无党”，他潜意识中出现的“无物之阵”，也显示出这一思路的延续性。
可以看出，在世纪初写作《破恶声论》时的鲁迅，与在20世纪50—70年代系身牢狱的胡风，面对与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他们也作出了基本相同的选择，从这里，很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连续性与知识分子精神立场上的连续性。如果说有一个鲁迅的精神传统的话，这一点应该是鲁迅传统的重要内容。在另一方面，胡风所面对的文官集团及其主宰下的“文场”，他主要的批判者与敌人，其精神立场与鲁迅所批判的“伪士”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只是与其“先驱”相比，他们的思路显得更加狭隘，心灵更加萎缩，他们已经没有足够开放的眼光从异域吸取新知，所有的言行惟有依据“经典”教条和政治权威。不必在意他们的言行正确与否，他们仅仅是顺随权威与大势而发声，并没有与自己的心灵发生摩擦。在另一方面，因为和现实权力的结盟，他们在“掩诸色以晦暗”、“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时则显得青出于蓝。实际上，他们的凶残和没有独立的精神立场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精神立场和主体性，类似于鲁迅后来屡屡批判的“做戏的虚无党”，所以，他们才能够在依据权威、教条“以理杀人”时，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胡风在狱中对“假”、“伪”与“做戏”的不懈批判，其实在另一方面也就昭示了自己的精神立场，所谓“厌听装腔假气娇，敢忧雨顺与风调”（《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四》）、“卅年苦斗遗言怒，再斥文场旧鬼多”（《次原韵寄慰三郎并请正耳兄·二》）、“耻举木枪充武士，愧抓泥印扮文官”（《怀春室感怀·记往事》（二））、“懒执皮鞭当马弁，愿吹牧笛做羊官”（《怀春室感怀·记韵事》）等等，已经流露出一些信息。在《怀春曲》的《大号音——对口四晨歌》中胡风对自己的冤案发生的原因有一个清醒的概括：“误会因何起？疑团为啥生？惟人羞拜物，信实怒争真。”这里所说的“怒争真”应该不仅是对“真理”的追求，而且也包括对探求“真理”时精神立场上的“真”的追求。所以，一部《怀春曲》通篇抒写的其实就是“求真”的历程，在一开始的《短笛音》中胡风写道：“爱恨如何辨？友仇怎么分？热、光皆互引，水、火定相争。哭、笑如何发？悲、欢怎么生？悲、欢生色相，哭、笑发声音。理待声音实，情求色相真。”这里的“实”与“真”，一开始就标举出了自己的精神立场，原情度理、喜怒哀乐，都从这里自然生发，而爱恨友仇的分界，也从这里开始。从《怀春曲》中离析出去单独成篇的《勿忘我花赞》，通篇也是在歌颂“意实”与“情真”，并且自己担负起“誓尽传真责，倾诚告接班”的责任。“意实”与“情真”的重要表现就是“惟人须血热”，失却这一点，就会沦为教条主义者的“空”与“假”，没有固定的精神立场，随物俯仰，忍心害众，以理杀人，对这一点胡风一贯有尖锐的批判，如“教条空吓唬，修正假逢迎；吓唬名欺众，逢迎实害群！”“教条贫血冷，修正黑心瞒；血冷挥明棍，心瞒使暗钳；明神拦道路，暗鬼拆城垣！”（《怀春室辑余·勿忘我花赞》）等等。在胡风狱中诗歌里，将“真”与“伪”对举，崇真斥伪，类似的例子很多，如悼念丘东平的诗歌中出现的“朝中党内多沉痛，岂有真亡假不来”，“敢指文场嗤白脸，何堪武道苦黔顽”，“丹心耿耿倾声泪，叹绝情真一代师”（《次耳兄悼东平原韵》其一、其二、其三），“敢是敢非真待友，装忠装顺假称臣”（《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其一）。对于像丘东平这样的“敢是敢非”的“情真”之士，胡风一贯有真挚的认同。本来，对“诈伪”、“阴险”的批判的另一面，就是对自己的“实”与“真”的坚守与树立。这其实是一种对“赤子之心”的坚守，类似鲁迅在《破恶声论》中用“心声”、“内曜”、“白心”等概念表达的对离开诈伪的个人的主体性与精神立场的坚守。从这一点看，胡风狱中诗篇里“愚忠”的心态显示出的情感的复杂性又有其精神立场上统一和一致的一面。所以，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在深受其苦之后，胡风狱中的“射击”，不仅仅是意气用事和理论之争，也不仅仅是社会批判，他所揭橥的更是精神立场上的真伪之辨。这是胡风所继承的新文学传统中鲁迅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狱中的胡风所殉的“道”的根本。这一点历来不为人注意，甚至有许多人认为胡风攻击的“文侩”、“文官”等是宗派性激化的表现，但实际上胡风对文侩、文场、官员的批判，在其自身来说，确实有精神立场上深刻的分歧。对这一点的忽视，可能导致对胡风留给后代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的遗忘。
胡风对精神立场上的真伪之辨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精神传统的延续，同时，即使是在狱中，他的思想仍然在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很有超前性。譬如说，他对真伪之辨的思考进一步深入到了语言层面，表现出对一种腐败的语言的深刻的清醒。这尤其体现在1965年9月写给梅志的一封信中。在这封信中，胡风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将语言看做“思想的实现”，而在实践之中，感觉与思想是二而一的东西，所以语言“所表现的既是思想也是感觉，二者为一物的两面，恐怕连抽象的逻辑语言都可以这样说的”。胡风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从基本性格上说，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将语言看作对由客观事物引起的感觉、思想的反映的语言上的反映论，与本世纪一些语言学方面的新进展（如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有相当的差距。但是胡风的思考实际上有自己的出发点，他关注的是“为什么又出现了极不老实、极不诚恳的语言，像‘错误的’、‘糊涂的’、‘低能的’、‘欺骗的’、‘无耻的’、‘丑恶的’、‘黑暗的’、‘凶恶的’等等语言呢？”胡风认为这种语言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认识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则出于统治者对这种错误的利用以及有意识的捏造。他尖锐地指出了这种虚伪的语言毒害人的感觉与思想的危害：
在统治阶级利用下的这种语言，有的原来就没有实际事物和运动的感觉（例如“圣人”、“天命”），有的在这样的运动中失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感觉，即所谓陈词滥调。这就反转来加深了认识上的错误。剥削阶级的思想文献，绝大部分是这种东西。这种东西，除了以思想内容本身毒害人以外，更可怕的是，它使人的感觉伪化，因而使人的思想力虚化，也就是，完全拒绝新鲜的具体的事物和运动进入受害者的主观世界。这就是所谓“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两千多年来圣贤之徒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15〕
对于本世纪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其思考不约而同都接触到这个问题，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在监狱中思考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麻痹奴化作用，又如奥威尔在其著名的《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中揭示的语言的统治功能。在前一部小说中，语言的败坏表现为一种诡辩，例如“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平等”；在后一部小说中，语言的败坏表现为对之的有意识的控制、缩减，例如编纂“新词”词典有意识地消灭语言中原来含混复杂的词汇，使之成为标准、统一、简单的“新词”，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对词语与语言的控制就会塑造出一代代在其范围之内思想与感觉的新人，对语言的控制最终达到对人思想与感觉、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控制。胡风的思想显然也自发地达到了这一点。在和外界隔绝、缺乏思想交流的基础上，他的这种思想显然是来自于现实在他的心灵上的强大的压力。所以，胡风在这里并不是对语言和历史泛泛而谈，他的思考有特殊的现实处境的刺激。实际上在这里，胡风可能是在从语言角度，对缠绕他、笼罩他、使他不能脱身的教条主义者，乃至整个时代的败坏的语言，进行探本溯源的清理。胡风在过去的论战中，多从参与实践斗争的爱爱仇仇的主观战斗精神这一面与之作战，在这里，他却很难得地将对之的思考深入到语言的层面。在这种情况下，败坏的语言实际成为维系统治、使之获得合法性的惟一依据。胡风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65年，正是阶级斗争的话语愈演愈烈的时候，对于“文革”中新的一轮对语言的毒化与控制，胡风不知道有没有预感，但是，他写下了这样两段很有启示意义的话语：
但反映革命思想的语言，如果脱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从语言本身说，那同样也可以成为陈词滥调，那就是所谓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新八股、庸俗社会学的语言即文风，像毛主席在关于整风的文章中所痛切斥责的。这种东西，同样会使人的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具有点金成石、化神奇为腐朽的“本事”，也就是“祸国殃民”。
……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是使人的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的文风，即令它打的是堂皇大原则的旗子，到时机一转，那些原则话（空洞话）和过头话（积极话或漂亮话）所造成的如花似锦的大戏场，即刻现出全是假相的本质，变成最卑污的东西。〔16〕
胡风将现实生活中这种使人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的堕落的语言与文风，称之为“圣贤之道在新装下面起作用”，初初看来，胡风将之与“祸国殃民”联系起来，似乎有些夸大，但仔细思索，你就会发现这里并没有任何修辞上的夸张。对于“脱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革命语言”来说，它们使人的思想、感觉整个变形与假化，从而失去最后的现实感，对明显荒谬的东西也会信以为真，对时代营造的神话失去最后一点辨别力。如果整个社会被这种语言所控制，制造出一种集体性的幻觉，那么确实也离“祸国殃民”不远。在这个意义上，从语言可以看出国运，从文风可以观察天道，不止是见微知几，也是理有必然。当经历过“文革”再回头看的时候，人们会发现胡风在这里所说的确实是透底之言。一个时代的虚化膨大的语言最终营造出强烈的集体幻觉，害人者自以为是在革命，被害者也以为罪有应得，像巴金那样在《随想录》中反思自己喝了“迷魂汤”，已经是胡风写下这段话十几年以后了。这段话实际上暗示了胡风思想可能会有的一个发展方向，假如他有适当的时机，也许会发展出更加丰富的思想。历史不能假设，胡风仅仅留下了这一段话，让我们低徊不已。
三、现实战斗精神的延续
胡风不仅在狱中诗篇中表达了对自己“求真”的精神立场的坚守，在狱中生涯里，他也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与完整。这不仅体现在他坚持认为自己的问题是理论问题，“三十万言书”是在向党尽忠，因而对强加在他头上的“反党”、“反革命”的罪名拒不服罪，而且在时移势迁，他昔日的对手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纷纷倒台的情况下，他也不顺随时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被迫写的材料中对之强加罪名，而是本着“求真”、“实事求是”的原则，实现了自己“求真”人格的完整。与此同时，即使身陷狱中，强弱悬殊，自己被剥夺到一无所有、甚至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之下，他也不放弃在精神立场上对“伪”、“诈”的教条主义进行批判的不懈作战的现实战斗精神。
与鲁迅一样，胡风深深地牵涉到中国社会现实纷争的具体性的混战之中，而他面对的势力是那样的强大，他在现实之中根本不可能取得对之的胜利，但他并不因此放弃对之的不懈作战。在这一点上，他也继承了鲁迅传统中韧性作战的彻底精神。例如，在他的诗篇中常常出现眉间尺、愚公、青皮那样的形象，如：“沉冤大案定重提，可早虽然也可迟。敢任权威诬托特，羞凭利势寄安危。凌烟绣像休加我，蹈火销形敢让谁！永谢先师垂大训，坚持韧性学青皮。”（《次原韵报阿度兄（十二首）》之十一）“除奸曾敢斥权谋，博得孤囚十度秋。林黛玉终还爱泪，眉间尺竟索仇头。”（《次耳兄悼东平原韵（五首）之五》）“曾磨钺斧当吟诗，竟斩文妖黑帅旗。毒手阴谋凶手打，强心激怒善心悲。胸中有火羞饶敌，朝里无人敢告谁？莫谓寻仇头冒险，拼他一煮学吾师。”（《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这里表达的不管是愚公的坚持、眉间尺的与敌偕亡，还是青皮的死缠烂打的韧性，都是在自己势单力薄、对手极其强大的情况下仍不懈作战的鲁迅传统的体现。“鲁迅曾经有过著名的‘痛打落水狗’论，可是终其一生，他实际上很少获得过这样的优势，他与之撕扯、搏斗的势力总是过于强大，对比之下，他个人的力量倒是每每处于劣势。在这种经常性的情境中，鲁迅表现出了一贯的坚强韧性和彻底的精神”〔17〕。胡风在狱中的“射击”实际上也体现了类似鲁迅《铸剑》中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