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5-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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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力、精确的细节记忆和直追古典的坚实技术。在一个秩序森严繁文缛节野性退化的时代，他的智力、言行、作品既是对摩登时代僵化的官僚体制的公然挑战（“妩媚的斗士，战争的画家，激战的艺术家，达利无情地砍杀他的所崇尚的绘画以外，即我们这个世界的习俗以内的一切事物。”），同时也招致诸种物议，乃至被许多正人君子目为疯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达利自身的矛盾性或多面性。
三、政治与艺术的达利
以达利的傲慢自大、狂妄偏执特别是有意制造噱头的嗜好，不消说他是不屑也不会去在乎是否“政治正确”的（更何况他还有假痴佯癫耸动公众视听不间断地制造新闻的需要）——他自称反对任何一种党派形式，标榜自己是“惟一拒绝任何组织的超现实主义者”、“绝对的君主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他对现实政治正邪是非的全然无视让许多人心惊肉跳大跌眼镜难以容忍。比如将希特勒性格说成是一个典型的超现实主义者症候（此类胡言乱语是阿拉贡、布列东跟他分手的主要原由），肆无忌惮地接受独裁者佛朗哥将军的奖赏（天主教的伊莎贝拉十字勋章）等等（“我从佛朗哥手中接受天主教的伊莎贝拉勋章，只不过苏联从未给我颁发列宁勋章。我会接受列宁勋章的。我甚至会接受来自毛泽东的勋章。”）。
在跟阿兰·鲍斯克特的对谈中，达利其人兴致勃勃，唾沫横飞，满口奇谈怪论：比如称斯大林“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当代真正伟大的奸夫”，“他正在锻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从未有过的意识形态盾牌。斯大林用最精良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捍卫近四五年来正在欧洲复辟的君主政治。他所做的正是威尔荷门二世曾想做的”，而毛泽东“是个少有的敏感的人，他能充分了解玩笑，因为他处于最优越的现实中。他了解蒋介石、了解艺术、了解属于过去范围的中国古代诗歌的标准”。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错误的——“由于有了控制论和现代技术，我们现在正亲眼目睹阶级斗争正逐渐消亡，无产者本身正在减少。……我们将很快达到一个没有无产者的时期”。
（写到此，我脑海里无来由地出现了黑人拳王泰森筋肉发达的臂膀上的文身图案：毛泽东的头像）
至于艺术，达利狂妄自负的同时又认为自己是个“十分平庸的画家”，“我只是相信我比我同时代的画家要好”。他对几位古典画家（拉菲尔、委拉斯开兹和维米尔）五体投地的推崇近乎做戏：
我是个伟大的谄媚者、一个侍从。我像所有的名妓一样，吻所有的大人物和所有的皇帝，包括拉菲尔和委拉斯开兹的屁股。
“有一幅最无异议的画是委拉斯开兹的纺织女，它给我提供了大量的令人震惊的知识。至于这幅画的精神，它准确地再生了一个新的时代……委拉斯开兹也教了我关于光线、反射和镜子的作用——他教给我的要比整个科学选集都要多。”
但在达利天马行空颠覆性的即兴妄言与无厘头“大话”里，确实又有不少如电光石火般碰撞出来的有关艺术的真知灼见、异端邪说、奇思谬想：
他（委拉斯开兹）同他的父亲一样，喜爱潮湿的地方，喜爱森林……（他的作品）弥补了西班牙绘画中被指责为过于严谨的干燥的风格……傲慢的方面同易变的方面突然结合在一起，形成法国印象派的一个遥远渊源。
（维米尔的画）笼罩着极端的愤怒和完善的痛苦以及某些臻于成熟的完善。他始终反反复复地修改他的油画……最终获得用语言难以表达的奇迹。
在圣母的婚礼画中，拉菲尔受到培鲁基诺的激励……这种最低限度的改变和仔细抄袭使他发明了一种忧郁症，给他的油画笼罩了闪闪发光的色调。他就这样设法加入了不朽的行列……抄袭和权威的润色比彻底的改变要好，那些提倡彻底革命的人……仅仅是些糟透了的奸夫……毕加索置身于一系列成功的、矛盾的剽窃，而没有投身于古典剽窃，这种古典剽窃可能会导致他成为真正的自己。
传统带来了创举……传统也带来了许多尘土……在这点上，摆脱是健康的……（但）当每一件东西都清除干净，你会认识到只有在恢复传统时，摆脱才具有价值。
梅索里埃（法国十九世纪学院派沙龙画家）是把分离粒子概念引入风俗画和风景画中处理的第一个艺术家……他的任何一幅油画的总体效果都是与当代物理学的最新发现相一致的。梅索里埃与爱因斯坦正相反并在他之前就认为时间和空间都不能作为独立的概念而存在。”“梅索里埃没有必要变形，或是使视觉的真实受到损害……他的逼真的描绘没有粗俗的抽象概念，他没有僭取权力来创造艺术和增加没有必要的灵魂……梅索里埃是个伟大的天才，法国神秘主义绘画的伟大酿造者。
四、达利与性与婚姻
迪斯查勒斯在《萨尔瓦多·达利》一文中说，一个加泰罗尼亚人仅仅把他的存在和他所吃的、看的、摸的或闻的相一致。作为加泰罗尼亚人的达利的身上也鲜明地凸现出这种感性因素：即对物质世界（食色）的依恋。按常规想当然地推导，“魔鬼”加“疯子”的达利似乎应该是一个五迷三道、放浪形骸、甚而是畸恋癖、性倒错、性虐待、色情狂之类的角色才说得上正常（有一幅照片：小胡子达利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地站在一辆敞篷汽车旁，车上立了一位风情万种的裸体女郎。使两者发生联系的是达利的手杖——杖把握于达利手中，另一端则直接点在女郎的阴部），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外表言行予人以怪诞癫狂、精力过剩且蔑视一切现存礼俗的达利在性这个问题上却显得谨慎小心克制或者说相当传统。
1926年，在马德里的圣·弗南多学院美术系读书的达利被永久开除（此前他已经被开除过一次）。次年，23岁的达利第一次去巴黎。1928年，达利第二次去巴黎，收获是结识了一帮超现实主义者朋友并逛了那里最著名的一些妓院，但他特别害怕染上疾病：“我被迫处于离电话应召妓女两码远的距离来表示有礼貌的爱。从那时起，我总是保持同样的距离，总是赞美有礼貌的爱。”（有研究者认为，达利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对性、恋爱的幻想。或者如他自己所言：“每个有创造力的人，任何具有震撼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能力的人、每个艺术家、每个政治首脑基本上都经历过某种程度的禁欲。”“对我来说，性欲肯定总是丑恶的，美学总是神圣的，而死亡是美好的。”）
1929年夏天，包括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和他的俄国妻子卡拉在内的一批客人造访了达利的寓所。在有着橄榄色肌肤、优美身材和一双迷人眼睛的卡拉身上，达利发现了童年时幻想的女性伴侣的形象，他立刻疯狂地爱上了这位有夫之妇、朋友之妻，对艺术有着异乎寻常天赋的卡拉也对这个比自己小8岁的年轻人产生了强烈好感。就在当年秋天，两人幽会巴黎，随后跑到利加港的一个小渔村，在一间四平方米的小屋里过起了同居生活。达利之父得知儿子跟别人的妻子搅和在一块，一怒之下宣布断绝父子关系。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卡拉不仅成为使达利在成功道路上走得更远的不知疲倦的助手，而且也是他终身不可或缺的情感寄托。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出版的自传《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中，有着对卡拉的解剖式描写：“她的身体优美得宛如孩童的身体，她的肩胛骨和腰肌多少带些少女般的紧张。此外，她背部的凹陷，女性味十足，将那精力充沛的骄傲的躯干和优雅的臀部相连，而细腰就更为称心如意了。”“她是一个罕见的生命，一颗超级明星，无论拉·加拉斯还是格丽达·嘉宝都不能和她相比。”此后，卡拉成为达利绘画、文字创作中不断出现的惟一女性（甚至作品的署名也改成了“达利－卡拉”），而现实生活中的精明能干，又使她充任着“掌握我们生活之船的应该警醒的舵手”的角色（有人释义：Gala，达利的圣母，老婆，精神设计师，经纪人，婚外恋情人——可称见道之言）。可以说，卡拉是上帝给达利的一次最重要的赐予，他们的婚姻尤其是达利对妻子的终生迷恋，给艺术家以绵延不绝的创造灵感。
1982年6月，卡拉病逝，这打击对达利而言差不多是致命的（从次年起，达利就再没有拿起过画笔，其健康也由此每况愈下）。他离开与卡拉共同生活多年的“波尔托·伊卡尔”寓所，住进菲格拉斯剧院－博物馆附近的普博尔古堡，在这里度过了最后几年时光。1989年1月23日，达利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于菲格拉斯一家医院，享年84岁。他的尸体被涂以防腐香料，安葬在达利剧院－博物馆地下。
五、达利（及类达利）成功的理由
1927年，首次赴巴黎旅行的达利在那儿拜访了毕加索。次年，他的画第一次在西班牙之外展出，与超现实主义发生联系，跟画商签下第一个合同。1933年冬第一次在纽约举办个人展览后，达利意识到，“在他第一次旅居美国之后，他的名声和未来关键就在美国和纽约了”。因为“比起巴黎，它容纳了更多的当代绘画”。自1940年始，达利侨居美国整整八年，其后仍不间断地来往于欧洲与美国之间直到七八十年代。可以说，除去自身诡奇的思维、创造力，达利的火爆、飞黄腾达（名声大噪且远远超出绘画、艺术领域，巨量财富的积累）在更大程度上是获赐于时代：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以及现代艺术裂变繁殖泛滥的大背景。其间，达利的天才与机巧、前卫与媚俗、特立独行与趋时识势、根于直觉的奇思怪想与实用功利的市场行为得到了有效率的融合，这从不同角度推动、造就了他的成功。从“在某种意义上我是打定主意要搞出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流行的画”、“我根本不在乎他们（看不懂达利绘画的年轻一代）把我看做是画家、电视明星还是作家。即使达利神话不被人理解，或是完全错误的，重要的是达利神话还在流行”的自供里，我们很容易判定外表疯癫的达利眼光的锋锐、头脑的清醒、目的的明确——“流行”，抓住这两个字就是抓住了在现时代生存走红发迹的关键症结。他标新立异，他追新逐异，他以新为是——从早年受印象派、野兽派影响，加入超现实主义团体，在美国同时尚杂志合作，设计服装、舞台背景，到从事所谓的核神秘绘画、蚀刻画、雕塑，关注照相现实主义、波普艺术、光效应艺术等新兴的现代艺术潮流，其行藏无不是基于此。“他的一生犹如一连串不断喷发的烟火，自始至终庆贺哄骗自己又迷惑别人。他是永恒运动的体现”（迪斯查勒斯《萨尔瓦多·达利》），因此他的作品无法同他的行为分割开来评价。真相仿佛是，达利有意无意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乃至一生都演绎成了一场马拉松型的行为艺术。
这册《谈话录》跟当今多如牛毛或庸俗无聊或虚饰作态的“对话”相比堪称“精彩”。从中可以见出达利的聪明诡辩、灵敏才情、巧舌如簧还有厚颜无耻装疯卖傻浑不吝，他时而举重若轻时而机关算尽地为自己的种种言行（极端的、出轨的、悖离常情常理甚至有意成为众矢之的千夫所指的）寻找借口、理由以至理论，使之合理合法或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或不合理也不合法。不过阿兰亦非善与之辈，其辞锋的刻薄与问题的尖锐不时让面皮厚如驴皮的达利也穷于应付，只好左右敷衍退守搪塞。好笑的是，当鲍氏问他为一场商业活动策划并亲自作秀是否值得时，达利居然羞于正面作答（似乎理不直气不壮？）！他不厌其烦地拽出文艺复兴运动、达·芬奇（搞过花园及其它日常物品设计）、毕加索（从事过室内装饰并设计桌布盘子等“并不高雅”的东西）诸位大腕做挡箭牌，颇有点拉大旗做虎皮的味道——由此看达利仍不可救药的“古典”。比起后来者，包括眼下我们这儿自产自销的“美女写作”、“身体写作”乃至“下半身”之类赤裸裸毫不掩饰的欲望鼓噪（“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以惊世骇俗、自我中心、偏执扩张、无视公众舆论自诩的老达利竟然欲抱琵琶半遮面，实在是大大地落伍老土，未免让人感到有几分滑稽突兀。
六、我眼中的达利
无疑，达利是一个创造力旺盛的有才能的艺术家，但艺术成色是否已够格进入“大师”行列，我以为尚待考察，尚可存疑（其老乡毕加索之流亦可作如是观）。有人称他为“疯狂的天才”，实际上并不确切（确切的是“作秀大师”）——毋庸置疑，达利的天性、体内肯定携有一定数量的疯狂因子，但观其言察其行，彼人的疯狂更多地偏向于游戏、表演性质，而非真正迷失本性、超乎理智、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那类（试跟凡高作一比较）。少的是疯，多的是狂（佯狂、张狂、狂妄），因而它适度、有边界、可控、不至于对自己造成伤害（或严重伤害），却可以引起他人更多更密集的关注，简言之，是一种清醒的疯狂。当然有时为了逼真，或者惯性所致，也可能无伤大雅地超逾一下边界，不过这种出轨很快就会获得本能的修复——“我与疯子的惟一不同之处就是我没疯”，达利对此似乎并不讳言（这或许是他可爱的地方）。
此外，如同法国人马克斯·热拉尔描述的那样：“作为萨尔瓦多自我平衡的主要力量，作为他艺术尝试中令人迷惑的交叉路口上忠实的信号灯，卡拉暗中承担着达利身旁的复杂劳动。很久以来，她便把萨尔瓦多从物质琐事中解放出来，使达利能够豪放地担任起自己的角色，同时她又是那个趋于冒险、不避荒诞的达利面临的一道屏障。卡拉不仅肩负起那些艰难的岁月，而且能用最终的‘不’，最后一个制动器刹住创作后面滑得过远的达利。”——精明的卡拉邂逅疯狂的达利或许真是天作之合，这个匹配、组合保证了达利神话的成功与流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高难度艺术创造需要的不谙世故、无视全体（专家、市场、媒体、公众、价格）、听任内心的蛮勇执拗一意孤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达利神话”在现代西方（东方？）并非绝无仅有的孤立个案——当成功（流行、被认可、沽出好价等）与否已成为出产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现、当代艺术（文学、学术、科学、商业、政治亦然）最根本最重要的评判尺度，别的因素都退居次要、附带、可有可无位置时，那类久远古典、自在“恒定”之物的迷失、滑落、沉沦、隐没（甚至永远不再）必然是不可遏止难于避免的。
七、达利语录一束
更准确的表述是：作为（或佯装）偏执狂的达利发表的若干即兴、非即兴，包含有真理、准真理、近似真理、碎片真理、粉末真理、趋势真理、萌芽可能性真理的奇谈怪和论胡说八道：
无政府与君主制情同水火，但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绝对权力。
严惩总是强迫那些道德上伪装很好的人从他们的感受和思想中得到最多的东西。严惩无疑是一种恩惠。
犀牛是惟一拥有大量难以置信的知识的动物。
就宗教是发明的这一观点来看，基督是不存在的！……耶稣是我们伟大的战略家。从心理学角度上讲，他有某种与列宁相似的地方。我甚至注意到他们的肖像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