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5-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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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是一种科学，必须从评论对象的客观实际出发，客观事实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绝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在当今文坛上，有些人受好名心理的驱使，一味地追求“新奇”，一时之间奇文屡见，怪论迭出。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砭异》中就曾针砭过这种“求异”的风气，他说：“故术异于人，未有不出于自用者也。”“凡异于人者，由于内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胜其好名之心”，便只能是“内不足，不得不矜于外；实不至，不得不骛于名”，但如此一来，其结果却是“求异者何尝异人哉？特异于坦荡之君子耳”〔19〕。学界诸君，于此不可不慎！
学术园圃是神圣的，学术花木是娇贵的，她的繁荣需有众多既有深厚学养又富于学理精神的学者们共同浇灌、耘莳，倘若对其不加爱护而任意蹂躏，只能使其凋零、枯萎，而致荒芜，最终变成一片文化沙漠。因此，重振学理精神，就成为新世纪学界的一声殷切的呼唤！
注释：
〔1〕钱碧湘：《鲁迅与尼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转引自《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64页。
〔2〕〔3〕郜元宝：《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0月第1版，第156—157、79页。
〔4〕《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94页。
〔5〕〔10〕转引自李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300、77－78页。
〔6〕《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7〕陈思和：《论鲁迅的骂人》，引自《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262页。
〔8〕陈思和：《再论鲁迅的骂人》，引自《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268—269页。
〔9〕汪晖：《死火重温—〈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引自《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168页。
〔11〕《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12〕冯雪峰：《回忆鲁迅》，载《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80—682页。
〔13〕许广平：《欣慰的纪念》，载《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14〕《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
〔15〕〔16〕许广平：《欣慰的纪念》，载《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378页。
〔17〕荆有麟：《鲁迅回忆片断》，载《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165页。
〔18〕《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19〕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砭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思量“基尼系数一国两计论”
？ 黎 明
成思危先生在“中国经济前景国际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时说：“中国的‘基尼系数’不像国外评价的那么高，那样的算法高估了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因为中国有‘城乡二元经济’，不能把城市最富的和农村最穷的比，而要以农村最富的和农村最穷的比……”（大意如此）。从《光明日报》等报刊上看，厉以宁先生也持与成思危先生大致相同的观点。两位智者均为级别相当高的著名经济学家，其“略同”之“所见”，不仅有“学术意义”，对决策、操作和现实生活也可能发生影响。这就更有必要指出：这种关于“基尼系数”的“一国两计论”，并非科学、理性的产物，也有失道德与法制精神。
“基尼系数”是“表示社会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反映一国国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高则表明收入差距大，反之则表明收入差距小。对评估社会、经济宏观形势，对调整经济政策、调节社会关系，这种量化指标有着“技术基础”和“决策依据”的价值。“基尼系数”概念及公式，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和多年实践检验，因其严谨与可行而自然成为国际通用的指标，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1884—1965）因此项卓越贡献而英名不朽。依笔者之见，产生“基尼系数”的诸因素中，学术能力、科学精神固然必不可少，但首要与基本的是：基尼对弱势群体抱有深挚的政治与人文关怀。
迄今为止，中国学界未对“基尼系数”理论与方法提出质疑，如今的“一国两计”或“城乡分计”，所“修正”的是它的用法，即将“一国国民”切割成两大块（两大类人），“各与同类人相比”。提出这样的“修正”、“完善”，并非因“基尼系数”自身有什么破绽，理由仅仅是“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而这是会造成一国国民间收入差距极大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或结构、体制），形成贫富特别悬殊的一个重要因素。至此，“一国两计”逻辑上的谬误已暴露无遗：“如果注意到‘城乡二元经济’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客观现实’，我国的‘基尼系数’就不是过高的了。”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存在着使贫富差距过大的因素，所以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其实并不存在”。这就像生产厂家说：“由于我们采用了糟糕的工艺和设备，所以我们废次品过多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改变一下通用的废品率计算方法适应厂情就可以了。”像话吗？
为什么这么低级的逻辑错误会出自顶级学者之口呢？是出发点错了。“一国两计”这一“学术观点”的提出并非出自学术上的必要，它应召而出仅为感应到一种“需求”：要把中国的“基尼系数”降下来，要一个（即两个）不像外国学者所评价的那么高的、“我们自己的‘基尼系数’”，并且还要在承认、应用“基尼系数”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对策”降下来。说穿了，这是自以为是的“形象需要”、“宣传需要”，其学术内涵及功能当属于“形象学”、“导向学”而不是经济学、统计学，这样的“学术活动”应为“形象塑造”的宣传行为——在宣传行为中也属招人侧目的负面行为。
社会评价指标及应用不像自然科学中的定性定量那么准确精细，好的指标与方法虽不完美但毕竟能让人们避免错觉，比较接近客观真实。客观事实在那儿，不因统计方法的改变而改变。“一国两计”所能改变的只是“观感”，在发挥一番“主观能动性”之后，可以让有关人士“轻松”、“乐观”一番，除此之外如果还能找到什么“实效”，那恐怕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才行。得到这番“乐观”、“轻松”的代价却是沉重而危险的，因为这遮掩了真相，掩盖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并且它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强化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强化“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合理性”。
作为技术方法而出现的“一国两计”，其非理性也表现在“技术层面”，它所面临的“技术难题”，亦只能靠继续加大主观虚拟的“技术设计”与“工作量”来解决。按“农村最富的和最穷的比”这一思路，“农村基尼系数”必然会“缩水”，但实现“目的”的原因，恰恰不是由于“最富的和最穷的比”，而是“比较穷的和更穷的比”所得出的结果。作出这一结论用不着熟悉什么“经济原理”，不必具备经济学家的高深学问，只需知道一个社会常识：农村中富到一定程度的“原农民”，大多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多成为“市民”或“城乡两栖人”，去享受“同一个社会中的另一种体制”的福利、便利、文明去了，他们的资产也随之而跳了“农门”或城乡皆有之。之所以积极地“农转非”、“乡转城”，只因“原农民”并不傻，还看得出两类国民、两类地区的巨大差别，能亲身体验到“国民待遇”实际上是“一国多制”。这一时时发生在身边的事实，对（理论中的）“城市基尼系数”与“农村基尼系数”都会产生不小影响，而在旧体制、旧习惯规定下，界定交叉、转移、变化着的身份与资产是徒劳的。（例如对大富豪、“原农民”赖昌星，该从什么时候将他和他的哪些产业、财富统计到“城”或“乡”的范围？）倘若硬性地加以界定，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也就没有了任何价值。
“城市中最富的和最穷的比”，能否实现“城市基尼系数”的初衷，就不好说了。笔者对“城市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富到何种程度缺乏深入了解，但对“城市中的穷人”能穷到什么程度尚有较确切印象。近几年间有数千万城市劳动者下岗、失业，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加上另一个生活常识可以帮助对这一事实“加深认识”：失去劳动机会的“非农人口”更接近纯粹的“无产阶级”，许多家庭的经济状况尚不如有“责任田”的一般农民家庭。
若城乡分别计算，“农村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情况可能“比较好”，“城市基尼系数”却“未必好”。综合估计，“一国两计”亦未必得到“说得过去的”指标，因有个“宏观背景”在，即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先生早就指出的：“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地区贫富差距就如西方发达工业国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胡先生划分出从“发达”到“贫困”的四类地区，既符合通用的标准和计算方法，也与普通人感受到的生活现实相符。看来，想教“基尼系数”达到“理想水平”，反映“预期效果”，办法还是有的：只要“一国四计”就可以了。如此虽越发地不伦不类，但只有这样得出的指标才像个“有伦有类”的样子——可以让四个都属中国的“基尼系数”均不太离谱。
所谓“城乡二元经济”，是个值得认真推敲的概念，尽管学界似乎已经用习惯了，也还是再研究一下为好。经济怎么会在一国内划区为界分成“二元”？即便存在“经济特区”，能不能这样分法？“一元政治制度”下怎么会并存“二元经济”？“城乡二元经济”是否意味着有个“城乡二元市场”？“二元”中的“一元”有无成其“元”的独立性？和“二元经济”相对应的“一元经济”、“多元经济”又是怎么相处、相关的？我看中国社会、经济是“一体”的，只不过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一体”，“城乡二元经济”和“城乡二元结构”即试图表达此独特的“一体”状态。它虽然属于打马虎眼的生造词语，但人们对其所传达的信息还是有了较高的共识：中国城乡发展不同步，利害非一体，国民间的地位、待遇、机会等存在很大差距。
这种“城乡分治（分待）政策”，有着“基本制度”的特征，其“思想”贯穿于所有具体制度（如户籍、居住、住宅、教育、医疗、婚姻、劳保、收容遣返、生活资料供给、生产资料占用等）之中，而具体制度又彻底掌控了所有国民的所有基本权利与生存条件。这是改革前的中国最有“中国特色”的东西，相对于“斯大林模式”也极具“独创性”，其实施当为富有“划时代”意义之特大变故。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做了器官错移、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将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划成“二等国民”以为“社会保障”，认可“国民不平等原则”并将其法制化、习惯化，最大程度地剥夺掉主体人口的发展权和广大地区的自然发展机会，从而窒息了国民创造性与社会活力，给社会、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破坏。中国改革风云之所以从农村滥觞，并非因那里有个思想圣地或精神家园，只因那里的生命要“挣命”、本能在反抗、“草民”要延续，而冲破教条禁锢以“解放生命”的农村改革，仅以“允许自我做主去谋生”的“深刻思想”与“文件精神”，便为中国全社会注入了巨大活力，既说明“乡民”本能之盛，亦证明“城乡二元”之酷。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与忧患，多是由所谓的“城乡二元”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它对改革发展、资源配置及今后历史进程还将发生多大影响，对中国人的精神、道德、文化伤害到什么程度，恐怕今后几代人还难以估透。除非大家异想天开捧出个“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现代化’”，否则现代化目标是不可能在“城乡二元”下确立的。能否弥补城乡间的鸿沟、国民间的“切痕”，纠正国民生命价值与基本权利的不等值状态，决定着我们民族能否有个光明的未来。基于这种认识，我对任何不利于消解城乡差距和“三农”问题的主张与“技术”，均抱有深深的“敌意”，而实行“基尼系数”的“一国两计”，实为“鸵鸟政策”其后的“鸵鸟技术”。“分而治之”其后的“分而计之”，是对前者的迎合与确认，若在统计理论与实践中确定了它的合法合理地位，向其他方面扩展、渗透亦势在必行，其弊端、后患断不可小视。成思危、厉以宁两位先生在各自的论著与演说中，多次提及“三农”和“弱势群体”问题，确有真知灼见在焉，不才后辈对此方面言论的尊敬并不掺假，但同时也应说出我真诚的遗憾：“一国两计”主张是和两位先生的学术造诣极不相称的短浅之见。
宏观经济统计与分析在我国是由行政部门执行的政府行为（民间机构或学者个人的此类作为及结论，远未达权威、可信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一国两计”最值得诘难处，并非任何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宪政”的问题。一国政府凭什么将本国国民一分为二来评估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谁能赋予政府这种区别地区、区分国民，自我评价执政绩效的权利？凭什么规定一部分国民不能和另一部分国民做比较？以同一标准做比较的权力与资格能容忍剥夺、取消吗？即使政府采信此类观点与技术，它应该不应该、能够不能够运用宣传机器和行政权力强使民间、学界信服与接纳？以此类“自行设计与制造”的“决策依据”所制定的“重要决策”，有没有、有多少程序的合法性与实质的合法性？这里，一味的“行政立场”无法保证学者良知的贯彻始终，更干脆地说，舍弃宪政、民主精神而纯粹为权力着想的“价值取向”及“研究方向”，实为学者、学界、学术的“心魔”与“心贼”。高级学者犯低级错误，乃“胸中之敌”舞一叶而蔽慧眼所致。
作家声称其作品不为什么“服务”的不鲜见，人文社科学者不“服务”什么却不可能。是故，“体制内”吃经济、社会饭的学者都追求决策层的认可，将自己的研究被政府采用视为最终目的和实质成果，非此即视为无大作为、无大荣耀。如此一来，学者们专为权力“喜闻乐见”而绞的脑汁自然取之不竭，而作为非权力系统之“代言人”的角色却难产难保——整个学术机制都缺失了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的设计，缺失了关怀的动力与研究的保障。结果，这种学术机制既无助于“弱势”的改善，亦无助于“强势”的“增光”，更无济于两极的“社会和谐”。
我希望中国有“国产”的“基尼系数”，没有的话简直不成体统。或许由于“窄闻弱记”的缘故，我不知道这方面的研究有没有人去做。在我厌恶的“左派理论家”（也尊重他们发言的权利）的文章中，倒是见过对国外学者研究的引述，可见那群“渊博”的“左公”也没找到国产“基尼系数”的资料。不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