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5-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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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研究的引述，可见那群“渊博”的“左公”也没找到国产“基尼系数”的资料。不久前才由大牌学者提出“基尼系数”的“中国算法”，此事实似乎可作为中国“基尼系数”研究尚属“空白”的证明。此项“空白”其内容“非常充实”，端的意味深长。由此至少应产生这样的疑问与思考：某项重要的国情研究若“人有我无”，国内学者真的会比国外学者更明晰中国的动态、走向吗？我们将拿什么去否定、批评来自国外的曲解、误解呢？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没有国外评价的那么高”，咱们自己研究的、掌握的有多高有多低呢？自己的事情自己不去研究（或研究了不用），等“洋研究”传进国门后看着称心就大传大销，看着不中意就无根无据少气无力地拒之抨之，那么多专家学者到底是干什么的？一旦察觉国际通用的算法会导致不尴不尬的数据而“有损形象”，不是从实际、实效着眼而是立马想到修正通用规则，连“城乡一体化”、“经济规律”、“与国际接轨”、“学术精神”等等都一概不顾了，这还不值得学者、学界认真反思一番吗？
我想，我们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上吃了大亏：我们缺乏“发现真实与真相”的学术能力，而缺乏这种能力的根本症结，是对“发现真实与真相”的社会成员不仅没有“鼓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反而以“社会保障”与他们为敌，使他们处处碰壁，事事掣肘，时时倒霉。几乎所有发掘、暴露社会问题的评价指标和方法，都来自那个危机重重可怜巴几的外部世界，当预测到它真能发现不想发现的问题时，我们这里就会有权威人士出来否定这些指标、方法的科学性。这绝非表明我们已经“进步、“完善”到了无需发现、暴露的地步，这绝对是我们很缺乏进步动力和完善能力的表现！
避免低级错误，进行起码研究，保持良知一贯，这并非在苛求专家学者。考虑到统计数字的“大假似真”状态，以及任谁也无法清算“隐性经济”、“灰色收入”的现实，学者们“屡论屡败”和“学而优则败”的责任，似乎主要应由“社会基础”来承担。全社会呼唤着“诚信”，然而一个基本、基础的“诚信”——统计数字与方法的“诚信”，却因没有起码的“诚”而一点都不可“信”。既然如此，纵然向老百姓喊破喉咙，也唤不回全社会的诚信之风。统计调研方面的虚假与“任性”，想起来已属“匪夷所思”，看起来却已“司空见惯”。在中国，一个乡党委书记决不会相信自己反复唠叨的数字，也不会相信他乡的、“红头文件”上的数字，这正证明他还具备当书记的智力水平和心理素质；一个统计局长如果未经地方领导班子研究就擅自公布统计人员得出的数据，他这个局长也就当到头了；一个继任的地方“一把手”承认不承认前任留下的数字，需考虑的因素要多一些，主要的要看前任领导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看他的上级领导是否“心中有数”……推想之，专家学者们不发现、不引用并努力修饰让人忌讳的数据、指标，对自身或应为正常的“职务行为”，对社会或在维护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吧！
历史偶然性的重合
——京都史话
？ 雷池月
北京是六朝（辽、金、元、明、清、民国）故都，在封建皇朝专制制度下，北京人作为天子脚下的臣民，难免不有一份高人一等的传统心态。有这样一则笑话：北伐以后，北京改名北平，老京城的居民如遇到别人问及籍贯，便貌似自嘲地答曰：“小地方，北平！”这当然不是出于自谦，而是要发泄心头不平衡的感受。那时的北京，居民不过百万，究竟得到过些什么实惠，不得其详，但世面是见得多的，皇家的婚丧大典、官吏们的内迁外放、荷枪实弹的八国联军、杀进杀出的北洋军阀……都是外省边陲的百姓做梦都想像不出来的“宏大场景”，所以，即使仅仅是出于一种见多识广的优越感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的北京，人口已逾千万，这种超自然的膨胀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几十年间“掺沙子”一类行政行为造成的后果。当年许多人，户口进了北京，自豪感、优越感便油然而生，因为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是“红太阳”居住的地方，进了“心脏”，而且就在“红太阳”的身边，这是多么巨大的精神鼓舞！至于物质的实惠也不少，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每个月比外地还多二两油票，赶上什么游行庆典、迎送外宾之类活动，还能发三两粮票……总之，北京居民的传统优越感，并非妄自尊大，而是所来有自，合情入理。
世界历史上大帝国的首都居民，都有这种位居“心脏”的优越感，这很自然，因为这类都会是中心的中心。帝国首都的中心地位的形成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作为经济中心的自然作用和作为政治中心的人为作用相辅相成，像伦敦、巴黎、东京、柏林都属此类；一是统治者出于单纯的政治和军事目的的刻意营造，这类都城的衰败往往在王朝的倾覆之后旋踵而至，比如蒙古帝国的和林和上都，现在能在遗址上找到一砖一石便是珍贵文物，都城的影子都没有了。至于北京的情况则有些特殊，一方面，它有近九百年的建都历史，而且现今又是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另一方面，它确实缺少一个经济中心都会所必需的地理和资源优势，而只是从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通过一连串历史政治因素的作用演变成世界史上象征意味最丰富的特大都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政治原因带来的偶然性是如何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一再地重合，最后造成这个世界上独特而壮观的异象。
如果不算作为周诸侯（燕）王城的那段历史，第一个把北京定为都城的是唐天宝年间的叛将史思明。他在范阳自立为大燕皇帝，两年不到，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掉了。史朝义挣扎了两年，于763年自杀，范阳重回大唐治下。史思明定都范阳，除了因为这里是他的老窝，当然也有战略上的考虑。范阳（古称幽州，今之北京）地处偏远，北枕燕山，天然屏障；东出长城，回旋余地大；南下则距中原近而距长安远，逐鹿失利，退守旧巢，唐朝定有鞭长莫及之憾。不过，这都是他一相情愿的如意算盘，尽管掳掠河北、河南尚称顺手，却因恣行凶暴，令儿子和臣下自危而抢先出手，暴死军中，根本没能回到范阳去了。
北京的又一次被定为帝都，是在一百八十年后。公元938年（辽会同元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定幽州为南京（一称燕京）。就在这前一年，辽（契丹）人才从石敬瑭手中得到这块土地。石敬瑭奉送燕、云十六州（包括幽州）给契丹人以后，直到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常遇春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四百多年间，汉族人再没有统治过这个地区。所以，历史上（特别是异族入侵汉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石敬瑭挨骂真不少。其实，石敬瑭倒也并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史书上说他“沈厚寡言”，以勇武“名动军中”，在李存勖、李嗣源帐下都立过大功，他向辽人献地很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然也不会有十年以后后晋石重贵和耶律德光之间的大战），因为他不借辽兵无法战胜杀死他岳父李嗣源的篡逆李从珂，更不可能身登九五（“割地”这种所谓“妥协的艺术”对一切时代的政治野心家来说，都能心领神会，无师自通），至于五百年收不回来的后果是他决不可能预料到的，而且也不能由他负全部责任。而辽人当时只看重掳掠，对治理汉人地区兴趣并不大，甚至觉得麻烦。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才采用了“一国两制”，基本上按民族把国家分成南北两个地区，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得了幽州，耶律德光不无得意，匆匆忙忙把它定为南京，原来的南京（辽阳府）改为东京，其实政治中心还是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境内），一直到了1007年（统和二十五年）圣宗耶律隆绪才把宫室正式迁到了中京（今内蒙宁城）。这个动作表明辽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又过了三十七年，兴宗耶律宗真为了更便于指挥和开展对北宋和西夏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将云州升格为西京，但中京仍是国家的首都，所谓“中京四方之极，朝觐各得其所”。游牧民族短时间内很难改掉居无定所的习惯，这个秉性契丹人可谓尤为其甚，《辽史·营卫志》中写道：
……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四时各有“捺钵”，而且是“每岁……周而复始”。春捺钵在鸭子河泺，从中京出发，要走两个月，主要活动是，凿冰取鱼，冰化了，就放海冬青猎捕鹅雁，“春尽乃还”。夏捺钵则“无常所”，反正是境内的纳凉避暑胜地，一般四月中旬动身，七月中旬返回。秋捺钵的活动以狩猎为主，可能时间较短。冬捺钵基本没有户外活动，只是在一个叫广平淀的地方“猫冬”，因为那里“冬月稍暖”。皇帝去捺钵，重臣们都得随行，因为游猎之余，也“议国事”。试想，对于如此一个一年到头游荡迁徙的中央政府，都城究竟还有多少意义？中京或许还要保持它在朝仪、外交方面的象征作用，其他各京恐怕也就是徒备一说罢了！清人陈维崧那首颇为有名的词（《满庭芳·过辽后梳妆楼》）写道：“……想象回心宫院，钿筝歇，含泪梳头。青史上……一样擅风流。堪愁，成往迹，缭原败垆，满目残秋，便脂田粉垲，零落谁收？……”宫怨缠绵，兴亡感慨，极尽煽情之能事。然而我总怀疑这个辽后妆楼的实在性，因为辽的中京被金人彻底地毁废了，而南京（即今北京）更不可能在五百多年后还留有什么宫室的遗址。陈维崧的《满庭芳》开篇写道：“细马轻衫，西风南苑，偶然人过金沟。道旁指点，辽后旧妆楼。”这“南苑、金沟”似可证明他所指正是今丰台区一带金中都的故址所在，而诗人确认为辽后妆楼，也只是据“道旁指点”之说，风闻附会，以兴以赋，自古已然，不足征信。
总之，幽州（今北京）从来不是辽的首都，它真正成为首都是在1153年（金贞元元年），此时距金灭辽已有二十八年之久了。1122年（金天辅六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军队把辽天祚帝赶到了燕山以西，完全控制了辽属的河北、辽西地区，并顺利地占领了辽的南京（今北京）。在对辽战争中，金与北宋是盟国，当初曾有协议，驱除辽人以后，燕、云故地要归还给宋。1123年阿骨打突然死了，金国的大臣们主张毁约，金太宗完颜晟却说：“是违先帝之命也，可速与之。”于是，幽州（北京）在被异族统治近两百年后居然又“回归”了。不过这次回归真可谓是昙花一现，北宋人大概还没来得及开府建衙、筹措防务，金国的大兵又打了回来。1125年春二月，金兵占领了幽州，改称为燕京。金的首都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它把辽的上京改为北京，东、中、西各京一仍其旧，独缺一个南京，其用意不言而喻，显见对广大南方抱有强烈的领土野心。果然，军事行动随即开始了，第二年就灭了北宋。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登基称帝。1153年，完颜亮把朝廷从上京迁到燕京，并命名为中都，这才是北京真正成为首都的开始。
完颜亮是金史上很有色彩的一个皇帝，集阴险、残暴、荒淫、虚伪于一身，他十分垂涎江南的花花世界。据说他听歌女唱柳永的《望海潮》一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惜乎他的南征不顺利，于是下决心高标准建设自己的宫殿园林。史书上说：他“营南京（今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率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这家伙可算是开发建设北京的始作俑者，可惜他的金中都后来竟完全没有被忽必烈看上，只有东北角一小块和元大都遥遥相望，几经战乱，今天只剩些破砖烂瓦了，否则北京本可以多几个旅游景点，增加些门票收入，不说别的，围绕着完颜亮就能编出几篇精彩的导游词来，准能吸引人。如果有老板愿意投入，招募几个脸皮厚点儿的俊男靓女，就依据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话本里《金海陵纵欲亡身》那一卷，编它个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一准比《还珠格格》还要火。
金中都维持了五十年。1213年，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横扫河北。燕京（成吉思汗改称中都为燕京）周围的州县全被他占领（整个河北仅十一城未下），但燕京他却没有杀进去。1214年三月，蒙古大兵住在燕京北郊，将士们都想进城掳掠，可成吉思汗不同意，他派人进城给金主传话：“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弥我诸将之怒耶？”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杀人无算的“一代天骄”，居然不愿意迫人于险，怕老天对自己有看法。不管他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他确实没有进北京。刚刚即位的金宣宗哭笑不得之余，赶紧抓住了这个求和的机会。和约是签了，但中都却无论如何再也住不下去，一个月以后，金把国都迁到了南京（即汴京，今开封）。北京第一次作为首都的历史到此结束。迁都以后的金政权又苟延了二十年，那是一段在屈辱和恐惧中等待灭亡的悲惨岁月。至于中都（今北京），1215年就被蒙古人占领了，那时候的蒙古人还不懂得建设都城的重要意义，他们的政治中心从曲雕阿兰到和林再到上都，迁来迁去始终在大漠深处。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度繁华的中都（燕京）逐渐被荒废和遗忘了。
雄才伟略的忽必烈意识到，大帝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大首都。他即位不久就开始筹划此事。他派出了一个以刘秉忠（即子聪和尚）为首的考察组替新都选址，并很快批准了考察组“定都于燕”的建议，于1264年（至元元年），将燕京又改回叫中都，长设的中央机构逐步转移到此（每年四到八月仍随皇帝回上都避暑）。1267年（至元四年），建设新都城的宏大工程计划正式破土动工。新城位置就在中部的西北面，面积相当于中都的三到四倍，这可真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大“项目”，投入的人、财、物力且不论，光时间就费了整整十年。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忽必烈委任河北最大的地方势力头子（所谓“世侯）张柔判行工部尚书事，他儿子张弘略（大名鼎鼎的张弘范的哥哥）为筑宫城总管。工程进行到第六年（1272年），城墙宫室粗具规模，忽必烈下令，中都改名为大都，北京从此成为世界历史上无论规模和影响都首屈一指的都城。
忽必烈为什么选择燕京这块地方建设自己的首都呢？大概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他从年轻时起就仰慕汉文化，所谓“在潜邸时，访求贤才，虚己咨询，延聘四方名士，问以治道”。到他哥哥蒙哥（宪宗）即位以后，更是委托他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他一心想做个文治武功独步古今的中国皇帝，而不是在荒野大漠里妄自尊大的可汗，因此，都城迁入汉地势在必然，否则何以为华夏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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