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5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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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倾诉。伯威给中央的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给《人民日报》的投书也没有发表出来，但做为思想动态，刊登在供党内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上，只是几十年后，伯威才看到了这份《内参》。
伯威以后的命运其实从他写那两封信时就被注定了，创新的思想火花终将被僵硬思维所扑灭。伯威铸下了“大错”，他的“错”，就在于他的“思想”太活跃，背离了“思不出其位”的数千年的祖训，竟受到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的影响，也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也“错”在他真的相信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以为同属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也会走苏联的路；更“错”在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主人公”而忘了自己仅是一介“小民”，竟敢上书言事。伯威是一个依“思想逻辑”而存在的人，而他的那个对“政治”怀有恐惧，曾被他批评留有“旧社会偏见”的同学，是依“生活的逻辑”而存在的人，他虽然没有“思想”的勇气，却无可厚非。正因为他遵从了“生活的逻辑”，在反右运动中毫发无损，不少和那个同学一样，抱“明哲处身”态度的同窗，虽然受到惊吓，却暂时躲过了一劫，在运动中落网的都是如伯威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伯威为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北大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分子”，1958年北大“反右补课”，又被升格为“极右分子”，其时伯威才二十二岁，已毕业被分配到湖北省气象部门，于是他成了北大几百名右派的一员，以下的遭遇是所有右派所共同的：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在“文革”中再受冲击。伯威的个人的生活也完全被破坏，直到1976年，才得以成家，那时他已四十岁。
伯威的最富创造力的青春岁月被极左思维无情地摧毁了，伯威的不幸，既是个人的，也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文革”的极左泛滥成灾有其精神来源，这就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冒头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带有浓厚蒙昧主义色彩的专断思想和专断作风，伯威在几十年后给这个现象一个概括，称其为封建政治文化在“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复辟和延续。正是这些汇溪成流，导致我们的国家在五十年代后期陷入了长期的极左的方向，而一步步滑人“文革”。
伯威的这本回忆录在不经意中触及到一些重大问题，这就是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中，有两种突出的现象：一是对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强调，另一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强调。许多人都能记得这样的领袖名言：没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人们也都熟悉“文革”中的那句流传全国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建设也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在伯威的书中看到，在建国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国家给大学生提供了在那个年代所能提供的较好的学习和生活的条件。而对“思想一致性”的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自有其必然性，但是当国家进人到和平建设时期，“思想一致性”却逐步转入到绝对主义的领袖崇拜的轨道，除了国际共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极左的传统，还有“中国革命道路模式”的深刻的影响。中国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1949年，革命的胜利者满怀自豪进人城市，其中一些同志对知识分子充满鄙视和偏见，革命领袖虽也看到农民的狭隘性，但认为“忠诚”更重要。伯威的书提到，在反右运动前，北大一些“思想正统”的同志非常不满物理学、气象学专业课上的那种质疑讨论的气氛，他们一直为此感到憋气，认为北大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一直到了反右运动打出几百名右派，才出了那口气。
自那以后，较具开放和人道主义色彩的五十年代苏联文化就逐渐成了历史名词，未几就被冠以“修正主义”的标签受到批判和禁止，中国真正走向了完全封闭的自我欣赏的方向。“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被尊为治国之不二法门，“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铁律，蒙昧主义和思想专断越演越烈，思想盲从、领袖崇拜、农民思维、农民习气，被认为是体现了纯正的无产阶级特质而受到高度推崇，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蒙昧、专断的狭隘思路下，配之以强力的惩戒手段，继五十年代在知识分子中不断“排队”，“分类”，发展到六十年代“文革”前夕对知识分子整体“一锅煮”。有名言：我们没有大学教授，没有中学教员，没有小学教员，全是国民党的人。除了极少数“红色笔杆子”，干脆把新老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全部打人另册，一概加之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帽子”。北大这所已经打了几百名“右派”，不断受到阶级斗争洗礼的中国最高学府，更被视为“反动堡垒”，还被加封了“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的贬敕。由极左思想滋生的蒙昧主义终于掀起“文革”的滔天恶浪，茶毒了人们的心灵，严重戕害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和创新的生机。
伯威在回忆录中提到叶企孙先生的遭遇尤其令人唏嘘。叶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物理学家，建国前，曾派遣他的学生为解放区筹集和运送材料，制造军火。解放北京时又不畏艰险参与组织护校，五十年代还在北大给一年级大学生亲自讲授基础课。“文革”期间，古稀高龄的叶先生受尽摧残羞辱，有一次一位留校任教的伯威的当年的同学从外面回校，“看见一个老叫花子坐在西校门边墙脚下，用一根草绳系着又脏又破的棉袄，手上捏着一个干馒头在那里啃，走近了一看竟是叶先生！！”
伯威先生的书是一个蕴涵丰富思想性的个人实录，多年来我们熟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正当性的响亮的命题，可是在我们的官修正史或学院修史中，却找不到普通大众的踪影，看到的更多是一些阐述历史大规律的宏大叙述。今天伯威以他个人在北大“右派生成”的具体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北大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横剖面，甚至是更广阔的“五十年代史”的某些重要方面的生动图像，对当今和以后的历史编纂学都是一个贡献和不可或缺的补充。我也注意到在这部独特的个人化的“五十年代史”中，伯威对他在反右后的痛苦遭遇着墨很少，他谈的更多的是他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的理想、激情和对国家健康发展的期盼，他真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以人为本”的理想，他的全部文字都渗透着对祖国无限的爱。伯威的叙述细腻而耐读，读者随他走进一段岁月，看到一个革命青年的理想是如何燃烧，又怎么被极左思想所摧残，走向无边的深渊，再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获得新生，作者不怨不忿，更增添他这本书的感染力，带给读者更多的回味和思考。
（《青春·北大》，胡伯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永恒的一瞬：
《大巴山重庆老知青剪影》里的五百余张照片诉说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照片上的主人公都是1964～1965年间到四川省达县地区的达县、邻水、大竹、宣汉、平昌、通江、南江、巴中和万源九个县的社办林场、茶场和畜牧场（以下简称社办场）落户的重庆知青。照片记载了他们从中学毕业、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回城参加工作到退休下岗的经历，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在过去四十年的坎坷命运。透过他们的追求、奋斗、挫折、失落、醒悟和超脱，读者能够多少窥视中国社会在过去四十年里的沧桑，感悟人性的清浊与善恶。
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古老的中国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面临又一次决定命运的选择。1962至1965年间，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务实派领导人卓有成效地对中国经济结构进行了宏观调整，对城市的重工业进行了压缩，在农村实行了有限的包产到户，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中国经济从“大跃进”后的低谷和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人民重新享受温饱，市场重新展现生机，社会重新焕发活力。然而计划经济的模式没有受到根本触动，市场没有发挥对经济发展应起的杠杆作用，中国的经济仍然跟世界市场隔绝，在低技术、低管理、低效率的层次上发展。与此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婴儿潮”和五十年代实行的盲目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城镇人口持续增长，对本来就“一穷二白”的经济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也就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天平迅速向左倾斜。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条口号。这条口号反映了毛泽东对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的错误估计，为中国政治定下了危险的基调。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在国际上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有增无已；另一方面，中国和苏联两个共产大国的关系却每况愈下。中、苏两国领导人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而且在东西方关系、台湾海峡局势、中印边境冲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采取截然对立的立场。苏联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惕，苏联领导人在国内和国外的一系列政策被解释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公然背叛，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被视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威胁。
中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这场争论的谁是谁非本身今天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里的“修正主义”的认识导致中国内政的灾变。毛泽东认定一个对立面的核&dE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中国正面临出现“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他一面在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面在策划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复辟”，从1963年起，他策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捕风捉影的清洗运动持续了两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场预演。中国社会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恶形势。
政治大气候的转变势必波及教育。1964、1965连续两年，根据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巩固政权的需要，中国的教育界在学生的考试录取工作中开始全面贯彻“阶级路线”，对于直系亲属中有“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地主、富农、反动官吏”和受到法律惩处的“亲密的社会关系”的学生实行了一刀切的不录取政策，剥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1498页）虽然也有“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这样的宣传，数十万优秀学生仍然被关在学校的大门之外。这一政策确立于1958年，1962年由于蒋南翔力排众议得到部分纠正，但是1963年又卷土重来。而在1964、1965年的招生过程中，被教育部门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些优秀学生中相当部分的人成为1964、1965年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他们的父母多半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本人在学校往往品学兼优，不少人是学生干部。他们从小接受革命教育，争取进步，不少人还加入了共青团。他们对共产党深信不疑，对共产主义怀有幼稚而朴素的信念。落榜中断了他们的学业，尚未完全恢复的国民经济拒绝给他们提供在城市就业的机会。于是，他们或出于实践自己在校期间发出的“一个红心、两种准备”的豪言壮语，或向往“愚公移山、改天换地”的英雄业绩，或仰慕邢燕子、董加耕和侯隽的光辉榜样，或感到在城市前途渺茫，或耻于“社青”的地位，或向往《青山恋》《朝阳沟》这样的艺术作品所描述的浪漫环境，或纯粹出于幼稚无知，毅然踏上了上山下乡这条坎坷的人生道路。适逢重庆市跟达县地区达成协议，由达县地区负责安置重庆的落榜的高、初中毕业生。一大批自幼在山城重庆长大的孩子就这样跟大巴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到大巴山区落户的重庆老知青大多在社办场度过了四年以上的时间。社办场是达县地方政府安置工作的尝试，是以知识青年为主；配以少量当地农民的农业集体，在组织和管理方式上不完全等同于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政府在知青下乡的第一年向社办场提供少量的经济资助，要求它们当年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这种让当地农民羡慕不已的条件对一万四千名少男少女却意味着物质和精神上的一种自我超越，这不仅是因为知识青年们下乡前从来没有干过农活，还因为绝大多数社办场都是在荒山野岭上白手起家。重庆知青居然凭着理想和情同手足的相互支持，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基本适应了大巴山里艰苦的自然条件、匮乏的物质生活和陌生的文化环境。
在社办场里，重庆知青跟当地农民朝夕相处，导致新与旧、城市与农村两种文化的碰撞。本地场员一方面善良、朴实，有娴熟的生产技能，是知识青年的良师益友；另一方面，世世代代的小农经济和闭塞的社会环境也造就了他们的因循保守甚至愚昧。天长日久，知青的观点也悄悄发生了变化，理想慢慢退色，考虑逐渐趋于实际，生活习惯也在向本地农民靠拢。无可否认的是，社办场的经历锻炼了老知青的体魄，丰富了他们的见识，陶冶了他们的感情，改造了他们的人格；另一方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的生活内容和迅速的“农化”，也使越来越多的老知青感到失落。知识青年们反复思考却始终不能回答的问题是：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究竟有多长？农村这所革命的大学有没有结业的那一天？实际上，任何敢于思想的知青都会不时陷入惶惑。因为农村的所见所闻跟他们所熟悉的一切实在相距太远，农村和城市的反差太大。社办场本身的环境和中国农村社会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都不能满足知识青年长远的需要。
说到底，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后退。这一运动形成的直接原因是政府的计划经济政策的失败，把大批知识青年送到农村是为了缓解城市的就业危机。然而经济上的权宜之计偏偏被各种宣传机器进行了政治包装，冠以“防修、反修”的神圣名义。（顾洪章、胡梦洲主编：《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
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290页）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乌托邦主义注定没有出路。君不见世界近代史上，乌托邦主义曾经在欧洲和北美洲盛极一时，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和富于理想的人。但是那些乌托邦一个一个地瓦解，最后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