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5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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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陈先、吴敬琏、李剑阁、李克穆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最后终于由父亲亲自敲定了书稿。应该说，父亲对这个定稿还有不满意之处，对其中的几个章节还想修改，但从1995年夏天到1996年春天，他三次因病住院，身体状况使他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做出了交稿的决定。
在这本《薛暮桥回忆录》中，父亲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对什么内容进行回忆的呢？
父亲是个知名人士，但对于他的身份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学者，有人则说他是政府官员。我曾经问过父亲，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身份的确定决定了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他投身党的事业后全部历程的回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珍视自己的理想，但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分析从现实追溯至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没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
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建国后，父亲长期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来参与经济体制的运作，他深深了解体制，所以他把回忆和思考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上。父亲曾主持过几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有过很多经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政策建议，但他不认为个人可以超越历史，尤其不能超越党的决定。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十二大决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因为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务院现职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他都没能明确表示出自己的见解。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许多事情表述得相当含蓄，需要留待时间的淘洗才能慢慢显露出其含义。
就个人性格而言，父亲不是性情中人，他平时的话也很少，所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流露，如果是细心人，大概能看出一点痕迹来；加之他的语言非常简单朴实，他不擅长描述，更不会渲染，所以这本回忆录在圈外人看，可能会觉得比较枯燥，尤其是后半部分。我看了季羡林、王蒙等人的文章，常羡慕他们的文笔，羡慕他们能用准确的语言驾御复杂事情和人物，常想，若是父亲能以他们这种方式写回忆录，可能就要好看得多。但话又说回来了，父亲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事物，与很多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有着较深的接触，但又有多少是能写出来的呢？况且父亲又不是一个对人情世故很感兴趣的人。
写完回忆录后，父亲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我就发现，即便他那时的工作能力很弱了，但没有工作的生活仍让他很寂寞。而他确实还有一个心事未了，那就是他在1989年…1992年所写的二十多篇文章、信件、报告，还没有集成文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有1990年9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来年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等，这两篇文章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对他办公室留存的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清理，又发现几十篇他在1979年…1988年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这些文稿有的是内部报告，当时不宜发表，有的是因为观点比较激进，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质疑，发表时被报纸删去。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在吴凯泰同志的主持下，我们着手对这些文稿进行编辑整理，准备编成一本新的文集。吴敬琏同志得知后，建议由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想，父亲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最初的两本书《农村经济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也是1937年在新知书店出版的，这最后一本书如果能在三联书店出版，那将是非常圆满的。在吴老师的促成下，三联欣然同意。我们深知，父亲已是过时的人物了，出这本书是要贴钱的，所以我们对三联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父亲亲自为这本书定了书名——《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年上半年，这本装帧淡雅的三联版《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了，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我们向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各经济所等经济界人士赠送了近二百本样书，为父亲一生的经济思想画上了一个句号。
真要感谢上苍，让父亲完成了他所有的心愿。因为就在《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后不久，1999年7月22日，他因帕金森病加重而住院调药，一个月后因感染患肺炎，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抢救之后虽然脱离了危险，但他的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成了北京医院的长期病人，卧床不起。从那时起，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直到整整六年后的2005年7月22日。
被人丢弃，至书商手中，而后，这本《国民字课图说》就躺到我的书桌上。长兄对它呵护有加，加一牛皮纸做“封面”，自右及左用繁体字写上三竖行字：“儿童必需”、“国民字课图说”、“上海会文堂书局发行”。据古越章彬于1905年9月即写的《序》，这是一本“受会文堂主人之嘱编辑”的，“前编识字教科书绘图系说于启发儿童知识最有裨益风行一时”，本“虽无甚增损图说则务在变通期名窒碍难行之弊用特大加修正改名国民字课图说”。在网上搜索没见书影，其他资料更是没有，虽有“独家”收藏般的自喜，却不知道当初这书长相什么模样，是个遗憾。
此书是因为编著者有“得一新法而欲其法之普及”之心的产物，今天可以称之为“共享”，作者认为，达到“共享”的途径便是借助书的形式。《编辑大意》中有详尽的阐述，称这是与那些“以天地人物分类居多”、容易让孩子们“生厌”的识字课本不一样，“每字先注声音次注意义解说纯用官话为老师者依书讲解绝不费力”，如“一”字：“于悉切．音漪．人声”，“起头的数目字”，“数目起于一．不论何数．都是从一生出来．一个人．一只鸟．一匹马．一头牛．就是这个一字．看一上图”，下面是一只手伸出食指左指，表示“一”。举例之多，读者一目了然。再如“冰”字，“悲陵切．音逼．平声”，“结冰的冰”，“水到冷天．便结成冰．看下图．地球南北两极．通年有冰．叫做冰洋．看上图”，一字两图，图文并茂，识字长见识，堪称本书的特色。今天用此法也不过时，的确“新法”，其言不虚。
与这本货真价实的识字课本相比，与之同室的还有两本，一本是《农民识字课本》（第一、二册合订本），共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10月第一版，手头的是1952年7月第一次修订原版、1952年月10月成都初版。而这本书实际上是语文课本，属文不对题图书，比如第一课便是“人／一个人／两个人”，由字或词到短语；后面的课文越来越长，有不少应用文，如书信、欠条、日记等，其教化色彩又非常浓，诸多政治的时令的内容人选其中。另一本《看图识字》（第二册）更无趣，这本由“文字改革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的书，64开本，每字就只是注音、画图，无一字说明，呆板得很，学起来肯定会很累，老师们教学难得丰富到哪里去。
看来，《国民字课图说》一书的广告是如实的，并非今日某些书是有意夸张。原文如是：“初学识字每苦难／本局是书编次周到／逐字音释浅显易晓／旁加图画儿童尤好／备此数册获益不少。”作者对这本课本还寄予特别的厚望，称“中国文字之通行于万国或亦起点于是也”，这与《农民识字课本》不同，虽然也有“扬我国威”之意，但三句话不离本行，与识字紧密联系，易引起学习者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堪称目标远大，却又具体，励志而细无声，这便是教育的艺术了。
读书七痼癖
■ 宁 可
宁可先生，湖南浏阳人，1928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本刊将连载宁可先生《我的读书生活》。
生平酷爱读书，不论何时何地，也不分什么场合，什么都要看，什么都想看，形成了一种痼癖。现在年老体衰，头昏眼花，效率减退，无复当年的气概。但是仍不时追忆当年的劲头和心气。不时回味这些记忆，有甜有苦，有酸有辣。归纳起来，当年的痼癖一共有七项。
第一是乱看。有书就读，拿起来就看，没有书就四处找来乱看。硬面精装的大部头书，端起来就翻。片纸只字不论是医药广告、戏院海报，掉在地上拣起来也看。吃饭时看书、看报，睡觉时看小说看笔记看棋谱，借以催眠。“文革”之初，造反派勒令把家藏“反毛泽东思想”的书交出来，被迫交出几乎全部的书，大概有几百本吧。这下好了，孙猴子没有金箍棒弄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终于从三个途径找到看书的机会。
第一个途径是到街上或其他单位去看大字报。其时正好各单位大打派仗，大字报提供了大量信息，不单是批判漫骂，而且揭露了不少“走资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的秘辛，有一次跑到北京航空学院见到一片大字报，半已剥落，半被覆盖，仔细一看，是揭发李先念1946年在中原突围时所犯的错误。如此珍贵的史料如今再也找不到了。二分一张的街头小报到1967年时高潮已过，可看性不大了。听说美国人在香港收集“文革”小报，50美元一张，不禁有些羡慕。可惜国人收藏者寥寥，今天很难看到一度如火如茶的“文革”小报的尊容了。
第二个途径是邻居孩子在中学图书馆那里造反抄来的大批“封资修”黑书。其中有大量小说，记得有《静静的顿河》四册，还有其他一些世界名著的中译本，看完老实归还。
第三个途径是“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图书馆也停止开放。到了1967年夏天，大字报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组员戚本禹指示，图书馆仍可开放。听到消息立刻跑去。这时，社会科学的书不开放，开放的是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我凭着一张那时尚未作废的借书证可以借阅这方面的书。于是看了达尔文的经典巨著《物种起源》和《人种起源》，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第五卷（当时尚无中译本）和其他一些书，还有一些英文和日文的航空杂志，那是属于技术科学类的，不能出借，但可在馆内阅览。还记得有介绍飞得最快的美国高空侦察机RS／71黑鸟，还有一些航空展览会的倾转旋翼机试验型。（美国V22鱼鹰机前身）同时，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也援例开放了，不知为什么只限借阅英文书，于是乘机借来《基督山伯爵》和《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每天读一点，讲给女儿和邻居的孩子听，每天一段，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老缠着我快看。经过几个月终于也有讲完的一天，这时也到了1967年冬天，北京图书馆两派武斗不可开交，于是宣布军管，不论是北京图书馆还是学校图书馆又循例关闭了，我看书的享受也就结束了。从1967年初到劳改队解散到1968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集中审查，我有一年半靠边站的闲暇时间，粗略计算了一下，在这段时间里一共读了600本左右的书，其中有一半是小说，可惜当时心情紧张，惴惴于不知何时被揪斗，留存在记忆里的痕迹已经很少很少了。
在这一通乱看的同时，我也四处弄书以慰饥渴。新华书店除了最高指示和“文革”小册子外，所有的书都下架不卖了，只有卖旧书的中国书店有两家还开着，但也只有理工科的书籍了。那时在这家书店里买过一本《黄酒酿造法》，站着翻看了一本《烟草栽培学》，还买了一小本科普读物《蛇》，都仔细看了，但是书名记住了，黄酒是怎样酿造出来的、烟草怎么栽培法始终没有弄清楚。
在劳改队里劳改时，原膳食科长是我们牛鬼蛇神的小组长，劳动休息时到他屋里抽烟喝茶，案头摆了几本食谱，我也拿过来翻看，记得广东菜谱里的“顶上汤”，是要用20只老母鸡，20斤火腿，加20斤水，用文火，过一夜熬出来的为“上上汤”，而老母鸡火腿数量各减半，七折八扣的是“上汤”。读此虽未拍案表示惊奇，然从此对各种食谱有了兴趣，未实地做过菜，但常以此作为谈资，一度竟在一小撮朋友里得了一个“美食家”的称号。不料，“文革”以后，被推荐为文化大辞典膳食篇的撰稿人，来人说，推荐者的原话是“某人不但会吃而且懂吃”，编此书既责无旁贷也将胜任愉快云云，我听后愕然，只好逊辞推谢了。
第二是抢看。上中学的时候，只要看到同学拿到一本有意思的书（多半是小说），就要一把抢过去看，时而引起争执，也不免涎皮赖脸地终于达成协议，或者先睹为快，克时归还，或者挤进去看一段时间再还回去。一般是看一夜，第二天一早还书。这时就不再上床睡觉，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或者倚在路灯下看，或者蹲在厕所里看，总之是夜深人静，灯光暗淡，正是抢看书的大好时光。往往到了后半夜书就看完了。第二天一早还书，正好两便。记得抢来看的书里有一本是头尾都撕掉了，书名作者全不知晓，看来是一个外国记者对抗战前的旧上海的采访记，那里记了上海的黄包车和银锭的浇注，以后一直再找没有找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胜利结束，才从黄钢同志那里知道那是德国名记者吉希写的中国采访记——《无声的中国》（这书似乎又重印刷了，但始终没有看到）。
第三是偷看。抢到一本书就背着人看，惟恐被抓，总要找一个人少的阴暗角落或者黄昏时刻，别人不注意我的时候。以致才小学四年级就成了近视眼。初中三年级开始配眼镜，即过五百度。此后又换了多次眼镜，度数越来越深，视力越来越衰退，看书尤其是小字模糊，正像刘禹锡咏婆罗门眼医的诗中所描写的眼病患者那样，“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还有一个偷看的场合是在课堂上，课桌上面摊开一本课本或者练习本，压着偷偷翻看，有时就放在膝上。这种情况不断被老师和同学查获。一次按班规罚款书价的两倍共五元上缴了，结果每月搭伙一顿中饭的伙食钱没了，只好中午饿一顿，一直挨了一个月。这样偷看后来还发展到一心二用，上课之时，一边听讲记笔记，一边看一本书，检查起来，对听讲记笔记并无影响。有一次听报告时如此做被人递了条子揭发，受到主讲者不点名的批评，心里不服，心想拿你记的笔记跟我记的笔记对一对，看谁记得完整清楚。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注意力不再集中，记忆能力衰退，那种一心二用一石二鸟一举两得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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