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5期-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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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在。
康纳顿列举的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奥威尔对社会记忆有非常深刻的洞察力，《一九八四》被康纳顿视为人们对“集体健忘状态的领悟”的标本。（同上）奥威尔在书中塑造了大洋国真理部的小官员温斯顿，他的任务就是不断修改“大洋国”的历史记录，使领袖“老大哥”的预言能和事实符合。比如，财政部计划的鞋产量没有达到预定的标准，温斯顿就要修改记录预言的文件，让实际产量超过预言，这种修改不仅限于报纸，各种记录音像、文字的媒体都不放过，它只是为了“使得党方所作的每一项预言都能滴水不漏。”真理部也因此成为大洋国最牛的部门，仅在伦敦，像埃及金字塔的部门大楼就有四座，每座楼的地上、地下的房间就有六千多。奥威尔借温斯顿的口说，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计成本，从不间断地篡改行为，只是用一种谎言代替另一种谎言。问题的核心就是为了控制社会的记忆。因为“党的口号是：‘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也就能控制过去。’凡是目前认为正确的事物，将永远被认为是正确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只要不断克制记忆就行了。他们把这种办法叫做‘控制现实’，用新语言来说就是双重思想。”（《奥威尔经典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29页）康纳顿对奥威尔所称的记忆控制有一个解释，他认为这是新政权建立之初的一个特点。新政权合理性的确立需要时日，“新政权的渴望越是坚定，它越是专制地寻求引入一个强迫性忘记的时代。”（第8页）我们在文章开始谈到处死查理十六也属于这种情况，消灭查理的肉体，让他的公共身份死亡，以一场仪式取消另一场仪式，既包含了社会记忆也包含了社会忘却。所以法国大革命通过处死国王、改变传统服装等行为强迫人们忘记旧政权，追求的是民主，手段却同样专制，这种以消除民众记忆的革命专制比起路易十四以来的封建专制毫不逊色。类似的现象我们还可以注意中国历史上用“五德终始”包装的朝代轮替说，最晚的就是清人人统中原强迫汉人剃发易服，这些都可以在“社会记忆”的理论背景下来思考。在这里，康氏有一点忽略，这就是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控制社会记忆的行为不仅限于新政权建立之初，在政权合法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强迫性忘记会一直存在。
无论是社会记忆还是社会忘却都有一个使现存秩序合法化的共同点，康纳顿指出是其意识形态的功能所致。（第58页）这背后有一个问题康纳顿也没有强调，即社会记忆和社会忘却都是选择的结果，有些属于权力选择，如历史事件的取舍和记录标准、档案文献的密级和查阅时限是由统治者规定的，大洋国对社会记忆的控制就属于这种情况；有些属于集体的选择，这包括了族群代际间的记忆传递（如神话、传说、仪式等）和身体记忆（如姿体语言、手势和各类社会都存在对“大人物”表示尊敬的举止等）。需要注意的是，身体记忆中有些是出于社会分层的需要，有些则是人的动物本能所致，两者往往不容易分开，康氏对此也没有进行讨论。因此，选择什么作为社会记忆就是一个主观性事件，也就不具有永久性。从时间上看，极权国家的确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控制社会记忆，由于历史可以不依赖“社会记忆”的独立存在和它的重构性，极权国家塑造的社会记忆或者强迫的社会忘却仍然是短暂的，对记忆或忘却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
在读康纳顿这本《社会如何记忆》之前，我也认为社会的记忆应该有所选择，应该记忆什么和不记忆什么，也担心历史的遗忘问题。从社会学家对记忆的研究来看，社会记忆的传递并不由权力说了算，仅是康纳顿提到纳粹的纪念仪式和捷克的两次忘却，该清除的仪式仍然被历史清除，该记忆仍然会被社会恢复记忆，我们的担心倒显得多余。这是不是说人们在极权下面就无须做任何记忆的努力呢？当然不是！康纳顿说，反抗遗忘的斗争就是人们自己拯救自己，人们反对极权的斗争，“是他们的记忆反抗强迫性忘记的斗争。”（第11页）其中的道理也十分简单，无论权力集团以什么样绝对正确的理由要求社会记忆什么或忘却什么，并不能如愿，原因如同雨果在《九三年》中所言，在这个绝对正确的控制社会记忆的理由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社会如何记忆》，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9．50元）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的拓荒之作
■ 陈梧桐
明代是我国方志编修的重要发展时期，留下了大量志书，成为后人研究明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源。明史研究的一些重大成果，往往离不开方志资料的发掘和利用。顾诚为撰写《明志发展战争史》和《南明史》两部专著，即曾查阅了当年战争波及地区的千余部方志，从中搜集到大量罕见的资料，据以得出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的《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和《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也使用了数百种方志的资料。在近年兴起的社会史和晚明社会变迁的研究热潮中，学者们也无不争相挖掘方志的资料。然而，相对于方志资料的利用而言，学术界对方志本身的研究却非常薄弱，不仅成果无多，而且迄今未见一部对明代区域性方志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问世。张英聘女士最近出版的《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可谓是填补空白的拓荒之作。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是个很有价值和意义的课题，因为南直隶是明代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地区，方志的编纂水平也最高，探讨其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将有助于揭示明代方志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它又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因为它不仅涉及两广，头绪多，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明史和方志知识，而且由于明代南直隶的方志数量多，又散佚严重，资料的掌握和整理殊为不易。但是，张英聘女士不避艰难，凭借自己多年研究明史和方志积累起来的学识和经验，下苦功夫，孜孜砣砣地搜集资料。不仅查阅了各地图书馆的大量现存南直隶方志，还查阅许多明人文集和笔记，从中寻找线索，顺藤摸瓜，发掘各种可供利用的资料，探明事实的原委。如为编制第十章《明代南直隶方志总表》和《明代南直隶专志、山水志、乡镇志等编修情况统计表》，她除依据明人的书目、文集、笔记、方志和今人的书目提要与有关著述，还根据目前海内外包括中国的台湾以及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各主要图书馆的馆藏目录，查阅了大量的馆藏卡片资料，然后逐一进行考订、甄别，弄清明代南直隶四百多种方志的书名、纂修人及存佚状况。全书征引书目多达368种，资料翔实可靠。
根据新掌握的资料，作者从纵横两个方面对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做了梳理，认为从发展时序上讲，可以划分为明初至正德初年的擘划奠基阶段、正德中期至万历中期的发展成熟阶段、万历中后期至明亡的沉寂阶段；从地域的分布来讲，则呈现淮北少而淮南多的不平衡状态。全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总体分析与个案研究交互使用，对明代南直隶修志兴盛的原因、编修的源流、志书的编纂与续修及组织、方志的结构、创新与发展、内容与价值、历史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等重大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与论述。所有的论述，都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运用丰富的资料加以论证，从中引出结论，做到论从史出。这种严谨的实证学风，使书中的结论显得扎实而稳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例如明代方志的续修，由于存在重修、重编、新修、续志、新志、续集、重刻、志补、增辑等几十种不同的名称，表述的形式也大不相同，学者对其涵义的诠释和理解也就出现很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所谓续修，就是接续旧志的门类修纂新志。有的学者更认为，续修等同于续编，就是按照年代的顺序，以旧志的下限作为新志的上限来编纂新时期的方志。因此，续志不是统合古今的通志，其中有的是断代志，有的则是一代一朝设局多次而纂成的多部志书，断限不一。作者仔细查阅现存的明代南直隶编修志书，经过认真的比较分析，赞同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所说的续修是遵循“统合古今”、“详近略远”的原则，并有创新与续补两种形式的观点，认为续修不等于续编，续编的形式不能涵盖续修方志的全部内涵；续修也不仅限于续编一种形式，许多续修的志书往往对旧志的阙略或弗备者做了增补，遗误者加以订正，因而也就具有增补型、续志型和重修型等多种形式。这个结论，显然更符合客观实际，是令人信服的。
作者通过深入的研究，对明代南直隶方志编修的成就、特点和历史地位进行了概括和论述。作者指出，明朝继承前代官修方志的制度，在立国之初，明太祖就诏令各地编纂地方志书，并四次下令纂修总志，绘制舆图。明成祖继位后，也诏纂天下郡县志，并于永乐十年（1412）、十六年颁布《修志凡例》和《纂修志书凡例》。此后的明英宗、代宗也先后下诏令各地修志。朝廷的积极倡导和修志凡例的制定颁布，有力地推动了南直隶方志的发展，使之更趋定型化与规范化，并逐渐形成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数量大，品种多。有明一代所修志书为宋元两代修志总和的六倍多，南直隶的志书则占到明代方志的百分二十几，比宋元修志的总数还多。从品种上说，除前代原有的种类外，南直隶的明代方志还出现了结合区域特点和需要的官署志、郡城志、水利志、漕河志、盐政志、文献志、乡镇志等许多新的志种。
二是体例结构更趋完善。明代以前的方志，主要是平分列目体，还有少量的纪传体。从明中期开始，除平目体外，纲目体志书已发展成为南直隶方志的主流，纪传体志书也逐渐增多，并创立不同于史书的“纪”，后来发展成为大事记，成为方志不可缺少的栏目，编年体志书也有出现，并新创了文献体。从内容结构来说，明代南直隶的志书不仅序、跋、目录、凡例、正文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图、表、志、传、纪诸种体裁的运用也更为普遍。
三是指导思想明确，强调修志的目的在于发挥其资政、教化的功能，以振兴乡邦。
四是史料价值高，存史作用大。明代南直隶的方志，保存了大量其他史书包括政书、实录、文集、笔记所未载或载而不详的资料，可补其缺或正其误，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成为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宝库。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作者对明代南直隶方志作出了有别于清代以来贬多于褒的新评价。她指出，明代南直隶的方志，尽管存在取材不精、归类失当、滥收诗文、体例庞杂，昧于史法乃至为了应付塞责而草率成书等问题，但就总体而言，其编纂的理论、体例、结论和种类都超越了前代，不仅数量多，史料价值也高，对清代方志的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方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概括和论述，凝聚了作者多年研究的心血，见解新颖而又论据充足。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对明代南直隶方志编修的经验做了归纳总结。她指出，政府首倡是方志编修成功的前提，明政府的积极倡导，不仅使方志的规范得到确立，而且为修志的有效运转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物质保障；修志者的素质是方志质量的保证，南直隶方志的修撰者都为文人学士，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并且具有较高的史德与志德；众手成志是方志编修的有效动力，南直隶方志的编纂，除少数私撰志书外，一般都有数人甚至是数十人参与，分工合作，便于发挥集体的智慧，利于提高编纂的速度和质量。这些成功的经验，不仅为清代的修志所吸纳而产生影响，就是对现今的修志也仍具有借鉴的作用。
学术上的拓荒之作，免不了会存在一些不足和薄弱之处。张英聘女士的这部专著也不例外。除了南炳文教授为此书新作的序中指出的“明代南直隶方志与明代其他地域方志的比较研究似应再为加强”之外，我以为，还可在理论分析上进一步加强力度，使论述在实证的基础上更带理论性。但瑕不掩瑜，从总体来说，它是一部成功的较为优秀的学术著作。作者对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严谨治学的作风、求真求实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扬的。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张英聘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1月版，38．00元）
重构五四新文化的形象
■ 林分份
从1919年7月蔡晓舟、杨景工编的第一部关于五四运动的书——《五四》出版以来，八十多年中，与“五四”相关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由此建构起来的“五四”形象也可谓千人千面，众说不一。在众多“五四”学的著述中，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新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是最近比较特别的一部。该书以五四新文化为对象，除“导言”外，由六个独立的章节组成，内容涉及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新青年》中的文体对话、蔡元培的大学理念、章太炎的白话试验、北大的“文学史”教学以及新诗的经典化过程等方面。与以往诸多关于五四新文化的著述不同，陈平原既非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进行面面俱到的评说，也非专取某一面向或角度建构“五四”叙述，而是从一些易为常人所忽略的细节和断片人手，通过对几个不同个案的深入描述与具体考察，在思想史、文学史和教育史的视野下重构五四新文化的形象。
一
五四学生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环节，也是所有的“五四”学著述无法绕开的话题；对这一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往往体现了著述者在历史观念和表述模式上的自家面目。《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第一章面对的就是这一话题。虽然只是其中的一章，但对这一话题的处理方式却直接透露出著者在这部专著中整体的学术追求、表述风格，以及对于具体历史命题的“别识心裁”；因而对全书具有引领性的作用。与以往诸多研究者不同的是，陈平原并不热衷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思想变迁的大趋势等人手，具体详尽地讲述五四学生运动爆发的前因后果，而是把目标锁定在五月四日这天，从考察当天的天气状况、运动爆发前街上的人文景观、游行队伍当时的着装、游行的具体路线等人手，尽可能逼真地还原这场运动的主要角色在当天的真实心态与状态。甚至对于谁第一个跳进曹府、谁指挥火烧赵家楼等等细节，都有极其详尽的叙述与考辨。与此同时，著者把目光投向当天没有参加游行的冰心、郑振铎、沈尹默、闻一多诸人，通过描述他们在这特别的一天中生动有趣的活动细节，在小范围中构筑了新文学运动的主要作家在五四那天活动的全景。
作为文学史家，著者如此不惜笔墨地描摹五四学生运动的现场，显然与其自觉的学术追求有关。“如何进入历史”一节提供的就是这种描摹的动因：这种表述方式的背后所隐藏的是对“五四”运动的“命名”与“命运”的实际担忧。从一开始就作为“正面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