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问题-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邻右舍们，我成天要干的呢……要啊，收啊，搜啊，夺啊……有的村为了催上缴，还成立了突击队、攻坚组。这些人一进村，就有人喊，土匪又来了！小孩子们唤来狗咬……老百姓都比较通情达理，刁民极少数。只要家里有，一般都愿意给。有一天，我和村委会干部们一道去二房郢孙兰华家要上缴，她是四川人，丈夫常年有病不能外出打工，两个孩子还小，看着她家只有空荡荡的四个大墙拐子（指家徒四壁）我连抽了三支烟也讲不出要讲的话……我是书记，不带头发言又不行，只好对孙兰华说，请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吧。孙兰华先是坐在下沿一声不吭，听了我的话，一转身去了里屋，将几张叠得齐齐整整的钱拿出来朝我面前一搁，就跑到里屋放声大哭了起来。她生病的丈夫告诉我们，这几十元钱是她昨天才去镇医院卖血得来的，她几年没回娘家了，她原想用这钱来打车票的……（韦立仁讲到这里，嗓子哽住了，七尺高的汉子顿时眼水麻花）村里的青壮年全走了，俗话说：金家银家，抵不上自个穷家；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出去的人很少有不带工伤回的，致残的人也在2％以上，而致残的人很少能得到什么赔偿。……可不走又哪来的钱交上缴？不走又怎么能养得了家糊得了口？最可怜的是那些姑娘媳妇们，出门在外容易吗？好多女孩子被活活地糟蹋了，社会风气越来越坏，计划生育也越来越难搞了……如今的打工跟过去的帮工又有什么区别？我这个书记是越当越混蛋了……”
走在上郢村的田间小道上，见到的全是荒田荒地，少有的几小块种了油菜的菜园里也都长满了杂草。我又从我原来走访过的村庄里挑出了椿树镇的龙穴村，西古潭乡的陈大郢村，马头镇的感应寺村，施桥镇的大沙塘村等10个村落，将它们的有关情况与新桥上郢比照了一下，从中可以看出它们的情况基本相似，农民们大批外出致使耕地大片抛荒的主要原因是农民们的负担过重，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如此的。
打工人的年平均收入不好统计，据抽样调查得来的结果看，出外打工比在家种地的年收入要高出2倍多，这是否就说明农民出去打工划算了呢？未必。在乡下，我不仅看到了村庄和田地的荒芜，同时还看到了另一种荒芜。青壮年们都走了，留在家里的多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年幼无知的孩子，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便成了关键问题。
那天，正在乡下采访，我听说油坊村请了戏班子唱戏，我也撵去了。我在一草堆前刚刚坐下，就过来了一位老太太，抱着，拉着，领了三个孩子。孩子都在四五岁左右。她问我：“挪挪屁股照不照？让我挤挤坐？”我说当然可以，并马上给她腾出了地方。等她坐下了，我们交谈起来：“老奶奶多大年纪了？”“六十三了。”“这些孩子是您的什么？”“孙子，外孙子。”“老奶奶有福啊！”“福，福，老鸹叨你屁蛋骨！（笑）甚福呀，我都累死了！早上眼皮一扒，7张嘴要吃，我得给他们烧；晚上睡到床上，14条腿蹬被子，我得给他们盖；打起架来，惹起祸来，我得当他们的和事佬……”
“怎么都要让你带，他们的爸爸妈妈呢？”“都打工去了，南京，北京，上海，广州……咱全家打遍全国！（笑）”“还有四个孩子哩？”“都上学去了。”“成绩怎样？”“甚啦？”（老奶奶装成没听清的样子，我想她可能是听不懂“成绩”二字，只好换用方言问）“他们都念进书吗？”“哪个晓得！我又不识字，念成甚样是甚样，靠天收呗。”“没人辅导？”“甚啦？”（她又听不懂了，我赶忙换口）“考试的分数你晓得不？都有多少？他们散学回来做不做作业——就是写不写字？”“不写，从来不写，没见他们写过，尽玩。考了好多分我也懒问，他们自个吵架，说什么鹅蛋啦，什么不结壳（及格）啦……我一天累掉了半条命，哪烦得了这神！结壳了也好，不结壳了也好，我烦不了……”
“您是领得太多了。”“没办法，如今乡下都这样，中间的走了，丢下两头。落雁村我二表姐，她一个人带了10个孩子，除了她自个的孙子外孙，还加上邻居家的两个。我跟她见面时还编了顺口溜哩——吃起饭来一桌小嘴，睡起觉来一床小腿，闯起祸来一脸眼水，念起书了一×胡扯……”说到这里，老奶奶捂着自个豁了门牙的嘴哈哈地笑了。我也想笑，却没能笑将出来。
趁戏还未开场，我又赶紧打听了另几个带孩子来看戏的老人，他们的情况大同小异。有位老人甚至还说：“念那×簧子书甚用？反正又上不起大学，迟早还不是跟他们爸妈一样出去打工！趁眼下还小，匪让他匪去，疯让他们疯去，好歹落个小时自在，大了再苦我们也管不到了。”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隐性问题。正如我的诗人朋友雪女在一篇报告文学里写的那样：“土地的荒芜是现实的荒芜，而孩子的荒芜是未来的荒芜。在金传明家，我看到了老人带孩子的弊端和教育上的失败，也许这就是整个农村的弊端和失败。不识字渐失活力的老人，识字不多年幼无知的孩子，是人生的两头，都是需要别人来关心和照顾的，而农村的现实却强行把这两种弱势人群扭合在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雪女文中提到的金传明，即是我乡下哑巴三姐的儿子。他们一家人除了三姐全部外出打工了，包括年已60的三姐夫。三姐一人在家既要带孩子，又要兴园种庄稼忙家务……她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残疾人啊！
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开始隐隐作疼，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同胞和同胞的后代，也为全部抛荒的故乡、故土、故人们，为他们的当下伤心，更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采访中，我始终特别关注我们的女性打工者。她们可是弱势中的弱势！情况是令人痛心的。20年前，第一批外出打工的人全部是女性。在近年打工的总人数中，女性占的比例是57％。男人外出打工90％以上是因为贫穷，而女性外出打工除了贫穷之外，还有因为包办婚姻，重男轻女等等。
一走不能再回的女儿家们，在我市，在我省，在我国又何止这二十几人！
下面一位五年来一直和我保持着文字交往的打工妹的客观而又冷静的言辞不能不让人深思。她在来信中说：“谈到打工的事，我有太多的话要说。不打工的人是无法理解（她们的苦衷）的。哪个农村打工妹不是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的！家里太穷了！……有的人不理解我们，问为何不上中专大学？这太简单了，国家把学费抬得那么高，有多少农村人能上得起？到了外地打工，女孩子更是不容易，最大的难题是性骚扰。这种事很普遍。有的当地男人见到外地的女孩子就想占便宜。……这让人想到咱们国家太不公平，农民的女儿一生下来就比别人矮了半截——农村户口呀！如今虽然花钱能买到（城市）户口，可没有钱，我们又能买到什么？的确，有的打工妹在打工时堕落了，可又有谁能理解她们的内心？三陪女并非像报上说的都那么坏，她们实在是无出路。比如我现在打工，每月不足300元，除去吃喝生活房租，还要交什么暂住费等等，能剩几个钱？这些都好不合理……”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位在河北廊坊市打工的名叫王芳芳的乡下女孩。我们一直未见过面，认识她是因为她向我负责编辑的《映山红》杂志投稿，投的都是诗稿。尽管我们杂志能刊发的诗总是有限，但她的来稿一般都能被选用，因为她的诗句里流露出的那份情愫很让人感动。如她在《永远的故乡》里写道：
乡情——冲杯遐想／泡一撮童趣／一口，就是一次彻骨的心醉
乡音——用先祖的血脉／在心底酿造的一坛老酒／无论勾兑进多少岁月／开口，就是一片故乡的韵味
乡愁——睡觉在梦里／吃饭在碗里／雨天，和进屋檐滴下的水声里／晴天，痴入夕阳西下的余辉里……
乡路——一根弯弯曲曲，无远不至的马鞭／时时催我，跃马回家的路程……
一个多么优秀的乡下女孩，却要在如此的困境中挣扎。她还向我讲述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乡下打工妹们故事，年轻的王芳芳，在向我倾诉她们的苦衷她们的困惑她们的无奈时，语气是那样的沉重和沧桑。
走近打工妹畸婚（1）
下面是两个乡下打工妹的生平简历。
韩桑：六安市落雁村人，生于1976年8月，高一文化程度。18岁去广东某市打工，20岁成为“二奶”，21岁生子，22岁在广东遭到谋杀。
袁芹：六安市码头镇人，生于1975年12月，高小文化程度。20岁去河北某市打工，21岁成为“二奶”，22岁生一女儿，现失踪。
我不知道将她们俩放到一篇文章里去写是否合适，她们的家庭住址一个在六安东乡一个在六安西部，她们打工的地点也不在一块，一个在中国的南方一个在中国的北方。我之所以将她们二人放到一起去写，主要还是因为她们“二奶”的命运和不幸遭遇几乎相似。我在写韩桑的时候想着袁芹，在写袁芹的同时也忘不了韩桑。有时我把二人当成了一人，有时又把她们当成了一个群体。
先说韩桑吧。她是我着手调查农村打工妹的第一个采访对象。那时候我对自己的这个系列采访还存有不少顾虑，想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庸之人，斗胆将笔触伸进这片浸透了乡下女孩子辛酸血泪的特殊领域是否有点自不量力或自找麻烦？尽管凭着女人的良知和母性的道义我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无法保持住永远冷静和麻木，但我在听到韩桑的有关传闻时也还是长叹一声算了。
韩桑是我的故乡人。故乡来人说起了韩桑，回故乡时顺道看了韩桑的父母及韩桑的弟弟。那时韩桑还没有死，但家里已为她背上了“丢脸”的黑锅。因为在外打工的韩桑没有结婚却生下了一个小男孩。韩氏夫妇虽没把我当作外人，却也不愿向我透露半点他们的女儿在外的有关情况和任何细节。正当我准备放弃这宗调查时，乡司法所小宋突然打来电话，说韩桑死了，就种种迹象分析，系被谋杀，要我赶紧回去一趟。当时我正在六安的家中等着要见一个名叫青苇的采访对象，但由于韩桑的这头事急，我只好放下电话搭车走了。谁知这一走，就永远地错过了我和青苇再见面的机会。几天后回来，青苇已自杀身亡。
青苇原也是个不幸的打工妹，在外打工时上当受骗染上了毒瘾，当了妓女，并得了性病，后来由于对人生的彻底绝望，服毒自杀了。与此同时，又有其他打工妹在外罹难的消息传来。正是因了这些个乡下女孩子的死，我才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决心要将这次调查采访进行下去。我和韩桑相见在一片松岗上。那天，给我带路的乡下同学领我走过几条田埂，爬过一道坎坝之后，便用手朝前指了指说：“就在那儿了，你自个去吧，我可不敢再陪你了……”天已近黄昏了，有点迷信的同学害怕撞上了阴气，没心没肺地忘了我也是个胆子很小的女人。但与她不同的是，我的心头上压有一份沉重，我是专为采访韩桑而来的，我要尽可能地走近韩桑，和韩桑对话。
我硬着头皮从路边的林子里折了根桃枝，据说桃枝是可以驱邪的。“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桃符的功效不言而喻。
想到10年前，我曾在乡下三姐家见到过的小韩桑，那时她才12岁，和三姐的小女儿是同学。因为长得特别好看而又穿得特别破旧，所以小韩桑留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她的小褂儿上密密麻麻补满了补丁，使得底布上的花色原来是什么样子也看不清楚了。我的三姐虽是个哑巴，但她知道韩桑家穷，韩桑是个可怜的孩子。韩桑临走时，三姐在她的书包里塞进了几枚熟鸡蛋。韩桑站在院外的石榴树下，回过头来，感激地朝三姐一笑，笑得那么甜美那么舒心……从此，小韩桑伴着榴花的微笑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清晰如昨。一晃10年过去了，此时此刻，我面对着的却是这样一座新坟和新坟后边那幅令人心碎的引魂幡……
韩桑，迎着你父母为你竖的这幅引魂幡，你的游魂归来了没有？千里迢迢，车来车往，你找得到回乡的路吗？我知道，你今年才22岁，虚龄，和我的孩子是同龄人。我的孩子，此时正坐在大学明亮的教室里读书画画，而你却撇下了父母，当然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长眠在这片荒凉的松岗上了……你的心里，藏了多少要说的话不能再说？压了多少想申的冤无法再申？
我拿出了相机，想给这里拍张照，可是奇怪，一向性能很好从未出过任何故障的相机，那天的快门就是按不下去。先我以为是电池用完了，赶忙换了两节新的装进去。换上新电池后的相机，快门仍然按不下去，无论我如何摆弄都无济于事。
这时太阳快要落山了，西边天腾出一片粉白色的雾气，我将取景框对准雾气后面的夕阳，那是一幅绝妙的水彩画。谁知，咔嚓一响，相机的快门自动落下。当我再将镜头收回到韩桑的新坟时，偏偏胶片又用完了！我明白了，韩桑不愿让我拍照。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走了过来，近了，见是司法所的小宋、老李，还有韩桑的堂叔。
晚上，我就住在乡政府的招待所里，我和小宋等聊了很久。他们走后，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韩桑的死。22岁，人生才刚刚开头！谋杀，这是多么残忍的剥夺！她若不是因为贫穷，她若没有出去打工，她若……还假设什么？她已经死了……
我干脆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拧亮了电灯，将韩桑的有关记录整理如下：
18岁读高一，成绩不是很好。因为家里逢上大忙季节，总要她请事假在家干活。那年夏天，本来就患有严重贫血的母亲突然流血不止，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要求立即为病人输血，没有钱买血，韩桑和弟弟韩松都要为母亲献血，可韩桑的血型和母亲不合，结果15岁的弟弟在抽血时，一下子晕了过去。韩桑连夜跑遍了所有的亲戚家，用下跪磕头的办法求借了几百元钱，她将这笔钱交给了父亲，便随市里组织的一批劳务输出队南下打工去了。
落脚的是一家罐头厂。韩桑干的是手工剥橘子，这种活虽不要出什么大的力气，但非常困顿人。一天十几个小时做下来，人就累成了面条，浑身软绵绵的。
有一天，韩桑累得头昏眼花，口渴得要命，趁没人注意时，吃了只橘瓣儿。谁知躲在暗处的监工跑来了，一只手紧紧地钳住韩桑的腮，另一只手在韩桑嘴上使劲地抽。韩桑顿时被打得流了鼻血。这还不算，月底发工资时，竟要扣掉她20元钱。韩桑就问了一句：“一只橘子能值20元钱吗？”领班的便要韩桑立即卷铺盖滚回老家去。韩桑哭了，求他不要撵他走，也不要扣她的工资，因为她家里生病的母亲等她挣钱去还债……然而，毫无人情味的领班硬是将韩桑的铺盖衣物从女宿舍的楼窗里扔了下来。韩桑恨不能随着自己的衣物也从楼上跳下来摔死算了，但一想到家中生病的母亲，便忍下了，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一步一声哭地向工厂的大门口走去。正巧厂长李某从大门外进来，一抬头看见哭着的韩桑，就随便问了一句：“怎么回事？”韩桑见是厂长，扑咚一声就跪下了，求厂长网开一面，不要把她朝绝路上撵。李某用手托起韩桑的下巴，看见这个外来的打工妹长得很美，就吩咐手下人安排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