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问题-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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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与人交谈，听人倾诉，陪人落泪……好长一段时间内，它构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
袁芹对于我的造访并不感到吃惊。她将视线从酣睡的孩子脸上抬起来，只在我的脸上轻轻一扫，便又移开去，对着空空洞洞的门外，空空洞洞地看着。
“我的忙谁也帮不了……你们妇联也帮不了”，她在听了“我是文联某某”自我介绍后，把我当成了妇联的人了。“我都问了，那个老畜牲（指郑某）他这样待我还犯不了法——如今没有王法也就算了，可竟也没有天理！”
袁芹的声音有点发抖，我知道她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不愿在陌生人面前露出她的悲痛来。没坐多久，袁芹突然问我：“阿姨这里有熟人吗？”见我摇头，她又说：“对不起，阿姨，今晚是我妈回煞的日子……我怕不能留您了。”
“守回煞”是六安地区一项很古老的祭祀活动。传说人死了，灵魂站在望乡台上一时不忍离去，回头望乡时，眼光便落在了家中的某处。等去阴曹地府报过到，须得再返回来将眼光讨了去，顺便看家人最后一眼，所以六安人又把回煞叫做讨眼光。这里的人们是非常看重这项活动的。在讨眼光的日子里，死者所有亲属朋友等都得聚在死者的家中，守上一夜，这一夜，家中的狗不能叫，猫不能跑，人不能睡觉也不能说话，点了油灯，静静地恭候着。我看看空落落的破草房和孤苦伶仃的母女俩，试着对袁芹说：“阿姨想留下来陪陪你行不行？”
尽管袁芹说：“不要不要，你是生人，我家马上就有人来——没人来我也不会害怕。”但我还是看出了，她内心里是希望我能留下来的，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儿家很少有不害怕单独守回煞的。
吃过晚饭，袁芹将装了7只熟鸡蛋一根筷子的小口罐儿放到家门口，然后便点了香油灯，和我一起坐到了内屋。家里一直没有一个人来。我们都不能说话，这是规矩。袁芹哄睡了孩子，便呆呆地坐在油灯下望着忽忽闪闪的灯苗出神。她的脸颊上已失去了一个22岁女孩儿家应有的红晕，眼角上也过早地出现了细细的鱼尾纹，肯定是由于哭得太多的缘故，她的下眼帘竟变得松肿形成泪袋了。头发很好，却被剪得很短，豁豁桠桠的，像是她自个随便绞下的……上半夜，我的思维还比较清晰，可到了下半夜，眼皮儿怎么也撑不住了，不知什么时候竟冲起盹来。快天亮的时候，一下子惊醒了。油灯仍在亮着。袁芹趴在放油灯的桌子上压低着声音在哭，瘦削的双肩不停地抽动着……可怜的孩子，今年才22岁啊！我伸出手为她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她仰起脸来，看看我，突然一下子扑倒在我的脚下，捶地大哭：“阿姨啊，往后我可怎么办？我可怎么办……”
袁芹提出要去告那畜牲，我还劝她不如算了。近从一个《打工》杂志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题为：“法官的愤怒：我替打工的侄儿讨不回公道！”文章里写道：“一个年仅23岁的打工仔，因工伤而终身阳萎了，然而，厂方却不肯赔偿一分钱。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这名不幸的打工仔想到了在家乡当法官的小姨。女法官毅然南下，决心为致残的外甥讨回公道。然而，在为期近一个月的索赔过程中，知法、懂法的女法官同样受到种种的刁难和屈辱，最后不得不以含泪妥协而告终……”可以想像得出，打工妹袁芹又如何能讨得回自己的公道？韩桑不是把命给搭上了也没讨回啥吗？我劝袁芹算了，我是设身处地替袁芹着想。
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中，最难的一次告别怕就要算那天我跟袁芹说再见了。尽管我和袁芹原先并不认识，尽管袁芹也知道我这个“妇女主任”不能为她解决任何问题，但那天送我出门时，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紧紧地挽住我的胳膊，几乎要靠着我才能站住的身子微微地颤抖着——她的内心一直在哭泣。
前不久，袁芹的邻居告诉我，袁芹走了，抱着孩子走的。究竟去的哪儿她谁也没告诉，村里没有她的亲人。邻居们看见她临走时去了她娘的坟上，化了钱纸，好像没哭。破草房的门没有上锁——她是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走近打工妹失落（1）
什么“虎毒不食子”，什么“可怜天下父母心”，什么“只有不孝的儿女，没有不慈的父母”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老古话在柏家芸的面前，显然都成了一堆谎言。
今年32岁的柏家芸，漂在上海已15年了，挣来的钱一部分要寄给自己的父母，一部分要寄给孩子的奶奶，而她本人至今却连一个能容她住上三五天的家也没有。没有家的感觉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是很难受的，但对于柏家芸来说，似乎不是那么很重要的了，重要的是她再也找不回15年前失落在村边山芋地里的那份淳朴的乡情及一个农家女孩儿的青春和单纯了。她是家中惟一的女孩子，上有哥哥，下有弟弟，按说在这样的家庭里，即使她不会受到特殊的娇惯，最起码也能和哥哥弟弟一样得到父母的平等对待。然而，在重男轻女恶习相当严重的乡下，柏家芸竟被自己的父母当作了贫穷的祭品。15年前她虚岁17。由于天生营养不良，柏家芸17岁了尚未发育成熟，1。4米的个子，焦黄的头发，体型看上去怎么也还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然而，就在这一年的春季，父母在她本人一点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将她许给了邻村一个比她大上8岁的得有脑炎后遗症的杨姓男人。
柏家芸的父母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钱。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柏家芸哥哥秋季里要结婚，未过门的嫂子并未向他们家索要什么彩礼，而是柏家太穷了，穷得连一天三顿饭也吃不周全。为了在新媳妇过门时能办出几桌像样的酒席来，他们就在自己惟一的女儿身上打起了算盘，远近闻名的富户杨家有个独生子由于痴呆一直没找到对象，于是，柏家芸就成了父母拿来兑换几桌酒席的物品。她是被她的哥哥背到了半路后又被两个女人推着搡着有时甚至还要拖着拽着才送到男家的。一路上她大声地哭喊着，好多次趴到地上跪在田埂上回过头来一声又一声地叫爹叫娘，求他们不要把女儿朝火坑里送……柏家芸的邻居在接受采访时告诉笔者：“哎哟，那喊声！惨哪……就像奶羊挨拉了去宰一样，好多天，耳朵边还响着‘妈呀妈呀’的叫……”新婚之夜，她用乡下女人纳鞋底用的细麻线将自己的裤腰带一道又一道地勒得铁紧并都结成了死扣。人高马大的痴呆男人在雄性本能的冲动下撕了柏家芸的裤子并将她打得死去活来。
第二天一早，呆男人把夜里的情况告给了自己的母亲。柏家芸起床时，婆婆便开始大骂，骂她的父母不是个东西，要了她杨家那么多的礼银，嫁过来的女儿却不尽一个女人的本分。三天回门时，柏家芸哭倒在爷爷的膝下。一家老小，只有年迈的爷爷给过她一些疼热。但爷爷已经双目失明，靠吃一口闲饭苦度余生的老人又能有什么法子来帮助或解救可怜的孙女儿呢？爷爷只好拿一些宽心的话来安慰她。所谓的宽心话无非也还是那些“嫁出去的丫头泼出去的水”、“丫头都是菜籽命”、“嫁狗随狗，嫁鸡随鸡”的陈词戒条。
柏家芸只得又回到杨家，一夜夜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下半夜，她趁呆男人熟睡的时候，偷偷跑回了娘家。父母却不愿为半夜叫门的女儿开门，是双目失明的爷爷摸着黑走过院子打开院门，将孙女儿放了进来。柏家芸跪在爷爷的面前，求爷爷无论如何要救救她，不然她只有死路一条了。爷爷摸摸索索地从一个墙旮旯里拿出一只小木匣，打开了小木匣的锁，里边装的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一沓毛票。数数加加，一共是78元钱。爷爷告诉柏家芸，这是他近几年偷偷攒下的，也是他这一辈子的所有积蓄了。爷爷抖抖索索地将这78元钱装进他的烟荷包里，慢慢地用纱绳捆了，然后一句话没说，递给了孙女儿。柏家芸当时并未收下爷爷的钱，她想等天亮了见见父母再说。父母见到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女儿，像是什么也没看见一样，他们顾自吃完早饭，拿了锯镰就要下田割稻。柏家芸也找了把锯镰，跟在母亲的后边走出了院门。谁知父亲一回头看见了，大声地喝道：“滚回去！人家看见，像甚样子？丢人现眼！”柏家芸的心凉了，呆呆地站在院门口看着父母渐渐远去，然后一转身跑回家，悄悄地拿上爷爷放在床头柜上的钱，又轻手轻脚地趴到地上，向爷爷磕了仨头。尽管是轻轻的，但爷爷还是听到了，他喊住了正要出门的孙女儿：“芸子，你这一走，我们就再也见不上了……那点钱够你出远门的盘缠了吗？芸子，世道险恶……你是个女孩儿家呀！你让爷爷死不闭眼啊……”后来柏家芸告诉笔者：“爷爷的话把我的心给撕碎了……可我又感到奇怪，双目失明的他又怎么晓得我有了要离家远走的念头呢？”
柏家芸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了家门，她的烧一直未退，走到村边自家红芋地的时候，头突然一阵发晕，腿一软，瘫坐了下来。这些满地扯藤的红芋，是她和母亲一节一节栽插上去的，就在那天插芋节的时候，母亲告诉她，她得出嫁了。但母亲没有对她说，她要嫁的人是谁。柏家芸是个孝顺的女儿，她根本就没有想到，父母会把自己嫁给一个整天淌着口水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的呆子。当11岁的小弟跳着单脚唱“呆子呆，猪囊膪，下雨往家拽，吃饭啃锅盖”的时候，柏家芸才从小弟的嘴里打听出了自个要嫁的人家。但这时的柏家芸再也无法推掉父母替她安排的这桩婚事了，她已穿上了新嫁娘的衣裳。当初柏家芸在栽插芋节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吃不上这茬山芋。她在芋垅边蹲下，拨开芋藤，用手使劲地扒着板结的泥土。指甲裂开了，指头开始流血……她忘了肉体上的疼痛，她真正的疼痛是在心里。
鲜血染红了芋藤下的泥土，她仍然用发烫但已变得麻木的双手一个劲地扒着、扒着……终于，她扒出了一只尚未长成山芋的芋耗子，指头儿粗细，红红的，竟也有了山芋的颜色。柏家芸和着泥土就着眼泪当然还掺有她的鲜血吞吃了这节芋耗子……她用她自己的方式来和这块她从未离开过的故土告别。吃过了芋耗子，她昏昏沉沉地在山芋地里睡了一觉。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好些了，爬起来，脚步打着飘飘去了公路，在从寿春到蚌埠的公路上拦了一辆拖拉机，跟它一道去了蚌埠火车站。又花了5元钱买了一张短程车票，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路上，个头矮小的她钻在别人的座位下边，躲过了乘警的检查。
上海车站到了，下了车，她跟在一位卖干果的老太太身后出了检票口。她被眼前的高楼大厦惊呆了，她简直不敢仰头，一仰头，头就晕，平地里怎么能竖起这么高的房子！后来柏家芸在向笔者叙述她刚一看见大上海大楼房的那份惊奇时，竟格格格地笑了。她的口袋只剩下27元钱了，舍不得花，只好饿着肚子在街上转了一天，晚上又回到火车站，在靠背椅上窝了一夜。
第二天，她又来到了大街上，酒店、饭馆、小卖部等挨个问去：“要不要雇人？要不要打工的？”人家不是把她当作了小偷就是当成了叫花子，见她朝门口一站，就赶忙挥手：“去去去！”喝狗似的。她在大上海的大街上转悠了三天，后来一家安徽快餐店答应收她，要她负责店里所有的卫生工作，月薪80块。她感激不尽地留了下来。这家快餐店的老板原以为她只是一个长相老气的小孩子，后来见她非常能干，正准备要加她薪的时候，她却闯了个自以为不得了的祸。她抱了一大摞盘子去洗，在过道里踩上了顾客随手丢下的一块果皮，滑了一跤，失手将十几个盘子摔得稀碎，她吓坏了，从地上爬起来，一声没吭拔腿就跑出了快餐店，连换洗衣裳以及一直没舍得花的27元钱也丢在了店子里。
她又去了火车站。身无分文的柏家芸蹲在火车站的一个角落里，绝望地哭了。两名中年妇女向她走来。一听口音，竟是同乡，柏家芸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她们叙说了自己的不幸。两人装作很同情的样子听完柏家芸的诉说，表示一定要帮助柏家芸。一个女人当即从口袋掏出从上海去武汉的火车票，要她去某号窗口以若干价钱卖给在那里排队买车票的人，卖掉了，她马上就可以得到10块钱。柏家芸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爷爷累了一辈子，到老来也才积攒78元钱，此时她什么力气也不要出，就凭一两句话，立马就能得到10块钱，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正身处绝境中的柏家芸却也顾不上打听好歹究竟了，拿起车票就走了过去，一时购不上车票的人见她是个朴朴实实的乡下小姑娘，什么也没追问，就都争着拿钱买她手上的票，她竟然还多得了4块钱。就这样，上海新客站里又多了一名非法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老票贩子们利用她的年幼和无知，从她的身上进行二次榨取，并让她去干一些容易暴露身份的事情。
那天，几个票贩子正在瓜分刚设法淘来的火车票，两名便衣向他们走来。老票贩子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是警察，便让蒙在鼓里的柏家芸去向他们卖票，他们好乘机赶快溜走。柏家芸真的迎了过去，刚一开口，就让警察抓个正着。尽管柏家芸将自己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但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她只知道这一点点。她被关进了一个号子里。巧在这一天，柏家芸有生以来第一次来了月经。她感到很紧张，还没来得及收拾自己呢，老号子们上来发难了，这里捏捏，那里掐掐。柏家芸吓得直往旮旯里躲，一直躲到了便桶旁边，她们还在逼她。她哭了，一个老号子便抬起一只脚，将她踢倒在便桶上。便桶打翻了，她身上被糊满了粪便。柏家芸再也无法忍受，爬起来，扑到那个用脚踢她的老号子身上，一口咬住她的胳膊，死也不松。那老号子疼得拳打脚踢，喊爹叫娘，可柏家芸就是不松口。召来了看守人员，看守人员将柏家芸拖出了号子，罚跪到院子里，用冰凉的水一桶一桶朝她身上泼，说是要冲去她身上的臭气。这时的柏家芸正来着月经，有生以来第一次来月经。这时的季节正值深秋，在老家，村头的山芋地里肯定都下了枯霜。
走近打工妹失落（2）
就在柏家芸被警察抓进号子的第二天，她的爷爷咽气了。咽气前，老人瞎了好多年的眼睛突然睁开了，直直的看着站在他旁边的大孙子也就是柏家芸的哥哥说：“去找找你妹妹吧，她在外头受罪呀……”
柏家芸从家里失踪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婆家几次打上门来要人要钱。她的父母深感女儿给他们丢尽了脸面，看见邻居连头也不敢抬一下，也从未想过该去什么地方找找女儿，他们恨不能活埋了她。倒是她的哥哥在听了爷爷的临终嘱咐后，想到妹妹在家时的许多好处，托了在外打工的邻居，要他们在外地走动时替他留点意。
柏家芸从拘留所里出来，再不敢去火车站了。利用买盒饭的机会和一个听口音像是安徽的打工妹搭上了话，一问，果然是。她向这位打工妹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并求她帮帮忙。谁知这位打工妹也是因为逃婚从宿县来到大上海的，她非常同情眼前这位老乡，便把柏家芸荐给自己的老板。老板见柏家芸三证（即身份证、劳务证、暂住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