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内幕-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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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秘书当官
这是笔者半个月时间里在一个旗里陆续遇到的事：到某乡采访，乡长是从旗长的秘书任上提拔的；到某局采访，局长是从旗委书记的秘书任上提拔的；到旗委采访，一个副书记的秘书据说又将走马上任主持某乡工作……
“十个秘书九个官”，似乎像“宰相家人七品官”的古例一样，在社会上流行起来。“要当官，做秘书”，似乎已成许多人的共识。
秘书当官自然有其长处。当裁缝、做木匠、练把式，总得先跟着师傅学一番，当官似乎也不例外，所谓“精明的领导者总是起自干练的追随者”。秘书当官，情况比较熟，经验比较足，做官比较轻车熟路，同时，既然当初能被选为秘书，说明素质也不算差，起点比较高。这正是“秘书当官”屡验不爽的内因。
但是，“秘书当官”也有许多种不可忽视的外因。
适合的人选很多，但因为秘书与领导接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这是第一种。
秘书尽管是庸才，但整日车前马后为领导提镫抱鞍，领导赐个官以示“感谢”、“安慰”，算是“有了交代”，这是第二种。
领导扶植自己“线”上的人，立山头、搞派性，这是第三种。
领导行为不轨，作风不正，有“短”掌握在秘书手中，不得不以官封口；这是第四种。
秘书一场，最后大小得给个官，不然让秘书“白跟一场”，领导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也担心别人说自己“薄情”甚至“无能”。这是第五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但主要是这五种。
秘书不是不可以当官，但在今天，秘书当官未免太普遍了，太成风气了。其危害正在日益显露。
生物学上有个词叫“近亲繁殖”。同一物种内亲缘越相近，染色体结构就越相似，相互结对后，优点不能倍增，双方的缺点却均得到暴露和继承。“近亲结婚后代痴”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许多地方思不出位，行不超前，观念落后，方法陈旧，老套、老调调一用几年、十几年，这不能说其与秘书当官没有某种关联。古语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第一代秘书学官，第二代秘书学第一代秘书，第三代秘书学第二代秘书，以此类推，虽有“变异”，但“遗传”为主，总体状况必然一代不如一代。
“宰相必取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我们有第一线的劳动模范在，有第一线的技术能手在，有土生土长的理论家在，有摸爬滚打的实干家在。对于做官来说，最大的“师傅”不是官，而是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学的是苏联、是斯大林，毛泽东“学”的是实践。从根本上说，成长官的最肥沃的土壤不是官场，而是实践场。实践出真知。
可是，如果秘书当官成风，该提拔的提拔了，不该提拔的也提拔了，占据了领导岗位，实践中的能人就冒不出尖来，或者虽有冒尖却难成规模气候，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个很大的损失。（1997年8月写于达拉特旗，同年10月发表）
九、雪中送炭
老郑落难后，老牛往看守所里捎了一万元。老郑女儿留学，妻子薄香女向“最不应该求助”的老牛求援，结果，“最不可能帮助”的老牛等人拿出二三十万元……
古语说得好：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说不定什么时候，有恩的，有怨的，有仇的，有爱的，就会转到一起——不管当初看起来他们多么像是永无“交点”。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患难见知交，危难见真情。平时的恩家，关键时刻未必不是仇家；平时的仇家，关键时刻未必就不是恩家。
2003年伊利股份制创立10周年的时候，牛根生不请自去，不仅大出员工所料，就连老郑都意外得不知所措。
为什么不请自去？牛根生这样说：“我在伊利干了16年，在蒙牛才干了5年。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伊利，在那里流过的泪、淌过的汗、洒过的血，比在蒙牛多得多！所以，要说感情，我对伊利的感情，实际上不比对蒙牛的少。”
与许多被免职的人大骂原老板不同，牛根生始终对郑俊怀保持着尊重。郑大哥长郑大哥短，这是他恒久的语词。他甚至说：“没有郑俊怀，就没有现在这个模样的牛根生。”
2004年12月20日，郑俊怀被检察机关带走。牛根生辗转打听，得知郑被关在包头看守所里，他当即托人给老郑捎去1万块钱，并给老郑90岁的母亲1万元，给老郑妻子1万元。
郑俊怀被抓后，媒体的普遍评论是：牛根生没有落井下石。问及对郑俊怀事件的评论，牛根生对《经济参考报》的记者这样回答：“我并不是很清楚老郑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因为我离开伊利已经6年了。但通过16年的接触和共事，我自己觉得不太相信。因为在我离开伊利的时候，老郑和我有过一段对话。他说我性格比较外露、外向，年轻气盛，出去以后对我办好事业的能力、水平、操作技能等不怀疑，惟一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违规、违法。所以对于这种问题，老郑提醒我多注意，自己又怎么会不注意呢？但这6年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得而知。我想即使是伊利个别人出了点事情，也影响不到它的品牌、企业和产品。因为大企业，已经不是靠人治了，而是靠规矩和制度在进行治理。”
事实上，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而且一再雪中送炭。
2005年2月的一天，郑俊怀的妻子向牛根生求助：女儿留学学费不足，想借20多万元。
按理说，老郑家缺钱，最不可能的求助对象就是牛根生。在蒙牛发展的6年中，伊利制造过一个又一个难题，郑牛相争简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然而，薄香女已经求了一圈人，据说过去那些曾经“亲切地摸过孩子头”的叔叔们，个个推之犹恐不及；万般无奈，才把视线转到了“那时没摸过孩子头”的牛根生身上。
牛根生当即与同样来自伊利的几位蒙牛高管人员商量，结果，牛根生、卢俊、邓九强、杨文俊、孙玉斌等人一共凑了30万元（其中，老牛出了10万元）。
当把这些钱送到薄香女手中时，这个在老郑出事后一直坚强支撑的女人，强忍了几个月的情感阀门一下子被掀开了，出声痛哭，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末了，薄香女执意为每个人打了借条。
第一章 盘古开天——蒙牛创世“三板斧”
世界上的竞争，从古到今，无非是三种资源的竞争，一是体力竞争，二是财力竞争，三是脑力竞争。如果论这三种力的关系，谁都可以统御谁，只是条件不同，三种力的地位也不同：蛮野社会，体力可以统御财力和智力；资本社会，财力可以雇用体力和智力；信息社会，智力可以整合财力和体力。这就是“三力法则”。（牛根生）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过了一万八千年，盘古一觉睡醒过来，觉得挺闷气，于是抓过一柄板斧，用力一挥，大鸡蛋突然破裂开来，天地开辟了——“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实际上是对所有创业者最大的树碑立传。
所不同的是，盘古一觉醒来，身边就放好了创业的斧子；现实中的创业者，是没有现成的斧子可挥的，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精心打造一把“开天辟地”的斧子。
如何打造这样一把利斧？如何挥出开头的“三板斧”？
我们这里尝试着总结了蒙牛打造这把利斧的“三大炼金术”：一是“起名的哲学”；二是“先建市场，后建工厂”；三是“产品等于人品”。
我们也试着总结了起头的“三板斧”，或者用比较流行、比较温和的说法，叫做“三把火”：第一把火，展翅鹏城，“蒙牛砖牛奶”六千里跃进；第二把火，问鼎北京，“蒙牛大冰砖”旗开得胜；第三把火，逐鹿上海，“蒙牛枕牛奶”网上飞奔。
一、炼金术之一：起名的哲学
衡量品牌名称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看“品牌名称”是否正确有效地传递“品牌基因”。“快嘴品牌”会说话，“哑巴品牌”不说话，“歪嘴品牌”说错话。
人们对创业者有着天生的敬畏：他是抓住哪个线头拉开整个线团的？
多数人抓的是有形资产的“线头”，少数高手却另辟蹊径，抓住了无形资产的“线头”。
1999年初的一天。呼和浩特。巴彦塔拉饭店。
牛根生、孙玉斌、杨文俊、邱连军、白君、邓九强、孙先红，“化整为零”，分批潜入。这是一次秘密集会。
为什么像“地下党”？原来，不久前，牛根生调兵遣将，本打算在呼和浩特开一家“海鲜大排档”——谁知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瓢冷水兜头泼来：有人幕后干预，黄了！这是一个颇具意味的信号：你牛根生别想自立门户，即使开饭店也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于是，大家的倔劲上来了：既然你连大排档都不让开，那我们还干自己的老本行去！
不能公开做，那就隐姓埋名。
到会的每个人后来都成为蒙牛的发起人之一。因此，这次会议，被蒙牛人亲切地称作“南湖会议”。
会议的任务是起名。这其实已经是第N次讨论了。为了给待注册的乳制品企业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大家一次又一次“头脑风暴”。
写新闻的人都知道，“题好文一半”。老子的《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国古代有名家，名实论，还有“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之说。蒙牛把起名作为创办企业的第一步，足见其对无形资产的高瞻远瞩。
孙先红显然是个“尚简”派。他见大家久议不决，便随口讲了“文盲卖瓜”与“教授卖瓜”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文盲老汉想得少，所以顾虑也少，逮住就做；最初也许有波折，但越做越有经验，最后终于赚了钱。大学教授先计算毛利，次计算工商税务，末了还要考虑风险：如果我买来一车西瓜，万一有五分之一生的怎么办？即使没有这么多生的，万一有五分之一坏了或卖不出去怎么办？……这样“万一”来“万一”去，顾虑重重，最后终于“胜利大退堂”。
结论：想得简单，才能做得成功。
这个故事与数年后流行的《谁动了我的奶酪》异曲同工，暗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讽喻。末了先红说：你看人家“澳牛”，简简单单，就是“澳洲的牛”。
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不知是谁脱口而出：“那我们就叫‘蒙牛’吧！”
大家都叫好。
惟独牛根生不叫好。他说：我姓牛，叫“蒙牛”有“家企业”的嫌疑。
此前，他曾一再表示：我一定要把企业办成“大家的企业”；如果办成了某一家某一姓的，那将是我最大的失败。
还有个名字也进入视线：蒙奶。但“奶”是上声，“牛”是阳平，读起来，“蒙奶”的力度不如“蒙牛”的力度大。
一时僵持不下。有人出主意，把历次会议所起的备选名字全部写下来，然后集体投票，哪个得票高，就用哪个，一次了断！结果，在备选的十几个名字中，“蒙牛”独占鳌头。
至此，“蒙牛”之名一锤定音！
“蒙”——内蒙古。背后是：蓝天，白云，草原，畜的故乡，奶的摇篮。
“牛”——奶牛，牛奶。背后是：牛根生，牛气，牛市，勤奋如牛，气壮如牛。
【治国点评】
衡量品牌名称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看“品牌名称”是否正确有效地传递了“品牌基因”。按照“名称”对“基因”的传递程度，可以把市场上的品牌分为三类：快嘴品牌，哑巴品牌，歪嘴品牌。“快嘴品牌”会说话——看了品牌名，不用作任何附加的解释，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基因。“哑巴品牌”不说话——看了品牌名，如果不作附加解释，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是啥意思。“歪嘴品牌”说错话——看了品牌名，如果不作附加解释，你就会误解它的品牌基因。结论：品牌命名的关键，就是要求品牌“名称”能够正确有效地传递品牌“基因”。
“蒙牛”可谓“快嘴品牌”的杰出代表！由于它自己会说话，所以，将老祖宗数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关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文化遗产，以及几代人数十年来所积累的内蒙古牛奶的无形资产，大包大揽，几乎“照单全收”！无怪乎上海人把来自内蒙古的牛奶统统叫作“蒙奶”呢。一个会说话的“快嘴品牌”，较之于不会说话的“哑巴品牌”，节省的广告费何止百万、千万！
二、炼金术之二：先建市场，后建工厂
世上难产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死胎”，一种是“巨婴”。蒙牛恰恰被逼成了后者……面对“一无工厂，二无奶源，三无市场”的窘境，蒙牛跳出“先建工厂，后建市场”的窠臼，创造性地提出“先建市场，后建工厂”的战略。
1。一间民宅里的秘密
1999年1月13日，蒙牛的前身——蒙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这是一个“秘密公司”。
注册时，出于安全考虑，企业法定代表人一栏填的是“白英”，而不是“牛根生”——就这样，在隐姓埋名中，企业诞生了。
在呼和浩特公园南路附近，七拐八绕，才看到一座破旧的六层宿舍楼；宿舍楼的底层，有一户两居室53平方米的民宅；民宅里摆了6张桌子，一台茶几，一条沙发，一张单人床——都是从牛根生家里搬来的。牛根生来了，没有座位，就坐在单人床上办公。
这就是蒙牛开业时所租的第一间办公室，月租金200多元。没有任何标志，没有半点张扬，整个公司羞答答地蜷伏在居民区，匍匐前行。
要“偏僻得没人想到，普通得没人注意”。这就是租赁办公场所前，牛根生给办公室主任白君所下的指示。
在1999年最初的3个月中，这个名叫“蒙牛”的公司几乎完全不为公众所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小”，在什么单位工作是每个成员必须坚守的秘密。
但地火在蔓延！
十数个“隐形人”在全国往来穿梭。
震惊全国的“先建市场，后建工厂”的经营模式，以及“筹股风波”，就是在这间53平方米的简陋民宅里“指点江山”如虎脱笼的。这正应了一位著名政治家的反问句：“世界上的大事，有几件是在敲锣打鼓中完成的？”两年后，蒙牛火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凤凰卫视的记者都曾到这间民宅里探访，其时，许多居民依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拍这座破房子”。
民宅里不便接待重要客户。孙先红便在自己位于公园西路的“先行广告公司”里准备了一间办公室，上挂“蒙牛乳业总经理”的牌子，成了牛根生的“门面”。
张治国与张伟1999年5月追访牛根生，正是在这间办公室里。
采访老牛是一场艰苦的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