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9-名老中医之路-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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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羧苄青霉素等治疗无效。某一西学中的医生认为肺感染，投以大量清热解毒中药，数剂不应，邀诊于我。我本着中医「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理论，辨证为脾失健运，痰湿阻肺，选用香砂六君子汤加贝母、1．瓜蒌皮益气健脾化痰，同时因辨病考虑肺部感染而重用鱼腥草三十克以清热解毒消炎，患者连续眼药十余剂，脾运得健，痰量大减，肺部阴影消失，感染基本控制。类似病例是很多的。、
发掘提高任重道远
一九七六年，我被调往首都医院中医科，主要从事临床科研工作。中医搞科研，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我选择了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和妇科病作为研究专题，同时兼治内科杂病。
糖尿病证情复杂，反复性太，往往缠绵难愈，梭被某些医生看作是不治之症。我认为中医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对糖屎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代又有日新月异的西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它的规律，积极寻求治疗方法，实践证明，耐心的治疗，合理的调养是可以控制糖尿病的，精尿病并非不治之症。
糖尿病属于中医消渴病范畴，从历代中医文献记载来看，多认为本病的基本病理为阴虚燥热，以上、中、下三消分治。我在临床观察到多数糖尿病患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乏力、神疲，气短、舌淡胖或淡黯等气虚表现，且三消症状往往同时存在，仅侧重有所不同。因此，我认为气阴两伤，脾肾虚损方是糖尿病的基本病理。在治疗上，我选用增液汤合生脉散为主，再加苍朮配元参降血糖、黄芪配山药降尿糖（系施今墨先生的经验）为基本方。从肺、脾、肾三脏入手，尤以脾肾为重点，着重先后天两方面滋养培本论治，屡获显效。
现代医学对糖尿病的研究，侧重于其微血管病变等并发症的防治问题。我也发现许多糖尿病人合并有血管病变者（如冠心病、脉管炎、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等）多具有刺痛、窜痛、舌质黯或有瘀点、瘀斑、舌下静脉青紫怒张等血瘀征象，部分患者经用活血化瘀为主治疗后，取得一定疗效。另外，有些长期使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人，多数也可出现上述血瘀征象，我同样采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实践证明，活血化瘀法可以使部分患者的胰岛素甩量逐渐减少以至停用。因此我认为活血化瘀法应当作为治疗糖尿病的一条途径来探讨，这方面在中医文献中尚未见到论述。
前年在兰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糖尿病专题会议上，我们担负了糖尿病中医辨证分型的工作。我们从中医辨证的角度，系统观察了一百多例糖尿病门诊病人，经统计90％以上具有气虚见证，70％以上具有血瘀征象，只是程度轻重不同。当然，如何采用实验室检查来进一步验证（如血液流变图、血细胞压积、微循环测定等）是我们今后的工作之一。
中西医之间由于理论体系之不同，故其诊断方法与病名亦不相同，有时病名虽相同，其含义也不尽相同。西医用现代仪器确诊的许多疾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是发现不了的。但虽经西医确诊，采用中药治疗时若不遵循辨证施治的原则也难收良效。我曾使用张锡纯的升陷汤为主方，配合超声雾化疗法治愈一例肺泡蛋白沉着症的病人，即是采用西医确诊，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方法治疗的。又如，我治疗过两例西医确诊为尿毒症的患者，其见症均为乏力、头晕、浮肿，纳差、泛恶、舌胖淡，脉虚弱。我辨证为脾肾两虚，浊阴上逆，以香砂六君子汤合六味地黄汤加味治之，两患者不但症状得以改善，而且尿素氮也明显下降或至正常。
因此，我认为对于目前一些西医确诊的疑难病或少见病，必须遵循中医的辨证原则遣方选药，在取得疗效的基础上进行药理实验研究，以明确其治疗机制，然后再付诸临床，这样多次反复，就可研究出某些疑难病或少见病的特效疗法。现在这方面已发现一些苗头，如验方过敏煎（银柴胡、防风、乌梅、五味子、甘草）经药理研究抗过敏反应作用较可靠，我在临床上治疗支气管哮喘、荨麻疹等病时，常用此方为主。又如抗免疫方（广木香、当归，益母草、赤芍，川芎）经药理研究证实确有抗免疫反应功能，所以我在治疗硬皮病、红斑狼疮、慢性肾小球肾炎等疾病时，亦常选用。
现在有许多西医学习中医的同道，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如对脾、肾本质的探讨，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活血化瘀法的实验研究等等。我以为这是正确的，这样做不是削弱中医，也不是「中医西化」，相反是为了使中医发扬光大，在国际间享有更高的声誉。我个人的中西医水平都还不高，在这方面未能做出多少成绩与贡献。在我的有余之年，我仍需要不断学习，努力工作。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逐步实现中医学术的发展与提高，这是我毕生的信念。
（董振华整理）
我学习伤科的四个阶段
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副院长中医门诊部主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上海市分会伤科学会主任委员施维智
【作者简介】施维智（1917～），江苏海门人。祖传伤科，兼精内、外科。伤科理论造诣颇深，尝创「骨折三期分治」说。对诊治骨折、内伤、软组织损伤、脑外伤后遗症等疾患，尤多独到之处。发表有《脏象学说在伤科临床上的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在伤科临床上的运用》、《中医伤科简史》、《骨折的诊断与治疗》等结多篇。
我出生于祖传伤科医家，传至我辈，已历五世。清代道光年间，高祖施镇仓从宋锡万老师学得拳术和理伤技术，用以问世，后又与少林寺拳师郭九皋结莫逆交，相互琢磨，尽得其传。曾祖施端葵弟兄四人，均承家业。祖父施秀康幼孤，从曾叔祖施简如学得拳术和理伤后，又就业于外科名医郁灿先生，学得外科，遂以伤、外科悬壶乡里，一时名噪南通地区，就诊者众。伯父施源亮自幼从祖父学伤、外科。父亲施源昌清末毕业于南通通州师范学校，后又继承祖传，且向同里儒医沈昌济先生学习中医理论和内科。学成，与伯父共同执业伤、外科，父亲兼理内科。我兄弟姐妹九人，我为长子。当时父亲目力欠佳，他以继承家业瞩目于我。一九三四年，我在读完初中后，乃跟随父亲学医共约五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翌年我乡沦陷，举家到上海避难。一九三九年秋，父亲和我弟、妹等回乡开业，我已结婚，即留在上海独立行医，迄今已四十余年。回顾个人学医，行医的历程，对「学无止境」这句名言，颇有体会。
个人学医，基本上可分四个阶段。
（一）为打好基础而学父亲毕业于通州师范学校，擅长古文。他在从儒医洗老先生学习后，更感到学医必须有古文根底。所以，他在作出让我学医的决定时，首先就安排我在私塾中读四书、五经，进入高小和初中时，每逢寒暑假，都安排我选读古文，培养我对古文的理解能力和爱好。这为我阅读中医典籍，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我正式开始学医时，父亲曾经郑重教导说：要当好一个医生，首先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古人说过，医生要有割股之心。所谓割股，就是指为了治好病人不惜牺牲一切，也就是舍己救人的意思。所以，我们施家祖辈相传有这么一条：看病不问有钱没钱，有钱的也看，没钱的也看，甚至赔钱给药的也看。关于学习哪一专科的问题，父亲一向主张「十三科一理贯之」。他经常谈起古代扁鹊擅长各科「随俗为变」的故事。他说：「扁鹊之所以各科都擅长，主要是因为他的医学基础好。其实，要懂得多科知识也并不难，只要先把基础打好就行。拿我们施家来说，现成的就有内、外、伤三科。基础打好了，就能掌握多科知识了。各科都来得，就可以更好地为病人解除痛苦。例如，我们祖代伤科，一旦遇到已届晚期的虚痨病人来就诊骨折，我们对运用活血化瘀法就应慎重，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既考虑治疗骨折，又兼治虚痨，做到双方兼顾。又如，骨折病人中，突然又患了时病，我们就应既治时病，又治骨折｝况且，伤科病往往并发感染，就联系到外科，孕妇受伤或伤后经行，又都和妇科有关等等。总之，只要我们兼通各科，临证才能得心应手。」父亲的教导和期望，始终作为我的奋斗目标铭记于心。
我开始学医时，父亲已双目失明，但记忆力很强。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为我制定了学习进度表，规定应该读哪些书和怎么读法。兹列表如下（略）
我遵照父亲的安排，于一九三四年七月起，直到一九三九年秋，学医整五年。开始的一年半，除用去很少时间参加配制药物和偶尔遇有重病人去诊室望望外，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读书。我的书房紧靠着父亲的诊室。他在门诊或出诊空闲时，经常到我书房听我读书。每当开始读某一部书时，父亲总是为我概括介绍该书的特点和主要内容，并提出要求和进度。记得他在我开始读《内经》时曾经指出；「初学应从《内经》入手，但只能学其概要，不能深入钻研，因为《内经》文深义奥，初学往往不能全部理解。」又如，父亲在我学温病时指出：「伤寒是伤寒，温病是温病，切不可混淆。凡是温病，必须以温病学说理论为圭臬，否则临证必多贻误。」父亲每晚要听我读书一、二小时，有时讲解，有时提问，对我督导甚严。
从一九三六年春到一九三九年秋，我白天主要是临诊或代诊，早晚还是抓紧读书。每逢父亲为师兄们讲解骨折、脱臼的复位手法，夹缚方法以及外科操作时，我总站在一旁听，耳濡目染，留下了深刻印象。所阻，在我开始临诊时，对伤、外科的操作，不多时就能上手。同时，由于父亲失明，伤、外科的门诊出诊很快就由我代替。出诊回来后，向父亲汇报情况和处理经过，父亲及时加以指点。遇到重病号，他就和我同去复诊。晚间，父亲常将白天治病需要查阅的书，让我读给他听，有时也结合病例，和我谈病理机转。这都为我独立临证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为提高临证效果而学一九三九年秋我在上海独立开业时，父亲教导说；「你过去读过的书，只不过知其大概｝能看的病，也不过是一般规律。今后在行医的同时，必须将读过的书，反复学习，结合临证，深入领会。坚持几年之后，定能融会贯通。每遇到难治之症，或治疗无效的，必须立即查阅文献，反复思考，找出更好的治疗方法。凡是遇到一个疾病，你没能治好，而别人却治好了，就说明你学术不够，应该引为内疚！」我牢记父亲的教训。当时正在抗战期间，上海租界人口骤增，卫生条件差，流行病多，由于抗菌素尚未问世，大部分病人症重而险。我·深知，像我这样的青年中医，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对流行病的冶疗，是难于立足的。所以每遇到这类病人（包括脑炎，麻疹、天花，霍乱等等），在认真诊治的同时，反复阅读以往读过的几部时病书和《全国名医验案类编正编》，仔细推敲这类病的传变和重病的抢救方法，逐步掌握了治疗规律和应急措施。记得一九四三年曾遇到过一个患斑疹伤寒的五十余岁的女病人，病程已逾两旬，初起壮热烦渴，十日后遍体红斑，继透自痦，两日前突然便塘色黑，日三、四次，精神萎顿，前医投一甲腹脉未应。而今证见身热自汗，唇焦齿垢，表情淡漠，手指蠕动，便溏依然，腹中不痛，小溲短涩而赤，红斑回而未净，白痞色枯不润。诊得右脉濡数，重按关脉尚有力，左三部细数，舌苔焦黑，质红绛。证属温邪传入下焦，灼烁真阴，营分邪热留恋，正气大伤，若非急止其血，势将致脱，但因邪热未化，补非其时。仿古人用银花，地榆治赤痢之法，予以甘寒存津、清营止血。处方：西洋参4．5克，鲜沙参24克，鲜铁皮石斛15克，鲜生地30克，炒丹皮、炒赤芍、老紫草各0克，银花炭30克，地榆炭、焦山栀、赤茯苓各g克，盐陈皮4．5克，鲜茅根30克。服一剂，便溏减；连服一剂，便溏止，白痦密布，色转润泽，转危为安；调治一周，渐趋恢复。类此重症，每年平均治疗数十例，由于结合临证，不断复习有关书籍，提高了疗效，也积累了经验。此时回想父亲的教导，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在这一阶段，我的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向师友请教。因伯父也在上海开业，有时就向他请教。有一次，遇到一个疗疮生于右侧鬓角耳门前的病人，前医诊治未效，日渐加重。我去诊治时，疮头干陷无脓，肿势上至头顶，下至下颌骨，右目因肿胀而紧闭，整个右僦面部坚硬如石，伴有十余处如黄豆大的软点；神志尚清，身热起伏，病程已十余天。前医初用五味消毒饮、化疗内消散加减，最后用犀角地黄汤合解毒大青汤加紫雪丹。思考前医治法均符合「疔疮忌表」的治则，为何未能起效，实属费解；症势垂危，又不便更改前法。于是，我请伯父会诊。伯父诊察之后，认为病起于少阳经，病程十余日，局部如此严重，而未见走黄昏迷之象，说明是风热证，非火毒证，应该解表托毒，方可挽回。即予以荆防败毒散去羌独活、生姜，加皂角、锻花。服一剂见脓，二剂脓大出，四围之软点均破皮出脓，肿势较减，身热亦退，经内外词治约月余而愈。通过这次向前辈请教，不仅使我增长了鉴别风热和火毒的见识，而且使我体会到前辈们的宝贵临证经验，往往是在书本中学不到的。
在此期间，我阅读了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和陈莲舫《女科秘诀大全》和医案，浏览了现代医学的解剖学和外科学总论，以吸收现代医学有关伤、外科知识。总之，这一阶段的学习都是为了治好病，为了当一名好医生。实践证明，由于结合临证进行多方面的学习，一个个病终于被治好了。病人的口碑是最有力的宣传。到了抗战胜利时，我的业务已经由每天三、四号逐渐增加到每天三十号左右。也可算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初步站住了脚跟。
（三）为提高伤科专业而学我在上海独立开业之初是内、外、伤科都看，但因我们施家祖传伤科素有声望，所以我的伤科病人也就逐步增加到每天近百号，无形中我成为一个伤科专业医生了。
此时，我对损伤疾患，大都能进行诊治，并且对其吉凶和预后如何，也都胸有成竹。但是，时代在前进，现代医学在发展，对照个人的中医伤科专业，虽有优点和长处，但也应该承认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某些骨折的断端对位不隹，或者功能恢复不够理想等等。过去父辈对此总认为「难免」，而我却觉得，作为一个专业伤科医生，决不能满足于现状，应该针对存在的缺点和短处，力求改进和提高。
首先我开始了对伤科理论的探讨。回想过去学伤科时，着重了解什么部位是什么病，归什么经，以及背诵《正骨心法》和《伤科补要》中的主要方剂。当时认为理论清楚了，伤科就容易做了，等到经过临诊，自会熟悉的。无可否认，要掌握伤科，必须先弄值中医基本理论；但是，要做好一个伤科专业医生，单靠弄懂基本理论还不够，有必要深入钻研专业知识。于是，我从《内经》着手，集中阅读了历代大部分医书，包括丛书和方书中有关伤科的论述和方药；使我对伤科的源流以及手法、夹缚，内外药治的起始和发展，有了较系统的认识。同时，我根据临证经验，对伤科用药和内、外科用药进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