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3年第11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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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一扬双臂，手上捏响两个榧子的时候，一个舞盲的心也被你捏痒了。
是月亮狂舞于云海中吧，是一枝黑牡丹在迎风怒放吧；夜一般轻柔迷人的云衣，把你衬托得像一轮皎月了。
本期诗歌责任编辑易山
怀犹在的风云上，诗卷长留天地间
■ 谢楚发
八十年前，我们两湖地区有两员宣传共产主义的猛将，那就是当年毛泽东说的：“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黄负生当年任中共武汉地委宣传委员，主编党的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作家，发表过不少诗歌、小说、随笔、评论等作品，是武汉地区新文学的拓荒者。
由于他过早地去世，其作品长期淹没无闻。近年来在党史专家和黄负生的子女，著名报告文学家黄钢与著名女作家黄铁）的努力下，终于编辑出版了《黄负生纪念文集》，其中汇集了已发现的全部作品。现只就其中的诗词谈一点粗浅的读后感。
文集中的诗词共１２题，１４首，都是早年的作品，写于他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以前，具体时间是１９１６年与１９１７年两年间。当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的最黑暗时期，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悄然开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黄负生的这些诗词反映了他在反对旧政治、旧思想，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中的觉悟、感慨，乃至于彷徨、苦闷。可见其从忧国忧民的青年到坚定的共产党人的心路历程的一个阶段。今日读来，仍然令人感动和钦佩。
写得最早的是七绝《江南春》：“红破樱桃绿柳条，黄昏歌管月明箫。江南春思多如许，为问胭脂劫可销？”此诗写的是那些年江南的春天。大自然仍然如以前一样，桃红柳绿，百花斗艳，于黄昏之际，月明之下，仍可听到箫管歌吹，这是上苍对江南人的一种恩赐。可是人世间正在上演着一幕幕的丑剧，北洋军阀吞食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居然当上了皇帝，而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无疑是一种劫难，它摧毁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也摧毁了美丽的春光。这种人为的劫难什么时候才可以消除呢？作者对军阀统治的不满和怨恨于此可见。
《游君山作》二首也写于同年春天。纪游之作，一般重在描摹自然风光，可他的这两首诗却因地抒怀，有着别样的眼光与胸襟。第一首说：“尽日东风吹柳枝，汨罗江上去帆迟。不须浪作怀沙赋，且为湘灵少住时。”从诗中看来，作者是乘船从汨罗江进湘江，入洞庭湖，再上君山的。身在汨罗江上，自然要对爱国诗人屈原凭吊一番，所以船行迟缓。可作为２０世纪的爱国志士，与恶势力的抗争就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再不会像屈原那样作《怀沙赋》自沉汨罗，而会选择不屈不挠的斗争。船至湘江，自然也应该对湘江女神致以敬意。因为她们曾是舜帝的二妃娥皇、女英，为勤政爱民的丈夫死于南巡途中而自投湘江成为湘灵的。就将她们的行为仅仅看作是出于对丈夫的忠爱而殉节，也是可歌可泣的壮烈之举。
第二首写登君山。在登山途中，作者无意于欣赏“白银盘里一青螺”的君山美景，而只将湘灵的遗迹和自己的心情录于笔端：“空余片石洞庭间，宝瑟尘埃翠竹寒。四顾绿丛无一语，乱云和雨上孤山。”相传君山是湘江女神的游息之地，后人曾于君山筑有二妃墓，立有高大的墓碑，上镌“虞帝二妃之墓”六字。诗中的“片石”即指此墓碑。全诗的意思是说，湘江女神虽然赢得了后人的崇敬和赞美，如今能见到的也只有这块碑石了，她们演奏过的琴瑟早已为尘土所封埋，因她们的眼泪而染成的斑竹，虽仍是那么青翠，却也不免寒气森森。这种由吊古而产生的荒远与冷寂之感，正与作者当时求用无路，报国无门的幽愤心情合拍，所以虽然身置万绿丛中，心中却高兴不起来，只是无言无语在云飞雨洒之中信步登上这孤独的山。很显然，这既是登山的纪实，也包含着对国事的隐忧，以及对个人前途所感到的迷茫。含蓄委婉，耐人咀嚼。
七律《寄陆凌秋记室京路道中》意思较为显豁。作者大概当年曾赴北京求职，碰壁后又赴洛阳。在京的所见所闻，使他看清了军阀统治的腐朽本质，不免义愤填膺，满怀激烈，所以在京洛道中急切地向好友写寄了此诗，一吐胸中块垒。
第一联“短衣匹马出皇州，一夕严霜鬓已秋”，概写他此次进京一无所获，只得单人匹马仓皇离开；所见到的一切，令人忧烦已极，一夜之间头发都要变白。第二联“赴洛陆机应及难，从军王粲莫登楼”，借历史上两个文人的遭遇，来说明仕途的险恶与文人命运的多舛。西晋的陆机文才盖世，从东吴来到洛阳，由于依附了成都王而卷入了八王之乱，结果丢了性命。汉末的才子王粲也是为避乱而离开长安到荆州依附刘表，但始终没有得到重用，虚度了十五年光阴。为此一登上当阳城楼，便情不自禁地写下《登楼赋》，以宣泄怀才不遇的愤懑与思归故乡的深情。他们都是投错了人而留下无可挽回的遗恨。眼下这个乱世，我们这些儒生也正面临着重大的人生抉择。我不就奔走在京洛道中吗？何去何从，能不以陆机、王粲为戒，能不怕误入歧途而后悔莫及吗？
后两联则是对当时军阀混战的严重形势的直接揭露与谴责。那时袁世凯复辟帝制得逞，自己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后，便被全国人民赶下了台，并很快死去。可代之而起的是各路军阀的倾轧与混战。北洋军阀中有所谓皖系、直系、奉系等，南方军阀中有所谓滇系、桂系等。他们各自拥兵自重，动辄开战，争权夺利，国无宁日。所以作者愤然写道：“汉家关塞连烽火，楚国衣冠半沐猴。逐鹿纷纷知未已，中原从此不胜愁。”由于作者家居武汉，又正在赴洛阳途中，所以对中原，对古楚国地区特别关注。说盘据这里的军阀与官僚，都是些徒具人形的衣冠禽兽。他们追求的只是个人的权益，而置百姓的生死存亡于不顾，所以降临中原的将是无休无止的灾难与愁怨。
七律《夜雨》写于同年深秋。大概是作者到洛阳后暂时谋得一职，却不怎么如意，想辞职回家却尚未下决心，因此产生了浓厚的思家念亲之情。值得体味的是其中的颔联与尾联。颔联云：“久客已违慈母意，长贫先断故人书。”可见他当时已长期陷于贫困，连老朋友都逐渐疏远，乃至断了书信来住，为此才不得不离家别母外出谋事的。尾联说：“弹铗至今归未得，西风空忆武昌鱼。”战国时代齐国孟尝君的门客冯谖由于忍受不了自己的低级待遇，而弹着剑把，嚷着“食无鱼”、“坐无车”、“无以为家”，提出要回家。作者借这个典故表明自己何尝不像冯谖一样瞧不起这份差事而想回家呢？只是为了不为穷困所折磨，而不得不滞留异乡罢了，致使秋风起时想尝尝家乡的美味武昌鱼而不可得。这种无可奈何，正是作者当年漂泊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正是这种穷困生活促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写出好诗来。
五律《送林一足之燕京》二首写于当年冬天。从诗前小序中得知，林一足本名修，广东人。原是一名清军军官，辛亥革命中曾率清军攻打武昌，不慎自己弄断了一条腿；不久掉转枪头转入民军，是一个很有个性的青年。作者在辛亥革命时曾是学生新军，参加过武汉保卫战，因而与林结识，成为好朋友。１９１３年二人还结伴上了庐山，分手后林即回了广东。三年后他又来到武汉，说要进京求职。作者认为林为残疾之人尚且能够自警自励，以求有用于世，实是难能可贵。可是眼下的京城已被军阀们闹得乌烟瘴气，处处是陷阱，处处是贼窝，哪里有你的用武之地，此次进京就未必是明智之举。为此在临别之际，既设酒为他饯行，又为他写了这两首送别诗，委婉地表示了他的担忧与忠告。
第一首：“幸得余生在，欣逢君到门。寂聊犹故我，萧瑟此中原。末俗难为计，孤怀未可言。□堪一醉，莫谓不胜樽。”诗中除对老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与欢送外，更向朋友诉说分手以来中原的局势和自身的处境。中原腹地仍像几年前一样纷乱衰败；自己也无所作为，依然故我。末世的恶俗使我难以对付，孤高的情怀无人可以倾诉，老朋友到来正可与你作彻夜长谈。为此特备下美酒，供我们一醉方休，千万不要以不胜酒力推辞。这些推心置腹、热情如火的言辞，就是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因相逢又相别而激起的心灵的火花。
第二首则是对朋友的冷静的劝慰与安抚：“世乱亟如此，嗟君何所之。马尘逐京国，风雪黯江湄。吾党材难用，苍生事可知。今朝离别意，未敢说相思。”意思是说，世事纷乱到了如此地步，老朋友还要到哪里去呢？就在你今日进京之时，长江两岸已是风雪漫天了。在这暗无天日的年代，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是不会被人看重的，除了投靠军阀，为虎作伥外，不可能谋求到正当的职业，天下百姓的生计大事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当此离别之际，实在不愿说一些彼此想念的客套话，而深为你的前程担忧，望你审时度势，三思而行。这里既可见作者对朋友的一片真情，更可见作者对时局的敏锐观察，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
黄负生的词作仅留得《和南唐二主词》七首。１９１７年６月１日，他应邀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与宴者四五人，都是文士。酒后余兴未减，大家便分题和作南唐二主词，以午夜为限。作者分得七题，当即乘兴挥毫，一气呵成，粲然可观。
和作全是步韵，即不仅要用原韵，而且要用原作韵脚的同一个字，其先后次序也不能更换。这就会有更多的限制，真可谓带着脚镣跳舞。作者的这几首和作却能运笔自由，自成境趣。如第一首《清平乐》，李煜的原词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阶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讯无凭，路遥旧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作者的和作是：“匆匆春半，寂寞音书断。一枕莺声和梦乱，芳草长亭绿满。金钱夜卜难凭，玉炉心字烧成。莫问春情深浅，钱塘今夜潮生。”原词是抒写离人愁思的名篇，和作也写闺中念远怀人，意蕴虽不及原作深婉丰厚，令人一唱三叹，却也形象鲜明，情景相生。用枕边莺声、长亭绿草衬托少妇春心萌生，用夜卜金钱、烧心字香刻画盼望丈夫早日归来的心态，都恰切地表现了闺中人的独特情思。末句用“钱塘今夕潮生”来比喻激荡难平的春情，也是启人心智，导人遐思，极富艺术表现力的。一首酒后遣兴的和人之作，能达到如此境界，作者的填词功力于此可见。后面的六首也大都如此，毋庸赘述。
黄负生烈士离开我们已经８０多年了。他的早逝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革命的先驱，也是失去了一位前途无量的作家，令人惋惜。他留下的这些诗词及其他作品都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责任编辑易山
在为数众多的描写武汉的小说作品中，钱鹏喜的长篇小说《花会》，显出它的特殊性：都市题材的特殊性与作家切入都市的文学视点的特殊性。
花会，据鹏喜先生的小说描写，是曾经广传于武汉三镇的赌博方式。花会“最先盛行于港澳一带水上人家。港风西渐沿长江传至下江吴越，再至江汉平原”。“花会传播到汉口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事隔二三十年又死灰复燃”①。
长篇小说《花会》，描写的是抗战前后武汉花会的流行兴盛，风云变幻的历史。以花会兴衰写武汉历史，是《花会》对武汉书写的鲜明特色。
花会，作为一种特殊的赌博组织与赌博方式，构成了旧武汉隐性的神经网络。与赌馆、跑马场、交易所等旧上海盛行的赌博方式不同，花会带有很强的民间仪式感与文字雅趣和智力游戏性。
花会投注低廉方便，能吸引一般市民的参与；开场仪式的怪异神圣，如庙会赶集，迎合着市民的聚合性与好奇心；海底猜迷的文字雅趣，相当程度地满足了“小姐、夫人、姨太太和青楼妓女，也有一些街道闾巷来的婆婆妈妈”等城市女性的闲娱心态②。从花会的社会结构形态看，它几乎网络着城市社会的每处空间；游走于街头巷尾的“划子”们，设在各处杂货店的代销点，刊登在武汉报纸传媒上的花会题纸，花会的信息传播、题材发行，构成了一种隐性的城市网络。再从花会的社会组织形式看，花会由上海富商吴海笙与本埠赌场高手，南馆南生）张宗榜联盟，背后依靠武汉青洪两帮大亨杨青山，由此结成党政军警甚至洋奴买办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城市网络。实质上，旧武汉除了区划行政性城市网络，除了农工士商系统性行业网络组织之外，花会，以及由花会利益同盟所结成的权力结构，是另一种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民间性的城市隐性网络。
值得注意的，花会这种民间性的隐性城市网络，直接与城市欲望关联。或者说，它的形成基础与驱动力不是别的，只是城市欲望，以金钱投注方式以博取更大利润的赌博欲望。可以说，花会是由金钱欲望织成的一张城市欲望之网。与城市交通网络，城市行政区划网络，城市市民生态网络比较，城市欲望之网，是隐性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又是动力无穷魔法无边的城市驱动器。因为，欲望是城市的本原或本质。巴黎、东京、纽约这些世界大都市往往被人称为“欲望之都”，形象地显示出都市文明与人类欲望的轨迹与规律：“人类欲望像条红线贯穿了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因为，欲望是创造文明的唯一动力。”③
在已往的都市书写方式中，文学家或全方位地描写都市，如茅盾的《子夜》，彭建新的《孕城》）；或取一街一巷式的市民生活，传达都市的文化生态，如老舍的《四世同堂》，池莉的《生活秀》）；或以一人命运沉浮再现都市兴衰，如王安忆《长恨歌》）；或取一家一户市民生活碎片透视都市人性风景，如张爱玲、方方小说）……而鹏喜的《花会》，另辟路径，由花会这种民间性的隐形城市网络，描写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武汉历史。由花会写武汉，最终直逼城市欲望。《花会》，在中国都市文学的城市书写方式中，开创了一条新鲜而有效的城市描写方式。
当作家鹏喜经由花会进入武汉历史书写时，他已经将花会人事的描写，直逼到人性的欲望层面。面对赤裸裸的，亢奋而膨胀的，炽热而燃烧着的金钱欲望，《花会》人物全都显示出反常态、极端型的人性状态：阴险、歹毒、暴戾、凶残；人，无论男女，围绕花会的争斗，聚焦于物欲的抢夺，各各上演着残酷而惨烈的人生戏剧。
小说《花会》的叙事主线是武汉花会的发生史，更确切地说是花会盟主地位的争斗史。因为，谁拥座于花会盟主座位，谁便拥有了无尽的钱财与利润，所以，围绕着盟主座位的争斗，小说用尽笔力，叙写着吴海笙、张宗榜、蔚居卿、植木樱子、紫鹃的传奇人生；经由这一系列人物的传奇故事，立体地再现出武汉花会的风云变幻与武汉历史的波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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